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製造敵人？（金陵鍾）

摘要：敵人不只是現實衝突中的對抗主體，更是一種文化與政治敘事的建構產物。翁貝托・埃科在《創造敵人》中提出，敵人的存在塑造共同體身份，為群體提供價值參照；卡爾・施米特則將劃分敵友視作政治的本質標準，主權國家擁有定義公共敵人的決斷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進一步揭示，民族共同體的自我認知，始終依賴作為邊界的 “他者”。當現實衝突消退、真實敵人缺席時，政治力量往往會主動製造敵人，以此凝聚內部認同、轉移社會矛盾。這種政治策略短期能夠快速整合群體，但長期會將他者非人化，放大群體仇恨，壓縮理性協商空間。本文以埃科、施米特、安德森的理論為基礎，梳理敵人敘事從古羅馬、中世紀直至當代的演變，辨析 “必要的他者區分” 與 “刻意製造敵人” 的根本差異，並探討一個去妖魔化、不依靠虛構敵人維繫團結的共同體是否具備可能性。

關鍵詞：敵人建構；敵友劃分；想象的共同體；身份政治；敘事建構

一、引言

談論敵人，在情感層面總是令人不適。人們更願意討論友誼、合作與共同體內部的溫情，友誼帶來安全感，而敵人一詞天然裹挾厭惡、恐懼與對立。但埃科提醒我們，即便情感上排斥敵人，人類社會與政治共同體卻始終離不開 “敵人” 這一概念。在紐約的出租車上，巴基斯坦裔司機向埃科拋出一個簡單問題：誰是你的敵人？這個問題促使埃科反思：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如何依靠敵人完成自我辨認。

縱觀歷史，幾乎所有文明都存在對敵人的敘事建構。羅馬人將對手稱為野蠻人；中世紀基督教世界藉助猶太人這一他者鞏固宗教身份；近代民族國家興起後，各國通過塑造異族刻板印象完成民族邊界劃分；當代社會，移民、異質文化群體、外部文明又被反覆塑造為新的威脅。由此引出一系列核心問題：敵人在身份建構中承擔何種功能？政治權力如何完成對敵人的定義？當真實敵人消失，社會是否必然需要發明敵人？完全脫離敵人敘事的共同體，是否存在實現的可能？

二、敵人作為身份鏡像：埃科論共同體如何依靠他者認識自我

翁貝托・埃科在《創造敵人》中提出核心判斷：敵人的存在不僅定義我們是誰，還為我們的價值體系設立參照障礙；在對抗、克服敵人的敘事過程中，共同體得以證明自身價值。敵人如同一面鏡像，沒有他者作為參照，群體很難清晰確立自身文化、道德與身份邊界。

埃科從漫長的歐洲歷史中梳理樹敵的傳統。古羅馬時代，西塞羅將羅馬的對手描述為野蠻、奉行異教狂歡的族群，通過貶低敵人的文明水平，確立羅馬文明的優越性。中世紀基督教歐洲，則長期以猶太人作為他者鏡像，藉助對異質群體的負面敘事，凝聚基督教共同體的文化認同。進入現代，西方世界構建起 “西方 / 東方” 二元框架，將東方塑造為落後、愚昧的他者；而外來移民又成為當代西方社會新的想象敵人。

意大利法西斯統治時期的歷史，是埃科重點反思的案例。墨索里尼政權將民族復興的敘事建立在種族優越論之上，宣揚掠奪、對抗他者是民族崛起的必要條件。這套敘事人為製造敵人，把內部經濟、社會困境全部歸因於外部群體，利用仇恨完成全民動員。這正是 “找不到敵人，就製造敵人” 的典型實踐。

但埃科區分了兩種他者：作為參照的他者，與被妖魔化的敵人。單純的文化差異、觀念分歧，僅僅是 “他者”；而政治敘事的危險之處，在於將他者惡魔化，剝奪其人性。一旦敵人被去人格化，任何共情、理解敵人的嘗試都會被扣上背叛的罪名，暴力與傷害就此獲得道義上的正當性。

三、政治的本質：施米特的敵友劃分與主權決斷

如果說埃科從文化、歷史層面解析敵人如何塑造身份，卡爾・施米特則從政治哲學層面，把敵友劃分確立為政治本身的根本標準。施米特提出，倫理以善惡為標尺，美學區分美醜，經濟學衡量損益；唯獨政治，其核心規範是區分朋友與敵人。敵友劃分獨立於道德、審美、經濟判斷，指向共同體最根本的生存對立。

在施米特理論框架中，國家是最高形態的政治統一體，主權最重要的權能，就是定義公共敵人、決定是否進入對抗狀態。主權者擁有例外狀態下的決斷權，唯有主權實體能夠宣告誰是公共敵人。施米特認為，倘若國家放棄敵友劃分，永久維持無條件的和平政策，它將喪失作為政治實體的屬性，失去真正的主權。

烏爾德・阿百赫在研究施米特時進一步闡釋：施米特延續霍布斯 “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的人性預設，認為單純依靠法律制度無法維持社會秩序；主權權威想要維繫社會團結，必須識別一個共同敵人，依靠敵友對立鞏固集體紐帶。內部分歧、利益衝突，可以在共同對抗外部敵人的敘事下暫時擱置。

必須審慎看待施米特的理論：他揭示了現代政治內含的對抗維度，但這套理論極易被濫用。施米特只是描述政治存在敵友劃分的可能性，並不等於權力可以憑空虛構敵人。將施米特的敵友理論無限泛化，在沒有現實生存威脅時刻意製造敵人，就會滑向危險的政治投機。

四、民族、他者與想象的共同體：安德森論邊界的必要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將民族定義為 “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它被想象為有限、擁有主權的共同體”。民族內部絕大多數成員互不相識，依靠想象構建共同體歸屬感；而共同體天然存在邊界，邊界之外的他者，賦予民族主權意識。缺少外部他者作為參照，民族的自我想象便失去依託。

民族主義的歷史實踐反覆印證這一點。歐洲民族國家成型階段，英國人將法國人戲稱為 “吃青蛙的人”，德國人嘲諷意大利人食用大蒜，藉助生活習俗的刻板印象塑造敵人形象。在美國社會發展歷程中，少數族裔長期被塑造為內部威脅，在大眾媒介敘事裡，少數族裔聚居區被標籤化為犯罪與墮落的發源地。

由此可見，民族主義天然帶有尋找他者的傾向。即便民主國家，當內部經濟衰退、身份焦慮上升，也容易轉向民粹動員，建構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敵人敘事。喬治・凱南曾評論：戰爭狀態下的民主極易走向自我中心，將自身事業全部美德化，將敵人完全惡魔化，善惡二元對立會扭曲理性判斷。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馬賽曲》，號召公民拿起武器抵禦入侵者，就是藉助外部敵人完成民族動員的經典文本。

五、當敵人消失：共同體能否脫離敵人敘事而存續？

蘇聯解體為這個問題提供了極具象徵意義的案例。戈爾巴喬夫的外交顧問亞歷山大・阿爾巴托夫曾向西方坦言：“我們會給你最糟糕的服務，我們將剝奪你的敵人。” 隨着蘇聯這一長期對手退場，西方世界失去了延續數十年的明確敵人。但這種無敵人的狀態並未持久，媒體迅速建構起新的敵人敘事，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塑造為敵視現代文明的威脅，延續敵友對立的政治動員模式。

法國學者皮埃爾・科內薩在《製造敵人或如何憑良心殺戮》中提出，理論上存在擺脫敵人敘事、實現和解共存的可能，但實踐極其艱難。歐洲一體化常被視作超越舊民族仇恨的典範。經歷數百年連綿不斷的民族戰爭，歐盟國家選擇以經濟合作、人員自由流動替代對抗，嘗試放下歷史仇恨。

但科內薩同時指出，歐盟並未徹底擺脫敵人敘事。不少歐盟國家追隨美國發起反恐戰爭，媒體傳播伊斯蘭恐懼症，固化對穆斯林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歐洲右翼勢力持續煽動針對移民、少數宗教群體的敵視。這說明，僅僅依靠經濟合作，難以根除製造敵人的衝動。

由此引出一個關鍵結論：共同體可以擁有 “他者”，卻不必製造 “敵人”。他者代表差異、競爭與多元共存；敵人則是被妖魔化、被非人化，被定義為必須對抗、消滅的對象。區分二者，是跳出製造敵人陷阱的核心。

六、製造敵人的政治陷阱與當代反思

製造敵人，是極具誘惑力的政治捷徑。社會內部矛盾、經濟困境、治理難題往往複雜難解，改革與利益調整代價巨大。而製造一個共同敵人，只需要一套簡單敘事：一切苦難，都源於敵人的破壞。民眾的不滿向外轉移，內部衝突暫時平息，共同體獲得短暫團結。

但是這種團結建立在仇恨之上，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第一，敵人敘事一旦啟動，很難主動剎車。為維持動員效果，威脅敘事必須不斷升級，協商、妥協被視作投降，社會多元討論空間萎縮。第二，敘事會將敵人非人化，為歧視、暴力乃至戰爭提供道義藉口。第三，它遮蔽內部結構性矛盾，把複雜社會問題簡化為敵我衝突，阻礙真正的制度改革。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真實威脅存在的可能性。當共同體遭受侵略、打壓，識別外部威脅屬於正當的自我保護。人為製造敵人的核心特徵，是在不存在迫在眉睫的現實威脅的條件下，刻意虛構、放大威脅，用來轉移內部矛盾。二者存在本質差別。

想要抵禦製造敵人的敘事陷阱，需要多維度努力。首先，建立開放公共討論空間，允許內部矛盾有序表達，為社會不滿提供非暴力釋放渠道，不必向外尋找替罪羊。其次，區分競爭與敵對：群體之間可以存在利益博弈，但不必上升到生死對立，保留對話協商空間。再次，培育批判性思維，警惕單一歸因的陰謀敘事，拒絕將全部社會問題歸於某一類群體。最後，依靠法治約束仇恨話語，防止權力隨意定義公共敵人。

七、結語

敵人是人類政治與文化中永恆的鏡像。埃科告訴我們，敵人幫助共同體看見自身；施米特揭示政治天然內含敵友區分的可能性；安德森證明民族身份想象離不開邊界之外的他者。但承認敵人敘事的歷史功能，不等於認同權力可以憑空製造敵人。

“找不到敵人，那就製造一個”，是一條短期高效、長期毀滅性的政治法則。依靠共同仇恨凝聚的共同體，脆弱且充滿暴力風險。真正穩固的共同體認同，不是建立在共同對抗敵人之上，而是建立在共享價值、共同規則、對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之上。

一個成熟的現代共同體，可以接納差異，擁有他者，但拒絕妖魔化的敵人敘事。它能夠直面內部矛盾，以協商、改革化解困境，不必虛構敵人掩蓋自身難題。學會區分 “他者” 和 “敵人”，學會在差異中維持共存，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政治課題之一。

參考文獻

[1] 翁貝托・埃科。樹敵 [M]. 李靜宜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2] 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M]. 劉宗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 [M]. 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 皮埃爾・科內薩。製造敵人或如何憑良心殺戮 [M].

[5] 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 [M]. 新華出版社，1998.

[6] 烏爾德・阿百赫。主權與政治：卡爾・施密特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理論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