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老家过春节，想见见在中学时代玩得最好的老同学——屈氏。于是在看完电视里的春晚后悔不当初的第二天晚上，拨通了我这个老同学的手机号码。    “喂，屈氏，新年好！我回来了，你现在在长沙还是在珠海？”跟他之间从来不用客套，直来直去。    “你找谁？”对方问道。电话里面是个不太清晰的男低音。    “是我啊！”我加大音量：“你听到了吗？”    “你打错了！”对方说。    “哦？对不起！”我看了一下显示的号码，没有错啊。他的手机号码很牛的，一连串的888。不知怎么，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种隐隐约约的、不祥的预感。    一种可能是，他栽了。另二种可能是，他换了手机号码，但因为什么呢？难道因为嫌话费贵了？不可能！我知道他才绝不差这点钱。第三种可能是，求他帮忙的人太多，烦不胜烦。毕竟他是握有实权的正处长嘛。    奇怪！他变了号码也没有任何音讯。我静静地坐着，空空的脑子，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时，我突然想到，以他显赫的官场身价，在百度上搜索一下，肯定到处都有他冠冕堂皇的行踪吧。于是打开电脑，把他的名字输入百度一搜，我的天哪！“判处无期徒刑。”    我相信我那一刻的眼睛一定睁得老大，而且倒抽了一口凉气。受贿520多万元，和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的受贿金额差不离。我没想到，以他精明极致的头脑，以他在在中学生年龄段就不像中学生的老成持重，怎么会没预想到有这么一天呢？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智者，但智者千虑，真的必有一失啊！而这一失的代价，几乎差点连脑袋也搬家了！    屈氏，是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有才的人。他的才华，不仅显露在我和他在中学时共代的共同的爱好——绘画技巧上，而且体现在他超乎凡人的个人公关手段上。这样的人，放在哪里都能做官。如果他都出不了头，只能说明这个社会不需要智者。    在绘画上，我自认为还没有达到他的境界。当时他的油画画得很出色，素描也别有风格。有一次，我到他画室去，突然看到墙上有多了一幅炭笔素描——一个青年男子的头像速写，那眼眶里都是黑糊糊的没有层次感，乍看之下，分不出瞳仁，但又分明感到眼眸在平静地盯视着你。我问他眼睛是怎么要处理成这样。他平静地答道：“用胶擦。”“胶擦？”我不解。他解释道：“胶擦也是一只画笔。会画画的，都把胶擦当成另一只笔。你不要把它只用在修改那个功能上。”听罢此言，我唯有佩服。    那段中学岁月，我和他因为共同的爱好——绘画而相交，也因彼此熟悉而无话不谈。有时神聊而昏睡在他的床上，像喝高了酒不思归家的醉汉；有时他常常会在晚饭后顺道走入我那院落深深的小平房，手指夹着一根香烟，就悠悠然步入房门。我的父母也不会特别招待他或张罗点什么，因为他在我家已不算什么客人了。    后来，我们中学毕业，命运把我和他分别引向未知的方向，再后来，各自远走他乡。我被南风窗吸引而到了现在这片商业的绿洲、文化的沙漠，而他从甘肃的部队复员后却坚定地选择留在自己从小就熟悉的家乡。    从他被捕前的仕途风光来看，他的选择并没有错。短短十几年，就从一个顶替退休母亲的后勤空缺，由小小的办事员做起，一步步高升到一所高等院校的基建处正处长。这能耐，已经把至今仍是草民一个的我远远抛在看不到尽头的后面。    这些年，不知是应该感谢邓所倡导的不拘一格的开明政策，还是应该托福于他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大时代转型的车轮是如此的合拍，总之，他确然是时来运转了。在院校行政机关里，他不但是位高权重的年轻处级领导干部、集团的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而且手还伸展到了珠海，置有三套风景很美的临海豪宅……他已经基本脱离了像我这样仍然停留在打工一族的生存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属于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宠儿，也属于依附在这个独特体制下的新生权贵。虽然他本人并不自知，或许也不愿认同，但客观事实就是这样。    记得又一次，我和他通电话，他听了我一番对现实慷慨激昂的抨击后，“呵呵”地笑着打断我，语带嘲讽地说道：“哈，想不到你还是那样啊。”在他眼里，我的愤世嫉俗离现实世界太远太远了，因此显得无比可笑。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已跟他的世界拉开了很长很长的距离。我在他眼里，依然像中学时代那么幼稚、天真，甚至迂腐得不可救药。没错，人们都在变，因适应而改变，因改变而适应。大概这就是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然而我知道自己对此是多么的反感，岂止是反感，那是一种比厌恶还要深到骨髓的心性。但我并非不知道，如果换一种活法，就要把自己来一次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逆向升华。可这在我的世界里，简直是难如上青天的人生大坎。不错，许多现实的生存法则告诉人们，不那样做你就没法生存！这句话实际上或许可以通俗地解释为，不那样学会冷血一点，不那样对是非麻木一点，不那样装腔作势地虚伪一点，不那样昧着良知一点……你就别想混得人模狗样。    我的这位春风得意的同学在多年不见之后的几次电话交谈中，使我明显感到他的同学之情已经渐渐淡漠，那种语气的变味是不用掩饰的，但我现在仍愿意推己及人地设想，他不是故意要冷待我，而是他那不同于我的另一个官场世界的惯性，使他身不由己地与我拉开了距离。跻身于官场之中的他，仿佛是被一架不由他可以左右的巨大车轮一路裹挟着他的肉身，还有灵魂渐渐飘散，纵使他愿意向依然留恋的同学少年深情挥手，也无法带走一片依恋的云彩。    在后来不止一次的电话问候中，他那拖着长音的官腔确实令我十分伤感：“喂——”、“小车吗？哼哼”，不知什么时候，他把我的名字换成了“小车”，其实他不过比我仅仅大一岁。    如果他出狱以后，看到昔日愚蠢又天真的老同学居然这么不恭地评说他，那我也只能道声对不起了。但这却是真话，没有一点虚矫的成分。    对我这位才气横溢的同学，我想自己并不会因为他的入狱，而降低对他身上本来就有的才华发自内心的欣赏。我已悄悄打算下次回去的时候顺便去探监，而且会带一、两条香烟，我知道他从中学时代就烟不离口。现在的他，固然是罪已应得，但在我的眼里，他还是一个有才华的老同学。即使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再去看他，我也会去看看他。不为别的，只为我曾经感到温暖投契的同学之谊。    就在我从网上惊悉他获刑的当晚，我还到他父母家去了一次。他父亲看到我时第一句话就说：“他倒霉了！你知道吧？”我说刚刚才知道。他的倒霉，其实是这个对官员几无约束和监管的体制环境可以把小错纵容成大罪的间接恶果。如果早有毫不留情的“廉政公署”在后面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他还敢把受贿的金额从一千、一万，一步步扩张成一百万甚至五百万吗？事实上，老百姓所希望看到的、像香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廉政公署”，至今在中国还只属于温总“仰望星空”的美好设想。这并非我缺乏事实根据的冷嘲热讽，而是我后来在网上搜寻到对他的判决书后才了解到的被捕原因。其实他多次受贿的金额并不是导致他东窗事发的直接诱因，引发他获罪的直接原因是他多次去澳门豪赌，结果越赌越输，越欠越大，导致债主逼债，而借支的巨款久拖未还，才激怒债主一举把他告上法院。 如果没有人告状，他肯定依然稳坐钓鱼船，依然会对我一年一度的问候，回上那么一句慢条斯理的官腔：“喂——，呵呵……小车啊”。    然后高兴的话，当然还会漫不经心地、仿佛刚刚睡醒似地来一句：“有空就聚一下啰。”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与老同学“聚一下”的地点，却不料要被鬼使神差的上帝安排在冰凉的铁窗之下，而且几步之内，一定还有全副武装的狱警冷冷地注视着……    老同学，你已提前享受过很多人永远都享受不到的奢侈生活，现在大概该是还的时候了。而你的老同学我呢，也许该庆幸自己没有享受过你的性福，但我却拥有相对于你而言的、宝贵的人身自由。    也许，上帝冥冥中对每个人还真是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