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精日事件（胡述安） ＂精日＂這個詞是最近一、二十年才在中國社會流行起來的詞，據筆者理解，就是從精神上認同日本的文化，主張中日友好。但中國官方媒體卻有不同的解釋，即從精神上認同日本的軍國主義、認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還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表示要推動立法懲罰＂精日分子＂。時任外交部長的王毅稱＂精日分子＂為＂中國人中的敗類＂。顯然他們採用的是這個詞的第二種解釋。但是不知是什麼原因，直至今日，所謂的＂精日分子懲治法＂並沒有出台通過。 儘管這樣的法律並不存在，用法律懲處這些＂精日分子＂還是有困難的。但不耽誤官方用輿論批判搞臭這些人，在經濟上懲罰這些人，在社交媒體上封鎖這些人。＂精日分子＂已經形成了一頂帽子。只要一祭出這頂帽子，在官方媒體批判的狂轟濫炸之下，那些被扣帽子的人無不舉手投降、自我認罪。 其實這就是幾十年來一種很熟悉的社會運行邏輯：當局利用掌握的官方媒體，先製造一個含義模糊、但帶有強烈道德色彩的帽子，再用這頂帽子去套社會上各種人和事。最後被扣上帽子的人往往先失去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再失去名譽、尊嚴，接着失去朋友、愛情、家庭，最後失去職位以及所有的謀生手段，發送勞改、勞教，一輩子翻不了身，用長期流行的話講，成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幾十年來類似的過程在中國不斷地重複，類似的帽子不斷地被製造出來，比如說＂胡風分子＂、＂白專道路＂、＂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四不清幹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殘渣餘孽＂、＂五一六分子＂、＂三種人＂、＂搞精神污染的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以上名單是筆者憑記憶信手寫來，完全沒有查找資料。相信仔細查的話，名單會更長。據稱毛強調每次打擊的不超過總人口的5%。雖然不能把這些5%都加起來得到製造出來的敵人總人數（因為有人遭受＂雙重打擊＂、＂三重打擊＂）。但被打擊過的人占總人口的30%-40%應該是一個合理的估計。 回到筆者此文的主題文革中的＂精日＂事件，筆者發現了一個絕好的事例，儘管當時沒有＂精日＂這個詞。下一段摘自於萬維網博主孤礁絮語於2017/05/14轉發的博文《＂乒壇三傑＂文革自殺之悲劇》。 1968年5月10日下午5點，北京市體委專案組的七八個人闖進了姜永寧家。他們先是大念：什麼＂站在反革命立場就是反革命派＂的語錄，接着向姜永寧的妻子孫梅英宣布，姜永寧已被專政。專案人員胡亂抄家，抄走了一包照片。在一張姜永寧少年時代的照片上，他們發現，他的衣服上有個小小的太陽旗。因此，專案人員逼迫姜永寧承認，他是＂日本狗特務＂。姜永寧一再解釋：＂那時（在香港）賣的衣服常有太陽旗，我和日本人沒有任何往來。＂但是專案人員根本不理睬他，對着姜永寧劈頭蓋臉一通亂揍。 不到一個星期，5月16日，姜永寧上吊自殺身亡。姜就是50年代初從香港來到大陸，為中國的乒乓球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又在文革中1968年相繼自殺身亡的＂乒壇三傑＂傅其芳、容國團、姜永寧中的最後一位。文革後乒壇三傑都得到當局的平反昭雪，文革也被當局稱為＂浩劫＂而得到全面否定。但是這一套整人的邏輯卻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各種＂精日＂案件中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由這個小小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這樣的社會與現代法治社會距離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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