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下面轉載：

                                      伸張正義   見義勇為

         1937年5月美國教徒、退役飛行員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協助中國發展空軍，他是在中國參加8年抗戰的美國軍官。1937年10月他建立了國際志願隊（簡稱國際中隊，飛虎隊）。1938年8月，根據教徒宋美齡的要求，陳納德去昆明籌辦航空學校，訓練中國飛行員。抗戰期間，在三年多的戰鬥中，陳納德指揮的第14航空隊戰果輝煌。日本空軍高橋中將說：14航空隊在中國給他們造成了60 – 70%的損失，如果沒有空軍力量的打擊，我們或許能去我們想去的任何地方。陳納德將軍和飛虎隊隊員為中國的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曾經獲得中華民國青天白日大藍授帶勳章。

         1913年 法國貝熙業（Jean Jérome Augustin Bussière）醫生來華，曾擔任總統府醫師。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他代表外國駐京醫官致函中國紅十字會，願意為紅十字會服務，支援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他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為中國的抗日戰地運送急需的藥品；掩護愛國青年學生、國際友人奔向抗日根據地和為百姓免費醫治傷病。

         1937年的“七七事變”以後，燕京大學沒有搬遷。燕園裡升起了星條旗，司徒雷登以校長的名義向駐北平的日本占領軍當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學是美國財產，並堅決反對日軍進入校園搜捕愛國進步學生。在淪陷區保留了一個抵抗奴化的抗日教育基地（包括有燕京大學畢業後留學日本的蕭正誼和日本籍教授烏居龍藏）。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數日內在上海有八十多萬難民。法國傳教士饒家駒（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S.J.）神甫提出了設立“南市難民區”的建議。經過他奔走，得到英、美、法等國駐滬使館支持，並取得中日交戰雙方的同意後於11月9日在上海南市建立的難民區正式建成。成立的當天就收容難民2萬多人，最多時曾有收容所130餘所，收容難民10萬人以上。難民區由以饒家駒（當時任國際紅十字會難民救濟委員會負責人）為首的外籍人組成監督委員會負責管理。

        第二代美國傳教士費吳生(Dr. George Ashmore Fitch ) 牧師於1883年生於中國蘇州，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期間，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南京國際安全區副主任，他親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後，侵華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數月的大規模屠殺。1938年1月23日費吳生冒着極大風險將曾參與救助中國難民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 John Magee ）牧師拍照的膠片縫在駝毛大衣的襯裡內，帶往上海。這份長達8卷的膠片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罪行唯一的真實紀錄，是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

         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前夕德國人約翰·拉貝（John Rabe）和十幾位外國傳教士、教授，傳教士、醫生和商人等共同發起建立南京安全區，並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不懼危險、奮不顧身和盡其所能地抗議和阻止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施暴。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的拉貝和其他國際友人一起保護了超過25萬中國人的生命。1938年2月拉貝離開南京，中國國民政府授予拉貝三色彩玉勳章（編號98）。4月15日，約翰·拉貝回到德國。日本是德國的同盟國，拉貝不顧個人安危，連續舉行報告會揭露日本屠殺中國人民，將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公布於世。他於6月8日直接寫信給希特勒，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為中國人民伸張正義。拉貝曾經一度被德國秘密的國家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逮捕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拉貝失去工作，僅能煮菜湯、啃乾麵包。他確留給後人的是，25萬未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中國人民；在日本的同盟國，公開揭露日本在南京城區內殘暴罪行和有500多個案例證明南京大屠殺重要證據的《拉貝日記》。1996年12月拉貝的外孫女萊茵· 哈特夫人將2000多頁的《拉貝日記》副本首次向外界公開，鐵證如山，很多內容可與其它資料互為佐證。

        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1937年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組成留守委員會任代理院長期間，在日本軍隊南京大屠殺和殘害中國民眾之時她積極營救中國難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奮力保護了數以萬計的中國婦孺和難民。1938年國民政府授予采玉勳章。她是 南京大屠殺的見證者 ，記錄了南京大屠殺日本軍國主義的殘忍罪行的魏特琳日記。

         1938年5月，日寇進占徐州時，大約有2500餘名中國婦孺為免日軍蹂躪，逃入教會學校（王陵路婦女學道院）及教會醫院避難。由於中國籍守門人員均將被日軍射殺，美籍傳教士葛璧璽（美國傳教士葛馬可夫人）和彭夏麗不顧個人安危親守學校大門，日軍雖然將刺刀伸進鐵門卻未能進入。

        英國獨立女傳教士艾偉德（Gladys Aylward）1930年10月18日自英國隻身出發，花費了所有的積蓄，乘船和火車穿越蘇聯，後又取道日本，最終到達中國天津、北京，然後又長途跋涉到達山西陽城縣，接替年老的衛理會傳教士珍妮·勞生（Jeannie Lawson）。 1936年艾偉德加入中國籍，抗日戰爭爆發後該地區被日軍侵占，她幫助救治中國難民和傷員，並將日軍行蹤通知中國方面。1940年艾偉德帶領94名孤兒在戰時環境下脫離淪陷區。艾偉德是一位身高一米四五，體重不足40公斤身軀嬌小的弱女子，卻以超凡的勇氣、毅力和愛心作出了不平凡的帶領近百名孤兒從山西經過河南，歷經27天的長途跋涉到達陝西扶風。她們翻山越嶺穿過日本軍隊的封鎖線，最終無一人掉隊。就在這個令人興奮的時刻，艾偉德卻住進行了醫院。她在醫院一醒來就問“我的孩子們在哪裡？”。她帶領的全部孤兒都被安置在教徒宋美齡創辦的孤兒院內。1949年她得到資助回到英國家鄉看望，結果從此再也回不到她無私付出的中國大陸。於是，她前往台灣，於北投（後遷木柵）創立了艾偉德兒童之家（後改為伯大尼兒少家園）收養孤兒。這是一位在中國大陸鮮為人知用母愛之心，以實際行動曾經幫助過中國人民，一直保持中國國籍的英國人；舉世聞名的“小婦人（The Small Woman）”。

         1942年2月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10架C-53，於3月美國第十航空隊在新德里成立，建立一條自印度至中國的專用航線，組織空運和提供後勤支持。根據美國官方統計，美國空軍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華空運中，為中國空運各類戰爭物資65萬噸。駝峰航線飛行員傑·溫雅德（Jay Vinyard）獲得中國抗戰勝利 70周年紀念章。

        抗戰期間在中國重慶，延安等地都有日本人組織的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期間從事反戰活動。2015年9月2日上午中國大陸在人大會堂，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年大會上，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中的代表十位人士頒發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參加過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的一位成員，小林寬澄被授予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

        在日寇蹂躪下的中國百廢待興，美國羅斯福總統發起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1943年11月9日，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華盛頓簽訂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協定》，決定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成立的目地是為了幫助在二戰中受害嚴重，而且無力復興的同盟參戰國戰後重建。其中，受害最嚴重的中國成為最主要被幫助的國家，救濟資金和物資主要來自美國、英國和加拿大。此舉，對當時滿目瘡痍的中國，猶如雪中送炭。

       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美國紅十字會（美紅會）開始連續不斷援助中國，1937年10月英國紅十字會和德國紅十字會也開始不斷援助中國，1937年12月蘇聯紅十字與紅新月會，1937年比利時紅十字會，1938年7月菲律賓紅十字會等等都分別援助過中國；挪威、瑞士等國的紅十字組織也都有積極行動。1938年１月２４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致函美紅會，呼籲其在國內募捐百萬美金，用以救濟中國受難民眾。美紅會會長戴維斯（Norman Davis）也籲請美國人民踴躍捐款援助中國。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０日，第１６屆國際紅十字大會在英國倫敦舉行，時任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戴維斯對日軍的殘暴行為予以譴責 。１９４０年５月，羅斯福總統夫人代表美紅會發表演說，呼籲美國民眾捐助戰爭救濟金，希望美國民眾能夠慷慨解囊，愛鄰如己。國際紅十字組織在道義聲援中國的同時，始終以財力、物力、人力等資源援助中國，援華物資種類繁多，不僅有醫藥和糧食等戰時稀缺物資，而且還有布匹、罐頭、牛奶、兒童玩具等生活用品。國際紅十字組織的人力援華，從１９３８年以來持續不斷，１９４２年達到高潮。來華服務的醫護人員達百餘人，包括以白求恩［加拿大醫生亨利·諾爾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的父親是牧師，母親是傳教士；白求恩 曾就讀教會創辦的多倫多大學（後來脫離教會），白求恩 於1938 －1939年以實際行動將愛傳播給當時備受侵略的中國人民。］為代表的加、美援華醫療隊，受印度國大黨派遣援助中國的印度醫療隊和“西班牙大夫”。其中，“西班牙大夫”在華參加救護工作時間最長，其成員也最多。

                 （轉載自：西學東漸，報效民族：中國的科學、技術與教育事業的寫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