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的官就一定是贪官？一句“给他的”，一句“替他收的”，一对接就成了受贿款？ ——原国家开发银行国开金融副总裁受贿案中的证据追问 一句“这是给他的”。 一句“我是替他收的”。 两句话一对接，原本发生在两个民营企业之间、有协议、有项目、有真实履行的商业款项，就成了当事人的受贿款？ 谁说中国的官就一定是贪官？ 一个人曾在国家开发银行、国开金融担任副总裁，经手的是百亿级国家投资资金，长期参与国家级投资以及国企、央企相关项目。 在其任职期间： 未见其经手的资金出现一分钱差错；
未见其从工作业务中获得一分钱个人好处；
未见其给国家造成一分钱损失。 相反，他参与推动的相关投资和重组项目，为国家留下了十几亿元实际收益。 也就是说： 经手百亿级资金，国家获得十几亿元收益，个人却没有获得一分钱好处。 然而，最终被认定为“受贿款”的资金，却与其经手的国家资金、国企投资及其工作业务完全无关。 这些款项既没有来自其所管理的国家投资资金，也没有发生在其工作业务之中；与其经手的国家资金、国企投资和工作职责，没有任何资金往来，也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那么，这笔所谓“受贿款”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原本发生在两个民营企业之间 涉案款项原本发生在两个民营企业之间。 这两个民营企业之间，长期存在真实商业合作。 其中一类是借款合作： 有借款协议，
有展期协议，
有利息支付。 另一类是基金合作： 有具体项目，
有实际运营，
有收益分配。 这些款项不是来源不明的资金，也不是没有合同、没有项目、没有履行过程的空白交易。 它们有协议，有项目，有运行记录，也有实际结果。 换句话说，摆在案卷中的，原本是一组完整、具体、可以核查的商业事实。 问题在于： 这些合法合规的客观商业事实，为什么后来被否定？ 一句“给他的” 面对已经存在的合同、项目和实际履行，一方作出了一种说法： 这些借款和基金，不是商业往来，是给当事人的。 于是，一句口供，开始改变原有商业款项的性质。 原本记载在借款协议、展期协议、利息凭证以及基金项目材料中的商业资金，被重新解释成了“给当事人的钱”。 可是，仅仅说一句“是给他的”，并不能证明当事人已经知情、授意、收受或者取得。 还需要另一端的证据。 一句“替他收的” 随后，另一方又作出对应说法： 这些钱，我是替当事人收的。 至此，一方说“给”，另一方说“替收”。 两句话在语言上完成了对接。 原本发生在两个民营企业之间的借款、基金款项，也由此被认定为当事人的受贿款。 但两种说法能够彼此对应，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得到了客观证据的印证。 真正需要证明的是： 当事人是否知情？
当事人是否授意？
当事人是否实际收受？
当事人是否实际控制？
当事人是否个人取得？
当事人是否最终获益？ 从现有案件材料反映的情况看： 未见客观证据证明当事人知情；
未见客观证据证明当事人授意；
未见客观证据证明当事人实际收受；
未见客观证据证明当事人实际控制；
未见客观证据证明当事人个人取得；
未见客观证据证明当事人最终获益。 没有知情，
没有收受，
没有控制，
没有取得，
没有获益。 那么，个人受贿的客观证据，到底在哪里？ 两句口供，怎么就能推翻客观商业事实？ 刑事案件中的口供当然可以作为证据。 但是，当口供与合同、项目、资金运行、利息支付和收益分配等客观材料发生冲突时，不能仅仅因为两个人的说法能够相互对应，就当然否定全部书证和实际履行事实。 借款有协议，
展期有协议，
利息有支付。 基金有项目，
运行有记录，
收益有分配。 有合同，
有履行，
有结果。 两句口供，怎么就能推翻这些合法合规的客观商业事实呢？ 更重要的是，即使否定两个民营企业之间原有的商业关系，也不能因此直接跳到“当事人个人受贿”的结论。 从企业之间的商业款项，到个人受贿，中间仍然必须有客观证据证明： 钱为什么属于当事人；
当事人如何知情；
如何授意；
如何控制；
如何取得；
最终获得了什么利益。 这些环节不能依靠身份补足，也不能依靠推定跨越。 官员身份不能代替个人收受的证据。
两份口供不能代替完整的事实链条。 本期《案中之问》只追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一句“给他的”，一句“替他收的”，一对接，就足以认定个人受贿吗？ 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追问： 为什么在裁判中，有字不算，口说为证？ 欢迎关注 YouTube 频道 《案中之问》，让更多人看见这起真实案件中的证据问题，让合同、书证、资金流向和实际履行得到应有的审查。 ▶ 点击进入 YouTube《案中之问》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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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案件事实能够得到重新核查，客观证据能够得到真正重视，依法治国能够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每一次审判和每一个人的命运之中。 也期待这起案件的真相早日被看见，申诉程序能够依法推进，错误认定能够得到纠正，最终还当事人以清白。 案中之问｜先看证据，再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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