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观之，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追求权力、拒绝自由、抵制文明的过程。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流意识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本质就是追求权力。追求权力则必然拒绝自由，抵制文明。其中，义和团运动则是最愚昧、最为反文明的运动。

义和团和北美印第安人一个思维层次。不仅抵制先进的思想，还抵制先进的物质。他们反对一切西方元素，毁铁路、扒电线杆、捣毁医院、机器和一切洋货。你说毁铁路、扒电线杆，削弱西方人的军事能力，还说得过去。捣毁医院、机器和一切洋货就非常不可理喻了。但凡使用洋货的中国人，都被义和团列为杀害对象。洋人没杀多少，杀害教民和老百姓不计其数。

《拳事杂记》中记载：“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天津一月记》也道：“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

还有《庚辛纪事》中讲到，“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

至今还有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那门子反帝？爱国了？纯粹是打着“反帝爱国”的名义耍流氓，干愚蠢野蛮残暴的勾当，愚不可及，野蛮无底线，残暴之极无以复加。《西巡回銮始末·卷3》记述，“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累累罪行，令人发指。

好在中国人不全是义和团和印第安人的思维层次，才免于落得印第安人的下场。“洋务运动”就比义和团思维高一个层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西方先进的思想，但愿意学习、引进和使用西方先进的物质成果。但仅引进物质成果，没有引进物质成果赖以产生的思想资源和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就始终得依赖技术引进。

义和团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人的到来，侵蚀了中国儒家三纲赋予皇帝、父亲和丈夫的权力。传教士深入乡村，传播基督教，宣扬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破坏了乡村以父权和夫权为基础的宗法家族秩序。子女不听父母的管教了，妻子不听丈夫的管教了，村民不听家族长老和乡绅的管教了，成为体统！于是，基督教受到乡村社会的整体敌视和排斥。只有少数原先就被宗法家族排斥在外的一些游民愿意加入。他们加入也不是真信，而是为了得到教会的保护。相当多的教民确实也品性不好，与原有的乡村秩序发生了冲突。加剧了乡村社会与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导致教案频发。

这是深层次的原因了。加上经济结构被列强打开市场而被迫转型，产生大量流民，自然而然，传教士和洋人就成了替罪羊。如果没有西方人进入中国，以往流民聚集起来，矛头就会指向皇权统治者。而清廷也因为被迫与列强签下若干条约，清廷的权力受到列强很多的限制和干预，不甘心。就借用义和团来反对西方势力，煽风点火，大开方便之门。这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难得地一致了。

其实，西方列强对清廷权力的限制利好老百姓。《南京条约》签订后，老百姓才有和国外通商的权利。就好比中国加入WTO后，民营企业才获得进出口贸易权。对清廷也未必全是坏事。清廷将海关委托给赫德管理，比委派自己的官员管理清廉和有效得多。所以，如果国家权力不能受到人民的限制，能受到更文明国家的限制，老百姓其实更受益。

事实上，尽管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有不平等不公平的对待，但比清廷残酷压榨老百姓的程度要低得多。租界在司法上比清廷公正得多，在刑法上更文明，在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上守信得多。也给中国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但中国上上下下，都把权力看得最重要。最在乎权力，把失去权力描绘成受压迫。尽管西方人给中国人带来了各方面的好处，但中国人认为不是自己做主，或者权力行使受到限制和干预，就觉得窝火。一门心思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恢复完全自己说了算。这就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线，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基于这一诉求。而义和团运动则是其中最低级的，最反动的。

2025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