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協議、有履行，為什麼最後卻成了“有字不算，口說為證”？

從《習近平法治文選》看原國家開發銀行國開金融副總裁受賄案里的證據追問

一筆發生在企業之間的款項，究竟屬於正常商業往來，還是屬於某個國家工作人員個人收受的受賄款，應當依據什麼認定？

是依據已經簽訂的協議、實際履行過程、利息支付、項目運行、資金贖回和分配記錄，以及司法會計鑑定？

還是主要依據有關人員事後的兩份口供？

這正是這起受賄案中，一個無法迴避的證據問題。

一、有協議，也有實際履行

從現有材料來看，相關企業之間的資金往來並非沒有書面依據，也並非只有一筆無法解釋的轉賬。

其中，借款有協議，到期以後有展期手續，借款期間還有利息支付。

基金投資同樣有協議，有項目實際運行，資金有贖回，也有相應的分配記錄。

從合同簽訂，到實際履行，再到資金最終運行結果，每一個環節都有可以核查的客觀記錄。

此外，相關資金的經營管理和實際流向，還有司法會計鑑定予以反映。

合同存在。

履行記錄存在。

資金記錄存在。

司法會計鑑定，也存在。

這些客觀證據，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二、一句“給”，一句“替收”

然而，裁判認定所依據的另一條路徑，卻來自兩份關鍵口供。

一方稱：

“這些錢是給當事人的。”

另一方稱：

“這些錢是我替當事人收的。”

一句“給”，一句“替收”，原本發生在企業之間、有協議、有履行、有資金運行記錄的商業款項，最終卻被認定成了當事人個人收受的受賄款。

可是，口供中的說法並沒有改變已經發生的客觀事實。

合同沒有改變。

實際履行沒有改變。

資金運行記錄沒有改變。

司法會計鑑定所反映的情況，也沒有改變。

那麼，兩句話，怎麼就能推翻一整套客觀證據？

三、“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從何談起？

《習近平法治文選》第83頁指出，在司法實踐中，進入庭審的案件應當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要求。

當口供與合同、實際履行、資金記錄和司法會計鑑定發生正面衝突時，裁判選擇相信口供，也就意味着否定了這些客觀證據所反映的事實。

但這種選擇建立在什麼依據之上？

為什麼兩份口供可以被採信？

為什麼與口供相衝突的合同、履行記錄、資金記錄和司法會計鑑定，沒有成為認定事實的依據？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釋，那麼“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又從何談起？

四、為什麼成了“有字不算，口說為證”？

這起案件需要追問的，並不是口供能不能作為證據。

真正的問題是：

當口供與一整套客觀證據發生衝突時，裁判為什麼最終選擇了口供？

有商業協議。

有實際履行。

有資金運行記錄。

還有司法會計鑑定。

為什麼到了裁判這裡，卻成了“有字不算，口說為證”？

下一篇，我們繼續追問：

這兩份決定案件走向的口供，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下形成的？

它們是否有完整的同步錄音錄像？

其真實性、自願性以及取得過程，是否經過了應有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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