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的新闻里经常听到深圳“富士康”的字眼。该公司真是不花钱地得到了一种花大钱都难以得到的社会广告效应。尽管看起来现在这是一种负面效应。 很多学者、“砖家”都纷纷出来吐沫横飞地发表高见。我则认为，最有价值的声音，应该是该公司的员工对本公司发出的、毫无顾忌的真实感受或第一手信息。据凯迪“猫眼看人”发自一位该公司知情者的帖子发贴称：“我是‘赴死扛”在职人员，后勤部门，相对厂子内比较自由，在FOXXCOM已经3年多了，在这里我不想说里面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小，我只想说出我所知道的。本人可以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看来不少人真以为这些人都是跳楼自杀的。据我自己所知道的，死者中有数位是被保安（我所说的保安不是门口看门的那些内部环安课打死的）。是因为年纪小偷拿了公司一个小电子产品，活活被保安打死从楼上扔下来，此死者当时左胸有一个血洞，是被保安用钢管戳穿肋骨致死。其中我知道还有一个是因为和主管不和（原因是年轻人工作中损耗品太多被主管骂的太凶顶撞而已），此人在离职前一周左右被主管栽赃，被环安科关起来，其主管和保安用钻头活活钻死从楼上扔下来。另外哈工大名牌毕业生的那位哥们（孙**）本科毕业新干班新员工被环安课侮辱，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是被某人（具体不清楚和什么人结缘）栽赃，后来因为经不起此等折磨侮辱选择跳楼，5月13号的安徽男不用说就知道肯定不是自杀了，自杀的人不会自己捅自己4刀再去跳楼，而且翻过1.5米的围墙。另外几个我也不想打听，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我只想说一句在FOXXCOM，只要你被叫进环安课的，没有不被暴打，侮辱的，听进去过的人说不亚于日本人当年……我只想在这里说一句，老郭（即大老板郭台铭）的助理要想见深圳的一哥（大家应该知道一哥是什么意思，即市领导），只要一个电话，深圳一哥就屁颠屁颠跑过来，因为FOXXCOM给深圳带来的税收和经济是不用说的，每年我们的公仆那个大大的红包是少不了的，就龙华一个分厂区一个月开出全员的工资就10几亿，有些事情不是我们的部门不知道，他们会权衡，难道为了几个我等屁民查封500强的FOXXCOM吗？根本不可能！最后我总结一句一点都不夸张的话：在FOXXCOM，把你大卸八块说你是自杀你就是自杀！！”
今天早上，我在上班的途中，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任何把责任归咎于社会或富士康的说法都是不负责任的。荒唐！既不能归咎于富士康，也不能归咎于社会，难道只能归咎于跳楼自杀者本人吗？ 一个城市或一个工厂有自杀事件发生，可以视为正常现象。但在一个地点、一个公司，短时期内集中地向公众和社会发出绝望的信号，这绝对是反常的现象。公众为什么看不到国务院各部委、各机关的大小公务员们前仆后继地去跳楼？为什么不见满街的公司、写字楼的员工接二连三地去跳楼？你以为人家吃饱了撑的喜欢跳楼寻死吗？一个人，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除精神失常之外，只能解释为苦闷、冤屈已到心理承受的极限，前程茫茫看不到一点希望。除此之外，别无开脱。这是人人都明白的浅显道理。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有句名言叫“非效率的民主主义，不如合理的集权主义”。作为异乡人的社会底层，被所谓军事化管理的方式一个个逼向绝望的境地，原因不外乎有五：一是工时太长，员工工作在类似机械而简单的重复劳动中，了无生趣；二是工厂管理刻板，毫无人性化，员工甚至没有连监狱犯人都有的 “放风”间隙，身心俱疲，压力难以缓解；三是有员工不堪蹂躏，心有冤屈而无法自辩，无力申诉，只能自认倒霉；四是因失去竞争优势而顿失被尊重或被肯定的荣誉感。工友虽近在咫尺，却远隔天涯；五是因贫穷而自卑，深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梦想次第破灭。 公众目前只看到了表面上的“九连跳”、“十连跳”，但我可以肯定，在此之前，一定还有许多员工实际上已处于绝望的边缘，他们之所以没有迈出通向黄泉的那一步，只是因为他（她）或心理调适能力暂时够强，或对生存的要求本来就很低，抑或抱着能忍且忍的心态，走一步看一步地挺下去…… 富士康是一家大型的台资企业集团。笔者曾在日资和台资干过，相比之下，感到台资老板对员工更加苛刻。这也是在外资公司干过的打工仔普遍都有的共识。而美资或欧资的管理则相对人性化得多。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模式在企业文化的不同反映。 台湾人比日本人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乃至劣根性，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揭示过：“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因为（自己人）更容易整自己人。” 外资公司之所以敢于关起门来使劲压榨中国员工的血汗，乃是因为有恃无恐。给外资老板撑腰的并不是总公司的大老板，而往往是与当地政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官员。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这一点，外资公司的老板都很清楚。因为贯穿中国招商引资政策的那根线都是强调“优惠”加“扶持”，因此，通常如果一家大、中型的外资企业遇到劳资纠纷时，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实际上都起到了一种外资方相对固定的靠山作用，如果发生了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悲剧性公共事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通常会采取怀柔政策。如此这般，倒霉的基本上还是那些在当地打工的异乡人。 我曾在一家台湾独资公司谋职，那老板手上戴的是30多万元的劳力士金表，开的是最新款的大奔。做派十分招摇。在投资的那一年，在台湾早有家室的老板在娱乐场所认识并搞定了一位颇有姿色的广西妹，然后在当地最贵的别墅区买了一套400多万的豪华别墅，从此开始金屋藏娇，并育有一子。这还不算，紧接着，老板又在他办公室隔壁公开辟出一间房给此女做“副总室”专用。于是此女在外面是标准的二奶，而进得厂内，又摇身一变成了工厂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管理者。此二奶“副总”平时在厂内似母夜叉般耀武扬威，凶神恶煞，人见人怕，训起自己的大陆同胞姐妹们来比台湾老板还要凶悍。工人们敢怒却不敢言。但在我看来，这种人既可怜也可恨。 更早之前，我还在一家日资公司做过译员。在那一年中，我深深地被日本人刺激起了民族自尊心。我从日本老板对中国工人的习惯性蔑视中，从他们交谈的眼神，甚至鼻息间，都深深地感到，日本人是多么瞧不起咱中国人。那家日本独资公司为了获得当地政府的优惠条件如三年免税等，暗中与当地管理外商投资的有关官员达成私下交易。中方负责的官员说可以满足你日本人提出的特别优惠，而我的女儿则让你负责带到你设在香港的办事处工作并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像这样慷国家之慨而发自家之财的事情，我想各地都不会少见。
要解决中国员工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挺不起腰来这个问题，其一，只有允许中国的工人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才会让资方有所顾忌，但成立这种工会的前提是，不必听命于当地政府的任何指手划脚。其二，成立一个专门监督外资企业劳动用工、管理、合法经营以及投诉监督等经营行为的法律公署，一经发现违规现象，要么诉诸于法律程序，要么采取毫不留情的罚款措施给予及时惩戒；其三，建立一个可以让打工仔与当地政府部门求助的中间渠道，这个渠道不必通过繁杂的申请过程就可以直接经由该机构确认并让劳资双方的代表摆上桌面，必要时可请新闻媒体或全社会公正地监督桌面上双方摊开的一切。如此一来，即使有想不开的员工，也不会因气闷、无法释怀而找不到排解的渠道。
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人人都怕死。可今天偏偏富士康的员工居然冒出这么多勇气非凡的的人想着法儿去跳楼寻死。富士康，不管你的福利有多好，你的员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中在你的高墙内含恨而自杀，如何说服公众这不是公司自身管理和经营带来的问题？此种近因怎么辩解都难辞其咎。 据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而深圳不说文化，至少符合“经济相对发达”这一点。也许，正因为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才愈发让省吃俭用的外乡打工仔羞于直面因生活质量的强烈反差而带来的不平衡或自卑感。 中国以自己国民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的出让而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虽然外面看起来光彩夺目，而里面却浸透了中国许多无权无势的普通打工仔的血汗和青春。但“中国模式”却是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维持高速发展的唯一希望之所在。由此观之，中国不仅在环境上正在步欧洲工业国家“先污染后整治”的老路，而且在传统美德和文化传承上也正在滑向不伦不类、不中不洋的边缘。 外资公司给当地的税收作出了贡献固然有目共睹，同时也为当地的GDP增长起到了添砖加瓦的重要作用。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存在，但是，贡献不能取代人性，存在不能视为合理。没有人是喜欢跳楼的，这就像没有男人不喜欢美女一样，道理自然而简单。任何违反常理的现象必有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富士康的非人化管理模式无疑是近因，而我们这个国家因地域差别、身份差别而造成的贫富悬殊、社会歧视则是远因。我很讨厌那些站在一旁不懂装懂的所谓帮闲“学者”们瞎JB胡诌什么“责任不能归咎于富士康”、“精神危机是主因”的故作高深之论。 只有解决了温总理日前不便明说的社会“深层问题”，只有让打工仔觉得不论到深圳还是在自己的家乡打工都不存在什么环境或待遇上的明显差异，而老板们不管愿意与否，都感到“举头三尺有神明”，社会法规氛围迫使他不得不走上正常的、人性化的管理之路，那么，靠打工为生的兄弟姐妹们才会不惧压力，心情愉快地生活在自己自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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