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消极影响（金陵钟）

摘要：1936 年的 “两个口号” 论争，本是抗日救亡背景下左翼内部围绕统一战线文艺路线展开的理论辨析，但论战过程掺杂人事猜忌、宗派情绪，后续又被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不断放大、改写，由此产生诸多深远的消极影响。这些影响不局限于 1930 年代上海文坛，还延续到解放区、建国以后，体现在左翼作家阵营的宗派化、文艺论争的政治化示范、文学史叙事被权力干预、文学独立批判空间被压缩等多个层面，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曲折发展不可忽视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两个口号论争；左翼文学；宗派主义；文艺论争政治化；现代文学

一、左翼内部形成难以弥合的派系裂痕，干扰正常文学交往与创作生态

论争原本的议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框架下革命文学的路线问题，但在实际展开过程中，理论分歧迅速与人事矛盾、身份猜忌交织在一起，造成左翼阵营的实质性分裂。

一方面，围绕 “国防文学” 与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文坛无形当中形成两大群体：以周扬、夏衍等为代表的一方，和以鲁迅、冯雪峰、胡风为核心的另一阵营。矛盾并未随着左联解散、鲁迅逝世而消解，这批左翼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之后，上海时代的派系隔阂被平移到解放区，演变为鲁艺与文抗之间的观念与人事隔阂。鲁艺侧重文学服务革命现实、歌颂光明；文抗延续鲁迅的批判精神，更强调暴露黑暗。二者本可以形成互补，却因为旧有的派系心结，容易出现立场对立，难以开展平等的对话。

另一方面，论争中出现将观点差异上升为身份怀疑的不良倾向。当时曾把胡风的口号主张与托派言论混同，甚至产生把鲁迅划归“托派同路人” 的揣测。这种猜忌风气，使得左翼内部不再仅仅讨论文学观点，还要审视论敌的立场、背景与派系归属。作家之间的交往被派系立场过滤，正常的文学切磋减少，立场站队增多。部分作家的创作评价，不再单纯依据文本质量，而带上派系色彩，损害了左翼本应具备的团结共生的文学生态。

这种裂痕长期延续，后来胡风集团案、对冯雪峰、丁玲的批判，都可以看到三十年代派系旧怨的影子。

二、开创 “文艺分歧政治化” 的负面示范，理论争鸣极易转化为政治定性

“两个口号” 论争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提供了一套将文艺理论分歧转化为政治问题进行处理的示范。

正常的文学论争，应当辨析概念、逻辑、创作路径。但在这次论战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逻辑：不赞同某一口号，就等同于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的文艺主张，可以被解读为政治立场问题。原本属于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探讨，被贴上 “破坏统一战线”“同托派相呼应” 这类政治性标签。

这套思维模式被后世继承：当出现文艺观点分歧，不去就文论文辨析学理，而是追溯论者的政治立场、历史渊源，用政治定性代替学术说理。

在建国之后，这种模式进一步放大。胡风的文艺思想，很多是延续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重视主体精神的理论脉络，但最后问题被升级为反革命政治案件；冯雪峰因为当年在论争中的立场，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清算。文艺观点不再允许在学理层面充分辩驳，观点的对错直接关联个人的政治命运。可以说，“两个口号” 论争中出现的政治化处理方式，为后来多次文艺批判运动埋下了思维上的伏笔。

三、干预文学史叙事，造成现代文学史书写长期受制于现实政治需要

“两个口号” 公案，在此后数十年中，不断被现实政治所征用，直接扭曲了现代文学史的客观书写。

五十年代，借助《鲁迅全集》题注改写历史叙事，将徐懋庸的信归为纯粹个人行为，把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的批评，解释为受冯雪峰蒙蔽的结果，以此重构论争的是非，服务当时的现实需要。全国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普遍采纳这套叙事，部分历史真相被遮蔽。

到文革时期，叙事又被彻底翻转，“国防文学” 被打成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周扬等人被划入 “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以此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批判。历史事实再次被改写。

进入新时期，1978 年三校讨论会重审该问题，又因为当事人现实地位的差异，不同意见难以平等发声。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评价两个口号，不完全是史料与学理问题，而变成现实政治风向的风向标。文学史不是对历史的还原，而是不断被现实力量修改的文本。作家、文学流派的历史地位，会随着口号评价的起落而升降，严重干扰现代文学学科的客观性。

四、压缩文学的多元探索空间，弱化文学本身的评判尺度

当派系立场、政治定性凌驾于文学审美与学理辨析之上，文学自身的评判标准就被边缘化。

论争之后，统一战线背景下的救亡文学成为压倒性主流。“国防文学” 推动抗日主题写作固然有时代价值，但也形成一种潜在规训：凡是偏离这一主流框架的创作，容易被质疑政治立场。

胡风、七月派作家坚持的 “主观战斗精神”，重视个体精神搏斗，延续鲁迅对人的精神复杂性的探索，本是现代文学极有价值的向度。但因为派系与历史旧账，这套理论长期遭到简单否定。作家的价值，更多取决于是否契合主流路线，而不是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

由此带来的后果：现代文学内部多元的思想资源遭到抑制。除了直接服务时代动员的创作之外，那些侧重于个体精神、社会批判、人性挖掘的作品，容易被忽视甚至否定，现代文学本应具备的丰富性被削弱。

五、遗留纠缠不清的人事包袱，干扰后世对左翼文学的学术研究

这场论争混杂理论、政治、人事多重因素，形成一团剪不断的历史纠葛，给后世研究制造了巨大障碍。

一方面，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不可避免带上个人恩怨与立场偏见。不同亲历者的口述、文字材料，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差异巨大。研究者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甄别派系带来的记忆偏差，很难纯粹从文本与学理出发看待三十年代左翼文学。

另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学界研究 “两个口号”，容易陷入二选一的立场站队：要么全盘肯定 “国防文学”，否定另一口号；要么反过来全盘美化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全盘否定周扬一方。研究变成为某一派辩白，而不是客观剖析双方各自的理论得失。研究者被卷入历史遗留的恩怨之中，遮蔽了对左翼文学内在矛盾的理性审视。

直至胡风彻底平反之后，学界才慢慢跳出人事恩怨，回归文本辨析。但长达半个世纪的派系叙事，已经深刻影响几代读者与研究者对左联后期文学史的认知。

结语

总而言之，“两个口号” 论争的消极影响，不在于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文艺口号本身 —— 不同路线的辩论本是左翼文学正常的思想现象；真正的危害来自论战过程中滋生的宗派习气、把文艺分歧上升为政治定性的处理方式，以及后世不同政治力量不断对这一历史公案的改写与利用。

它撕裂了左翼作家群体，提供了文艺论争政治化的负面样本，扭曲文学史叙事，压抑文学多元探索。认识这些消极影响，并不是简单对某一方做道德审判，而是从中吸取教训：文学与政治无法完全割裂，但应当守住边界，让理论之争归于学理辨析，拒绝用人事派系、政治帽子代替文学评判。

参考文献

[1] 赵歌东。左翼学案：周扬与 “两个口号” 论争 [J].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 (06).

[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口号的经过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