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觀之，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中國人追求權力、拒絕自由、抵制文明的過程。近現代中國歷史的主流意識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而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本質就是追求權力。追求權力則必然拒絕自由，抵制文明。其中，義和團運動則是最愚昧、最為反文明的運動。

義和團和北美印第安人一個思維層次。不僅抵制先進的思想，還抵制先進的物質。他們反對一切西方元素，毀鐵路、扒電線杆、搗毀醫院、機器和一切洋貨。你說毀鐵路、扒電線杆，削弱西方人的軍事能力，還說得過去。搗毀醫院、機器和一切洋貨就非常不可理喻了。但凡使用洋貨的中國人，都被義和團列為殺害對象。洋人沒殺多少，殺害教民和老百姓不計其數。

《拳事雜記》中記載：“當團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枝，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

《天津一月記》也道：“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

還有《庚辛紀事》中講到，“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見洋錢則色喜，不復害之矣”。

至今還有人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反帝愛國”運動。那門子反帝？愛國了？純粹是打着“反帝愛國”的名義耍流氓，干愚蠢野蠻殘暴的勾當，愚不可及，野蠻無底線，殘暴之極無以復加。《西巡迴鑾始末·卷3》記述，“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銼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累累罪行，令人髮指。

好在中國人不全是義和團和印第安人的思維層次，才免於落得印第安人的下場。“洋務運動”就比義和團思維高一個層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拒絕西方先進的思想，但願意學習、引進和使用西方先進的物質成果。但僅引進物質成果，沒有引進物質成果賴以產生的思想資源和政治經濟制度，經濟發展就始終得依賴技術引進。

義和團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西方人的到來，侵蝕了中國儒家三綱賦予皇帝、父親和丈夫的權力。傳教士深入鄉村，傳播基督教，宣揚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破壞了鄉村以父權和夫權為基礎的宗法家族秩序。子女不聽父母的管教了，妻子不聽丈夫的管教了，村民不聽家族長老和鄉紳的管教了，成為體統！於是，基督教受到鄉村社會的整體敵視和排斥。只有少數原先就被宗法家族排斥在外的一些遊民願意加入。他們加入也不是真信，而是為了得到教會的保護。相當多的教民確實也品性不好，與原有的鄉村秩序發生了衝突。加劇了鄉村社會與傳教士之間的衝突，導致教案頻發。

這是深層次的原因了。加上經濟結構被列強打開市場而被迫轉型，產生大量流民，自然而然，傳教士和洋人就成了替罪羊。如果沒有西方人進入中國，以往流民聚集起來，矛頭就會指向皇權統治者。而清廷也因為被迫與列強簽下若干條約，清廷的權力受到列強很多的限制和干預，不甘心。就借用義和團來反對西方勢力，煽風點火，大開方便之門。這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難得地一致了。

其實，西方列強對清廷權力的限制利好老百姓。《南京條約》簽訂後，老百姓才有和國外通商的權利。就好比中國加入WTO後，民營企業才獲得進出口貿易權。對清廷也未必全是壞事。清廷將海關委託給赫德管理，比委派自己的官員管理清廉和有效得多。所以，如果國家權力不能受到人民的限制，能受到更文明國家的限制，老百姓其實更受益。

事實上，儘管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有不平等不公平的對待，但比清廷殘酷壓榨老百姓的程度要低得多。租界在司法上比清廷公正得多，在刑法上更文明，在人與人，國與國的交往上守信得多。也給中國人帶來了經濟上的巨大好處。但中國上上下下，都把權力看得最重要。最在乎權力，把失去權力描繪成受壓迫。儘管西方人給中國人帶來了各方面的好處，但中國人認為不是自己做主，或者權力行使受到限制和干預，就覺得窩火。一門心思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也要恢復完全自己說了算。這就是整個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主線，若乾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是基於這一訴求。而義和團運動則是其中最低級的，最反動的。

2025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