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精英知识分子们都在纵论宽容。我可以想象书生们一定是一边优雅地抽着中档香烟，一边在叮叮当当地敲着键盘作奋笔疾书状。

    宽容的理论谈得头头是道，引经据典写得妙笔生花，但不过都是从理论中来又回到理论里去的码字游戏罢了。我知道自己看那些又臭又长的之乎者也宏论一定会晕乎，所以，一般都懒得为此而浪费眼神。

    宽容，若从字面上理解，只不过意味着原谅可容之言、饶恕可容之事、包涵可容之人的释义，但很明显，精英们所谈的宽容，针对性明显，即是谋求在与执政党能否取得谅解（和解）这一基础上达成宽容的共识。换句话说，也就是把宽容拉到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宏大叙事上展开探讨、寻求共识。在这种语境下，宽容与和解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共生概念。只有在解决了宽容这个心理死结的前提下，和解才成其为可能。

    宽容这个主张最初的提出，是前几年由海外输入的政治理念。但当时就遭来一片非议和嘲讽的浪潮。反对宽容的人，显得底气十足。他们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宽容？我们有什么理由宽恕罪恶？迟来的公正必将逐一审判所有的罪孽，历史的血债势必最终得到正义的清算。这无疑属于“政治正确”的驳论。赞同宽容的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来都回避不了以暴力轮回换来政权更迭的诡异怪圈，可受伤的从来不是高居庙堂的座上客，而是庶民大众。获益的从来都是统治集团裹挟而去的极少数利益均沾者。由此，宽容的主张者们宣称，只有显示出宽容的博爱胸怀，对立才会消融，血腥才能避免，和解才可实现。然而这种主张在被早已边缘化的底层政治群体中看来，似乎显得格外落寞而鲜有附和的市场。

    作为一个自认为与精英不搭界也与草根革命派保持距离的笔者看来，宽容、和解也许在将来还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而在现阶段则根本没有奢谈的前提条件或可能性。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因为现在在双方的政治力量对比上丝毫不成其为比例。一群居高临下的狼群在面对“一小撮”瑟瑟发抖的羊群时，羊只提出和解何以可能？是要羊只宽容狼犬，还是让狼犬宽容羊只？这是一个不能逃避前提条件或者说无法预设语境的话题。只有当强大的统治集团不再拥有足够的自信得以依恃暴力机器胜券在握的时候，或者说，只有统治者看到大厦将倾的时候，他才会不得不考虑走上宽容、选择和解之途。抑或当掌握政权的一方在基本理念上发展到接近反对阵营的一方之时，宽容的语境才可以摆上对话的桌面上来。而现在，任何试图站在与统治集团同等高度的位置去谋求宽容的理念或和解的召唤，则无异于与虎谋皮。

    尽管如此，我仍然欣赏提出宽容这一主张的博大气量，因为“仇恨入心要发芽”之类，仍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上的“狼奶”灌输后遗症。而宽容则超脱了仇恨教育的窠臼。虽然我自己自觉还只是停留在欣赏的感觉上，而没有达到宁愿无条件地向制造过罪错的恶人施予博爱的崇高境界。

    宽容，这是一个让提倡者一开始就很容易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动听辞藻。但可惜流于脱离现实的纸上谈兵。而清算一词，虽然貌似绝不妥协的“政治正确”观，也完全属于脱离实际的自我安慰。很可能在“我们这辈子”都难以看到。虽然我赞同清算在情理上是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的。但宽容如果能够植入仇恨的大多数胸怀，那无疑对于未来的体制转型是一件可以使社会代价限制在最小范围内的政治智慧。宽容，说到底就是一种如何放弃的艺术。

    但我能理解，宽容的理念之于与执政党素有“血海深仇”般情结的革命家而言，则无异于对牛弹琴。但话说回来，即使革命家终于愿意袒露宽容的胸怀，统治者也不会傻到轻信你的地步。这就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悖论：宽容者愿意即便释放宽容的善意，统治者也绝不愿意轻易上当；而持绝不宽容的坚决讨伐派，又根本不具有任何实力和条件来谈论绝不饶恕的话题。

    宽容，这是一门绕不开需要各方妥协并有民间舆论支持的政治和解策略，似与那些热衷于纸上谈兵、远离民间的精英空谈家无关。

    南非的经验，证明了以非暴力的形式可以实现种族和解的可行性。但南非有一个比一般傲慢的白人站得高看得远的政治家德克勒克，他能够有远见地洞察到，黑人永远不会认同白人主导的南非，与其毫无休止地镇压下去不如及早实现和解。如此才能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和制裁的结局。而现在天朝的局面至少表面上看起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繁荣稳定。宽容和和解在这里空谈实在言之过早。精英知识分子们与其空对空地瞎扯，我看还不如实对实地放下精英知识分子虚无飘渺的身段，了解民情，洞悉民心，体惜民艰，做一些默默无闻但对开启民智有益的实事来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