袁氏家族标榜先公使得辛亥革命没有血流成河虽然是事实，但从大历史的眼光，接着以后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中国不过就是进入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不同时期而已。就对人口的毁灭，世道没有回到承平，社会结构与组织方式的不大变化，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我是对生物社会感兴趣的。这就让我思索怎样从生物史观来理解这段历史。也就是如何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我们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

       欧洲人来到北美之前，北美的野牛头数在几百万，接近千万的数目。所以对于狩猎为生的西部与北部印第安人，你几乎在史书里看不到或听不到这些地区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相较于美国中部和南部的印第安农业部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是由于狩猎为生的印第安部落早在一万年前，就对猛犸象和地懒等大型肉食供应动物的灭绝中得到了保护自然的观念。

       中国在由九千多年前的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以及北方的贾湖遗址中一步步走向文明，在进入农业占高比例的生存方式以来，历次的改朝换代，甚至文化与社会改革，都伴随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悲惨画面。辛亥之后如何能免？

       生态学上的生物增长，或者我干脆说人类人口增长与环境容纳量的微分方程

dN/dt=rN[(k-N)/k]

这里d是死亡率，N是人口总数，r是马尔萨斯参数，亦即人口变动率，k是环境供应量与人口对必需品消耗量的斜率，亦即人口与环境的饱和值。列出这个方程的目的只是想告诉文科生科学的逻辑运算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个方程告诉我们的是，当人口与环境供应量达到饱和，人口的增长必然导致供应的不可负担。解决的办法，一个就是减少人口，比如杀戮、或如北美猎食动物林克猫一样，自动减少生育。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提高环境的供应量，亦即增加技术，在现有的生态环境内，提高食物的供应总量。

       提高食物供应量牵扯到技术水平的提高；然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文价值的更新。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铜石并用、青铜、和铁器使用的历史。同样技术的改进自然也就是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的最根本、最终极原因。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雄狮起来打个哈欠，接着睡起觉来，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用了洋枪队剿灭太平天国之后，中国人才猛地觉醒，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李鸿章等自然不懂社会的这种发生规律。这种技术引进的办法，虽然可以使得中国船坚炮利，但并未真正使得中国现代化，亦即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改进。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未触动基本的根基；而现代化的标准，应该是人的现代化，正如李宗仁评价日本的现代化水平，当时日军的士兵，都已经是高中毕业的学生，而中国的士兵还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中日战争如何能胜？

       要提高人的现代化，要不要抛弃“中学为体”的观念，成为了甲午失败的直接原因和民众的认知与反思。庚子之乱之后的割地赔款，更使清政府颜面尽失，改革的呼声高涨。而清政府的左右摇摆，对维新运动的扼杀，使得革命党与保皇党在争论中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得人心，朝野上下，对社会结构变革的态度，莫不如此，奠定了汪精卫刺杀失败被捕而不被杀戮正法，孙中山更可以白面书生，清秀洒脱获得王爷们的赏识。

       中国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下，焉能不发生革命？革命焉能不一声枪响，普天响应？问题是，辛亥革命与生态学发生了什么关系？

       我们都知道清朝的人口在立国之初就开始大规模增长，康熙年间已达几个亿。到清末已经是X个亿了。借助玉米、红薯等秋作物的引进，大量增加的人口，已经徘徊在K值的饱和之间。如果太平军征兵困难，如果蔡锷征兵困难，它们安能举起反旗？

       民国与共和国之后的技术进步随即带来更大的人口增长，所以自太平天国到文革结束，杀戮仍然不断。一直到了一胎化之后，才显示出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试想如果现在的家庭还是如50、60年代，每位父母都是抚养3~4个孩子，他们还有钱送子女到美国念书吗？还有富裕的钱到美国买房子吗？

       其实这是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容易想到的结论。但盛世的吹嘘，必然不能把科学的规律之内所自然形成的荣耀来替代人为的政绩。中国的经济是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在提高。但其潜在最终极的原因，是一胎化的成功。是对科学内在规律的运用获得的；并非是其它什么领导下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