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文圣经里的耶稣一名，据说是从希伯来文Yeshua音译而来。我觉得还是按中国人的习惯翻成叶叔比较好，感觉更亲切。 2. 有人说，汉语中表达西方思想科技文化等概念的词语，都是直接借用日本人的翻译，如：哲学、企业、政策、系统、政党、独裁……等等；如果没有这些词，中国人几乎无法写文章交流。这话前半句是事实, 不应否认；但后半句却似是而非。其实早在百多年前国人对此就有过争论：是借用日本人的翻译,还是另起炉灶自己来过。主张前者的好象有梁启超，代表后者的是严复。就算不用日本人的翻译, 中国人也会搞出一套自己的词语，最多是不说“进化”而说“天演”罢了, 如此而已。韩国人不用日人的词汇,也没见有表达交流上的障碍。 3. 网上有人说“中日足球的差距显示了两国国民性和体制的巨大差距。”立论新颖,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但我总有疑问：足球可以显示国民性和体制的巨大差距，那蓝球可不可以? 乒乓球呢? 日本的蓝球好象一直不行, 乒乓球是过去行,现在不行。当然大家都知道, 足球只不过是被拿来说事儿, 借题发挥而已。但即使是拿来说事儿，也要说的通才行。 4. 又见反思文革的文章。我对文革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文革有两恶：一是撕裂社会，挑动群众斗群众；二是禁锢人的思想，全国人民只能听一个人的话，读一个人的书，照一个人的指示办事。如此搞得久了，大家都很烦。当然文革也还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如毛所说的，文革锻炼了全国人民，使中国人能说会写。现在网上还常见到文革式的雄文，文字激扬，气势凌人。 5. 文革的受害者绝不仅仅只是官僚阶层和社会精英，无数的草民也无法幸免。冯骥才记录的口述历史《一百个人的十年》就写了许多小人物的文革经历，字字血、声声泪。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加害者和受害者往往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 6. 文革里发生的荒唐事儿很多。我的中学母校，有一个英语老师，男的，姓郭。郭老师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长的一表人材，如玉树临风；还多才多艺，喜欢画画，常给学校画些宣传画什么的。但事情坏就坏在郭老师的这个业余爱好上了。这郭老师在家画画，爱拿自己老婆当模特，创作了不少那个现在叫做人体艺术的画儿。这事儿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一天晚上，学校工宣队和派出所破门而入，人赃俱获，抓了一个现行。郭老师当下就被拿进了拘留所。不久一纸判文下来，郭老师因流氓罪被送去农场劳教三年。郭老师真是比窦娥还冤，比南京的马副教授还冤。 7. 文革的样板戏是不是文化的高峰，见仁见智，大有商量的余地。但再好的戏也不能年年听，月月听，天天听。我小时有个邻居，特别喜欢吃西瓜，天天缠着他爸爸要西瓜吃。有一天，他老爹终于给逼急了，拉了一三轮的瓜回家，拖了一把椅子坐下，手里执了一根藤条，指着他儿子说，小子，都给我吃下去，今天我让你吃个够！可怜我那哥们儿，吃到第五个时就弯不下腰了，从此见到西瓜就犯晕。当年的样板戏也给我留下了相同的病症，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缓过来。几年前无意中又听到《沙家浜》，竟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听得津津有味。 8. 八个样板戏中，我认为最好的是《沙家浜》，尤其是“斗智”一场，词曲俱佳，堪称经典。《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祺，算是中国文坛的一位才子。据说江青审戏时，如果那里不满意，汪当场就改，词儿说来就来，江甚是佩服。后来有人传汪和江如何如何，应是无稽之谈。江青虽然霸道，但这方面没什么问题。 9. 有人说科学也是宗教，信科学也要有勇气。对此我不敢苟同，理由有二。一是任何宗教都要有一至高无上的教主，要有不容质疑的经书，要有规定的宗教仪式，这些科学都不俱备。更重要的是，宗教的根基是信，你得信，不信不行。至于科学，你爱信不信。 10. 李鹏日记出来了，现在还不知真伪。有人读了后在报纸写评论说，李的日记暴露了中共的一个核心机密：6.4是邓小平拍板开的枪。我真是很纳闷：为什么地球人二十年前就知道的事，他们几个到现在都不知道? 11. 唐骏这些天灰头土脸。“打工皇帝”正在顾盼自雄之际，冷不防被人扯了“龙袍”，露出了身上的缺陷。唐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好笑的是唐的“校友” 禹晋永，此公头顶一大堆头衔：博士、兼职教授、研究员，但怎么看怎么象是走江湖卖假药的。别人都避之唯恐不急之时，他却顶风而上，结果引火烧身。禹晋永的下场可能比唐还惨。唐说名气是生产力，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名气榜也是杀猪榜。 12. 唐的另一位“校友”最是特别：某寺庙的和尚。我彻底不懂了，出家人要这俗世的玩意儿干嘛？难道小和尚升大和尚也要看文凭？佛门都不清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