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下面转载：

                                      伸张正义   见义勇为

         1937年5月美国教徒、退役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协助中国发展空军，他是在中国参加8年抗战的美国军官。1937年10月他建立了国际志愿队（简称国际中队，飞虎队）。1938年8月，根据教徒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抗战期间，在三年多的战斗中，陈纳德指挥的第14航空队战果辉煌。日本空军高桥中将说：14航空队在中国给他们造成了60 – 70%的损失，如果没有空军力量的打击，我们或许能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队员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经获得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大蓝授带勋章。

         1913年 法国贝熙业（Jean Jérome Augustin Bussière）医生来华，曾担任总统府医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他代表外国驻京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中国的抗日战地运送急需的药品；掩护爱国青年学生、国际友人奔向抗日根据地和为百姓免费医治伤病。

         1937年的“七七事变”以后，燕京大学没有搬迁。燕园里升起了星条旗，司徒雷登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当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学是美国财产，并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爱国进步学生。在沦陷区保留了一个抵抗奴化的抗日教育基地（包括有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的萧正谊和日本籍教授乌居龙藏）。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数日内在上海有八十多万难民。法国传教士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S.J.）神甫提出了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经过他奔走，得到英、美、法等国驻沪使馆支持，并取得中日交战双方的同意后于11月9日在上海南市建立的难民区正式建成。成立的当天就收容难民2万多人，最多时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难民10万人以上。难民区由以饶家驹（当时任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为首的外籍人组成监督委员会负责管理。

        第二代美国传教士费吴生(Dr. George Ashmore Fitch ) 牧师于1883年生于中国苏州，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南京国际安全区副主任，他亲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冒着极大风险将曾参与救助中国难民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 John Magee ）牧师拍照的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内，带往上海。这份长达8卷的胶片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罪行唯一的真实纪录，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Rabe）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传教士、医生和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不惧危险、奋不顾身和尽其所能地抗议和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施暴。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和其他国际友人一起保护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1938年2月拉贝离开南京，中国国民政府授予拉贝三色彩玉勋章（编号98）。4月15日，约翰·拉贝回到德国。日本是德国的同盟国，拉贝不顾个人安危，连续举行报告会揭露日本屠杀中国人民，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公布于世。他于6月8日直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拉贝曾经一度被德国秘密的国家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逮捕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拉贝失去工作，仅能煮菜汤、啃干面包。他确留给后人的是，25万未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在日本的同盟国，公开揭露日本在南京城区内残暴罪行和有500多个案例证明南京大屠杀重要证据的《拉贝日记》。1996年12月拉贝的外孙女莱茵· 哈特夫人将2000多页的《拉贝日记》副本首次向外界公开，铁证如山，很多内容可与其它资料互为佐证。

        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1937年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组成留守委员会任代理院长期间，在日本军队南京大屠杀和残害中国民众之时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奋力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孺和难民。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采玉勋章。她是 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 ，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罪行的魏特琳日记。

         1938年5月，日寇进占徐州时，大约有2500余名中国妇孺为免日军蹂躏，逃入教会学校（王陵路妇女学道院）及教会医院避难。由于中国籍守门人员均将被日军射杀，美籍传教士葛璧玺（美国传教士葛马可夫人）和彭夏丽不顾个人安危亲守学校大门，日军虽然将刺刀伸进铁门却未能进入。

        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30年10月18日自英国只身出发，花费了所有的积蓄，乘船和火车穿越苏联，后又取道日本，最终到达中国天津、北京，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达山西阳城县，接替年老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 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地区被日军侵占，她帮助救治中国难民和伤员，并将日军行踪通知中国方面。1940年艾伟德带领94名孤儿在战时环境下脱离沦陷区。艾伟德是一位身高一米四五，体重不足40公斤身躯娇小的弱女子，却以超凡的勇气、毅力和爱心作出了不平凡的带领近百名孤儿从山西经过河南，历经27天的长途跋涉到达陕西扶风。她们翻山越岭穿过日本军队的封锁线，最终无一人掉队。就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时刻，艾伟德却住进行了医院。她在医院一醒来就问“我的孩子们在哪里？”。她带领的全部孤儿都被安置在教徒宋美龄创办的孤儿院内。1949年她得到资助回到英国家乡看望，结果从此再也回不到她无私付出的中国大陆。于是，她前往台湾，于北投（后迁木栅）创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后改为伯大尼儿少家园）收养孤儿。这是一位在中国大陆鲜为人知用母爱之心，以实际行动曾经帮助过中国人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的英国人；举世闻名的“小妇人（The Small Woman）”。

         1942年2月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10架C-53，于3月美国第十航空队在新德里成立，建立一条自印度至中国的专用航线，组织空运和提供后勤支持。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驼峰航线飞行员杰·温雅德（Jay Vinyard）获得中国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抗战期间在中国重庆，延安等地都有日本人组织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从事反战活动。2015年9月2日上午中国大陆在人大会堂，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中的代表十位人士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参加过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一位成员，小林宽澄被授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在日寇蹂躏下的中国百废待兴，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起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3年11月9日，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决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成立的目地是为了帮助在二战中受害严重，而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参战国战后重建。其中，受害最严重的中国成为最主要被帮助的国家，救济资金和物资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此举，对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犹如雪中送炭。

       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美国红十字会（美红会）开始连续不断援助中国，1937年10月英国红十字会和德国红十字会也开始不断援助中国，1937年12月苏联红十字与红新月会，1937年比利时红十字会，1938年7月菲律宾红十字会等等都分别援助过中国；挪威、瑞士等国的红十字组织也都有积极行动。1938年１月２４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美红会，呼吁其在国内募捐百万美金，用以救济中国受难民众。美红会会长戴维斯（Norman Davis）也吁请美国人民踊跃捐款援助中国。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０日，第１６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戴维斯对日军的残暴行为予以谴责 。１９４０年５月，罗斯福总统夫人代表美红会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民众捐助战争救济金，希望美国民众能够慷慨解囊，爱邻如己。国际红十字组织在道义声援中国的同时，始终以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援助中国，援华物资种类繁多，不仅有医药和粮食等战时稀缺物资，而且还有布匹、罐头、牛奶、儿童玩具等生活用品。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人力援华，从１９３８年以来持续不断，１９４２年达到高潮。来华服务的医护人员达百馀人，包括以白求恩［加拿大医生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的父亲是牧师，母亲是传教士；白求恩 曾就读教会创办的多伦多大学（后来脱离教会），白求恩 于1938 －1939年以实际行动将爱传播给当时备受侵略的中国人民。］为代表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受印度国大党派遣援助中国的印度医疗队和“西班牙大夫”。其中，“西班牙大夫”在华参加救护工作时间最长，其成员也最多。

                 （转载自：西学东渐，报效民族：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的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