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回老家過春節,想見見在中學時代玩得最好的老同學——屈氏。於是在看完電視裡的春晚後悔不當初的第二天晚上,撥通了我這個老同學的手機號碼。 “喂,屈氏,新年好!我回來了,你現在在長沙還是在珠海?”跟他之間從來不用客套,直來直去。 “你找誰?”對方問道。電話裡面是個不太清晰的男低音。 “是我啊!”我加大音量:“你聽到了嗎?” “你打錯了!”對方說。 “哦?對不起!”我看了一下顯示的號碼,沒有錯啊。他的手機號碼很牛的,一連串的888。不知怎麼,這個時候,我腦子裡忽然冒出一種隱隱約約的、不祥的預感。 一種可能是,他栽了。另二種可能是,他換了手機號碼,但因為什麼呢?難道因為嫌話費貴了?不可能!我知道他才絕不差這點錢。第三種可能是,求他幫忙的人太多,煩不勝煩。畢竟他是握有實權的正處長嘛。 奇怪!他變了號碼也沒有任何音訊。我靜靜地坐着,空空的腦子,還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這時,我突然想到,以他顯赫的官場身價,在百度上搜索一下,肯定到處都有他冠冕堂皇的行蹤吧。於是打開電腦,把他的名字輸入百度一搜,我的天哪!“判處無期徒刑。” 我相信我那一刻的眼睛一定睜得老大,而且倒抽了一口涼氣。受賄520多萬元,和江西副省長胡長清的受賄金額差不離。我沒想到,以他精明極致的頭腦,以他在在中學生年齡段就不像中學生的老成持重,怎麼會沒預想到有這麼一天呢?毫無疑問,他是一個智者,但智者千慮,真的必有一失啊!而這一失的代價,幾乎差點連腦袋也搬家了! 屈氏,是一個非常聰明、也非常有才的人。他的才華,不僅顯露在我和他在中學時共代的共同的愛好——繪畫技巧上,而且體現在他超乎凡人的個人公關手段上。這樣的人,放在哪裡都能做官。如果他都出不了頭,只能說明這個社會不需要智者。 在繪畫上,我自認為還沒有達到他的境界。當時他的油畫畫得很出色,素描也別有風格。有一次,我到他畫室去,突然看到牆上有多了一幅炭筆素描——一個青年男子的頭像速寫,那眼眶裡都是黑糊糊的沒有層次感,乍看之下,分不出瞳仁,但又分明感到眼眸在平靜地盯視着你。我問他眼睛是怎麼要處理成這樣。他平靜地答道:“用膠擦。”“膠擦?”我不解。他解釋道:“膠擦也是一隻畫筆。會畫畫的,都把膠擦當成另一隻筆。你不要把它只用在修改那個功能上。”聽罷此言,我唯有佩服。 那段中學歲月,我和他因為共同的愛好——繪畫而相交,也因彼此熟悉而無話不談。有時神聊而昏睡在他的床上,像喝高了酒不思歸家的醉漢;有時他常常會在晚飯後順道走入我那院落深深的小平房,手指夾着一根香煙,就悠悠然步入房門。我的父母也不會特別招待他或張羅點什麼,因為他在我家已不算什麼客人了。 後來,我們中學畢業,命運把我和他分別引向未知的方向,再後來,各自遠走他鄉。我被南風窗吸引而到了現在這片商業的綠洲、文化的沙漠,而他從甘肅的部隊復員後卻堅定地選擇留在自己從小就熟悉的家鄉。 從他被捕前的仕途風光來看,他的選擇並沒有錯。短短十幾年,就從一個頂替退休母親的後勤空缺,由小小的辦事員做起,一步步高升到一所高等院校的基建處正處長。這能耐,已經把至今仍是草民一個的我遠遠拋在看不到盡頭的後面。 這些年,不知是應該感謝鄧所倡導的不拘一格的開明政策,還是應該托福於他自己的命運與這個大時代轉型的車輪是如此的合拍,總之,他確然是時來運轉了。在院校行政機關里,他不但是位高權重的年輕處級領導幹部、集團的副董事長和副總經理,而且手還伸展到了珠海,置有三套風景很美的臨海豪宅……他已經基本脫離了像我這樣仍然停留在打工一族的生存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屬於這個價值觀混亂的時代寵兒,也屬於依附在這個獨特體制下的新生權貴。雖然他本人並不自知,或許也不願認同,但客觀事實就是這樣。 記得又一次,我和他通電話,他聽了我一番對現實慷慨激昂的抨擊後,“呵呵”地笑着打斷我,語帶嘲諷地說道:“哈,想不到你還是那樣啊。”在他眼裡,我的憤世嫉俗離現實世界太遠太遠了,因此顯得無比可笑。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已跟他的世界拉開了很長很長的距離。我在他眼裡,依然像中學時代那麼幼稚、天真,甚至迂腐得不可救藥。沒錯,人們都在變,因適應而改變,因改變而適應。大概這就是適者生存的遊戲規則。然而我知道自己對此是多麼的反感,豈止是反感,那是一種比厭惡還要深到骨髓的心性。但我並非不知道,如果換一種活法,就要把自己來一次脫胎換骨、鳳凰涅槃的逆向升華。可這在我的世界裡,簡直是難如上青天的人生大坎。不錯,許多現實的生存法則告訴人們,不那樣做你就沒法生存!這句話實際上或許可以通俗地解釋為,不那樣學會冷血一點,不那樣對是非麻木一點,不那樣裝腔作勢地虛偽一點,不那樣昧着良知一點……你就別想混得人模狗樣。 我的這位春風得意的同學在多年不見之後的幾次電話交談中,使我明顯感到他的同學之情已經漸漸淡漠,那種語氣的變味是不用掩飾的,但我現在仍願意推己及人地設想,他不是故意要冷待我,而是他那不同於我的另一個官場世界的慣性,使他身不由己地與我拉開了距離。躋身於官場之中的他,仿佛是被一架不由他可以左右的巨大車輪一路裹挾着他的肉身,還有靈魂漸漸飄散,縱使他願意向依然留戀的同學少年深情揮手,也無法帶走一片依戀的雲彩。 在後來不止一次的電話問候中,他那拖着長音的官腔確實令我十分傷感:“餵——”、“小車嗎?哼哼”,不知什麼時候,他把我的名字換成了“小車”,其實他不過比我僅僅大一歲。 如果他出獄以後,看到昔日愚蠢又天真的老同學居然這麼不恭地評說他,那我也只能道聲對不起了。但這卻是真話,沒有一點虛矯的成分。 對我這位才氣橫溢的同學,我想自己並不會因為他的入獄,而降低對他身上本來就有的才華發自內心的欣賞。我已悄悄打算下次回去的時候順便去探監,而且會帶一、兩條香煙,我知道他從中學時代就煙不離口。現在的他,固然是罪已應得,但在我的眼裡,他還是一個有才華的老同學。即使天底下沒有一個人再去看他,我也會去看看他。不為別的,只為我曾經感到溫暖投契的同學之誼。 就在我從網上驚悉他獲刑的當晚,我還到他父母家去了一次。他父親看到我時第一句話就說:“他倒霉了!你知道吧?”我說剛剛才知道。他的倒霉,其實是這個對官員幾無約束和監管的體制環境可以把小錯縱容成大罪的間接惡果。如果早有毫不留情的“廉政公署”在後面盯着你的一舉一動,他還敢把受賄的金額從一千、一萬,一步步擴張成一百萬甚至五百萬嗎?事實上,老百姓所希望看到的、像香港那樣天不怕地不怕的“廉政公署”,至今在中國還只屬於溫總“仰望星空”的美好設想。這並非我缺乏事實根據的冷嘲熱諷,而是我後來在網上搜尋到對他的判決書後才了解到的被捕原因。其實他多次受賄的金額並不是導致他東窗事發的直接誘因,引發他獲罪的直接原因是他多次去澳門豪賭,結果越賭越輸,越欠越大,導致債主逼債,而借支的巨款久拖未還,才激怒債主一舉把他告上法院。 如果沒有人告狀,他肯定依然穩坐釣魚船,依然會對我一年一度的問候,回上那麼一句慢條斯理的官腔:“餵——,呵呵……小車啊”。 然後高興的話,當然還會漫不經心地、仿佛剛剛睡醒似地來一句:“有空就聚一下囉。”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是,與老同學“聚一下”的地點,卻不料要被鬼使神差的上帝安排在冰涼的鐵窗之下,而且幾步之內,一定還有全副武裝的獄警冷冷地注視着…… 老同學,你已提前享受過很多人永遠都享受不到的奢侈生活,現在大概該是還的時候了。而你的老同學我呢,也許該慶幸自己沒有享受過你的性福,但我卻擁有相對於你而言的、寶貴的人身自由。 也許,上帝冥冥中對每個人還真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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