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伟大的爱园者--天津医学院脑外科李宝光教授 (二之二)

宝光教授被判刑後，在天津监狱内劳动，吃的是一天三顿窝头咸菜白开水，当年粮食定量极为严格，不管饱，每天都饿，唯一的办法是克服。干的是砸石头，不完成每天的高定额不行，是个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日子久了，不是饿死就是累死。妻子金玉仙大夫带著孩子定时去看他，每次必然带些吃的，家人之爱是宝光赖以生存的唯一动力，所带的食物虽然不多，但确可延缓和减轻饿死的危胁。两年之後，宝光教授被调往天津市汉沽盐场第二劳改队“改造”。汉沽是天津市的远郊区，从市区乘火车需要一小时才到。下火车後还须步行十多华里，才能到达劳改队。当时既无宽阔的公路，也没有公共汽车。对於探监的人是个艰苦的历程和严峻的感情考验。

金大夫第一次盐场探监的那天，正是深冬。天气很冷又刮大风，闪闪发亮的盐滩一马平川，没有树也没有小灌木，狂风畅通无阻地卷著积雪，玩命地猛吹过来，走不了几步，头发和眉毛就挂上了一层白霜。看不清路，路又窄，深一脚浅一脚。金大夫一手提著个包裹，装著给教授的衣服和食物，一手领著个四岁的孩子。孩子走不动，只能背一会儿，走一会儿。金大夫也很细弱，只好和孩子坐在冷冻的土路上在凛冽的狂风里不断地歇一歇，喘口气再往前走。宝光教授啊，您爱的这个国，把大人孩子拆腾成这个样子，说什麽好呢？！

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盐场劳改队，没想到宝光教授在卫生所当了服刑医生，可以在职工食堂买饭，脸色和精神比在天津监狱时强多了，也可和家属长时间相聚，如果仍留在天津监狱，1960年冬天必死无疑。不过无论如何，精神上的打击和肉体的折磨己经深深地损害了教授的健康，为他的早逝奠定了病理基础，这就有点像得了肝炎，以後就容易得肝癌相类似。教授除了门诊之外，也作些手术。一有时间还写些医学科技资料，上缴给劳改队的领导，也曾写过制造人造血浆的方法，上缴位於天津海光寺的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都没下文。只有“颅脑创伤”一书於1980年在北京出版。凡是受过文明教育的人，全都这样敬业，而宝光教授则更为突出。

1961年9月1日教授刑满释放，被捕时女儿才两个月，现在己经上小学了，一家三口过著从未有过的快乐日子。劳改队想请他创办个脑外科，唐山市人民医院也大力拉他，教授接受了後者。因为该院的业务院长田振山曾在盐场和教授一起作过手术，深赞他的业务水平，经他力荐，唐山市市长批准，一个月後赴该院任职。

唐山市人民医院的条件和天津市总医院没法比，原始极了。分配到刚建立的脑系科(神经内外科)的两名助手，都是转业军人，卫生学校毕业的，中专水平，从来未接触过神经系统的疾病。从器械设备、病房和手术室的创立、到医护人员的培训，样样都由宝光教授亲自动手。在田振山院长的支持下，不到一年神经科就有了自己的专科病房、手术室和门诊。当时的唐山劳动日报对唐山人民医院脑系科的创立、宝光教授的工作热情和技术能力、脑外科手术的成功都作了详细报导。医院任命宝光教授为该科副主任，正主任是田振山院长。宝光教授的工作热情和钻研精神并未因七年冤狱而减退，他仍如既往，视病人为亲人。每个术後病人，他都亲自护理照料，往往彻夜不回宿舍或家，唯恐护理人员经验不足，未能发现病情变化而错失挽救良机。很多病人出院後还寄来表扬信或送来锦旗，脑系科办公室的墙上都贴挂满了，这本来是好事，但谁也想不到，锦旗和表扬信後来反而都变成教授的“罪状”了。

1963到1964两年总算平安地度过，宝光教授救治了很多急重病人，唐山市科技组织还安排教授每月作学术报告，听众很满意，并一再要求他多次报告。然而，宝光教授实在太累了，因为全科的业务大大小小都需要他处理，加班加点。再者，出狱後也没有充分休息，故而积劳成疾。一天上午，查病房时突然昏迷晕倒，经查清为脑梗塞，後又继发高热，经抡救後恢复。这可真有点怪了，经过劳改的人，大多在几年之後往往罹患心、脑血管病，这方面真需要作个统计分析。几乎同时，加拿大的妹妹来信，大哥宝森因脑出血去世，留下两儿子，建议宝光教授回加国探亲并疗养。教授提出了申请，院方认为教授一走，神经科就完了，没批。教授则认为，为祖国人民服务是自己最大心愿，如今业务一帆风顺，也就给妹妹回了信，不回加国了。这又是教授伟大风范之一，虽然受尽毫无理由的打击、迫害和羞辱，但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热情一点也没减。如果回去，自然遇不到文革期间在死亡边缘上精神和肉体的反复折磨，也不致於英年早逝了。

在唐山市人民医院日子一长，医院各科室之间、同事之间难免有些这那误会。例如护理部硬要调走脑外科专业护士，不同意不行，可是一般护士无法胜任脑外科工作，重新培养需较长时间。脑外科离不开抢救设备，而别的科室硬是要借而且不还。另外，大家还嫉妒宝光教授医务五级的工资太高，但那是天津等地区评议的。最难以接受的是，医院党委贾书记介绍一位地委干部看病的事。他写了一张便条，让宝光教授优先给该干部看病。教授一看该人并无急重病象，让他先挂号再看。院党委贾书记勃然大怒，之後，教授的麻烦便源源不断了，苦难接著苦难，没个完。党官们在一切领域都享有特权，无法无天，普遍明目张胆地带头破坏自己订的制度，成为中国大陆当今社会上最大的公害。在贾看来，写便条无非是抬举你，让你优先破格为该人服务，也是贾对上级单位的忠诚，不得怠慢。教授没照办显然有损贾书记的权威，以後能不挨整吗。在正常社会里，看病挂号本来是正常工作程序，人人必须遵守，不然怎麽作记录呢？

不久，1965年“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宝光教授的噩运也随之而来。一天，贾书记突然宣布停止宝光教授的工作，并撤消他的脑系科副主任的职务，在家等候处理。教授不服，贾书记说，“你是劳改释放犯，做手术死的人多”。 劳改本来就是冤案，劳改释放後仍是“犯” 这个国家简直蛮横极了！其实，宝光教授救治的颅脑外伤和良性脑瘤病例成功率很高，成绩很好，死亡者主要是恶性癌瘤。医院保卫科科长李金华还给医院党委会写假报告，谎称李宝光拒不参加他所召开的会议，而且还持刀行凶。几天後李带来唐山市公安局人员，将教授带走拘留，并抄了家，这是宝光教授第二次被抄家和被拘捕。至於什麽理由或罪状并未宣布。而此时，唐山市内风传唐山市人民医院破获了一个特务反革命，“脑系科副主任就是国外派来的特务，家中还抄出了电台”。拘留了五个多月後，一天下午，唐山市人民医院的王院长找教授的夫人金大夫，宣称宝光教授病了，让金大夫去接教授保外就医。接时一看，宝光教授非常消瘦而憔悴，脸上还长了个疮，步履维艰。至於为什麽拘留仍只字未提。拘留可不是住宾馆或疗养院，那里又脏又饿又斗又打而且没法坐息，一进去就不易活著出来，不信你就去试一试。第二天另一位姓张的院长又找教授谈话，“你的工资要重新评定，在问题没处理之前，每月发生活费18元人民币”。此後直到文革结束再也无人提及，将近十年期间，每月十八元，折合每月美元七、八块钱，而且，在医院内改造时的各项劳动不另给工钱，白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八月份红卫兵发起造反，红卫兵和医院造反派两股暴民将宝光教授抓到医院，不问三七廿一，拳打脚踢，关进一个小空屋，教授只得坐在冷硬而湿的地面上。这是第三次被抄家和拘捕，抄走了存款、照相机、手表、毛毯等，撕毁了全家的合影，砸毁了女儿的小提琴，还抄走了烤面包点心的电器，送公安局折验，怕里面藏著电台。金大夫和孩子则被扫地出门，被迫寄居到金大夫的工作单位，唐山市卫生防疫站。过了三个月，医院的造反派们把宝光教授放了回来，因为他是“老问题算新账的分子”，造反派现正忙於夺走资派的权，没功夫管宝光教授。教授回来後，全家被塞回原先的住处，不过原来的三间房己被另一住户占据了一多半。在起居困难、饮食贫困、动荡不安、战战惊惊的情况下度过了1967和1968两年，当然每天必须在医院内劳动改造，期间还时不时地被带去批斗或陪斗。

宝光教授的苦难远还没有结束，1969年初一个寒冬的深夜，突然传来急促而高嚷的敲门声，“李宝光开门！”一下子进来一邦人，为首的幌了幌工作证，说是公安部门的来查户口。他们让教授面对墙壁站著，而後又抄家，这是第四次抄了，什麽都没有了，抄家倒挺快。抄後把宝光教授往汽车上一推就开走了，究竟是为什麽、去哪里，没人回应。这实际上是绑架，所不同的是绑匪人多势众，而且打著公家旗号。金大夫向自己工作单位报告了这事，他们也不知道关押何处，只是让金大夫和宝光教授划清界限。过了两三周，才知道宝光教授被关押在新华纱厂。这可真是邪了门啦，全中国大陆到处都是监狱，连纱厂也关押人，只不过当时通称“牛棚”而己。

这个乱七八糟的乱逮乱捕本来与宝光教授无关，只是由於金大夫在北京铁路医院有个好朋友，邢院生大夫。因为反对江青，邢大夫被北京铁路医院造反派抄了家并关押在地下室，造反派得知邢、李两家关系密切，就宣称邢大夫是个反革命并与国际特务李宝光勾结。消息传到唐山，在医院支左的新华纱厂的工宣队不就如获至宝嘛！立刻抓捕宝光教授，酷刑逼供，又踢又踹，没头没脑地狠打，而且还用皮鞭抽，耳朵被打聋了。教授当然否认是特务，只是说因为爱国才回来。专政队四出调查当然没结果，关押了一年多就把教授放了。为什麽关为什麽放，你无权过问，如果不服，随时立马可再关押。各位读者，“我们党向来重视人权”， 也真敢说！

1970年全国开展“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宝光教授又陷入绝境，又被拘捕了，这是第五次被拘，规模和严重程度都空前，而且还被判了死刑。唐山市人民医院的造反派和唐山市卫生局的支左派们要想在唐山的卫生系统树立一个典型案例，说宝光教授手术死亡的29个病例是有意杀害的，医院贴出醒目的大字报说“李宝光是杀人刽子手，是杀害29名阶级兄弟的现行反革命”。以此“罪名”送交唐山市公安局，未经审判，即被列入第三批枪毙人员名单，再有24小时就要枪毙了。知道的人无不叹惜，田振山院长在家里频频喊冤，因为他太知道宝光教授的工作情况了，但是谁也邦不了忙。

也是宝光教授命不该绝，行刑那天恰巧中央颁布命令，凡是枪毙名单一律上缴最高人民法院，不能由省市批准。造反派们一看教授不能枪决了，便找人搜集“杀人”证据，再迫害。包括：

1.       请天津总医院脑外科主任相露春鉴定死亡病例，相主任说“这些病例都不能算医疗事故，更谈不上杀害”。“你们唐山人民医院脑系科工作很有成绩。由於唐山有你们科，也减轻了对我们在天津的工作压力。你们有这麽多锦旗和表扬信不正是说明工作很有成绩嘛”！ 造反派说，那都是向病人要的。相主任只能哑然失笑，认为这可荒唐到极点了。

2.       到北京找钟潭波的父亲进行控诉，人家不干。钟潭波小孩患小脑瘤，术中教授发现小孩出血很少，原来麻醉师用麻药过多，患儿己死。田振山院长深知此事，事故责任人是麻醉师，但造反派硬赖宝光教授。

3.       找唐山第一中学刘老师写控诉材料，刘老师患颅神经疾病，经宝光教授手术治愈，硬要他写根本一点没治好，刘老师不写。

“杀害29名阶级兄弟的反革命”罪名定不成，宝光教授在牢中囚了一年而且病了，公安局又通知家属保外就医。那是因为吃了馊食得了痢疾，没有药只靠吃大蒜治疗。教授在牢里饿了一年，只剩下皮包骨，一个带皮的骷髅。皮肤又黑又粗，还长了一层颗粒。回家第一句话，“我太饿了，给我点吃的”。太让人心酸了！只要是人的人，见了就得哭！

在痛苦与家人欢快中过了一年又一年，期间宝光教授屡次上诉但无结果。1975年的一天，唐山市法院通知他去，交给他一份证明：撤消刑事处分，回原单位工作。宝光教授万分高兴，以为反革命的帽子终於摘了，又可以上班了，不让上初中的女儿又可以上学了。教授被拘期间，小学毕业的女儿不许上初中，後来分配到汽车修理厂当徒工，政审不合格，厂方不要，因为父亲是反革命。不让小孩上学的国家中外古今大概真没有过，教授爱的这个国可真是坏的出奇了。今圣叹曰：鬼域！

教授拿著法院通知，到医院报到，院方说“你还要等卫生局的通知，才能决定怎麽安排”。卫生局的通知终於等到了，“李宝光玩忽人命，有严重医疗事故，给予降职降级处分，并即刻办理退休手续”。教授不服，拒绝签字。这己经是1976年了。由于著急和愤怒，教授的脑血栓病又犯了，幸亏煤矿医学院及时抡救转危为安。出院不到一个月，唐山大地震，教授全家幸免於难，但一切全毁了。远在北京的邢院生大夫的儿子们赶来救灾，可是唐山市人民医院却从未发给教授家任何一点点救灾物品，良心都让狗吃了。

四人邦倒台後，人心大振，宝光教授埋头加紧写作，以便献给1978年即将召开的科学技术大会。可是1977年10月忽又接到唐山人民法院刑事传票，通知去接受谈活。1975年己经撤消了刑事处分，怎麽又票传呢？原来是唐山市法院、公安局、卫生局联合成立一小组，专逼宝光教授接受卫生局的决定。教授断然拒绝。回家後百念俱绝，当日心、脑血管病发作，1977年12月8日含冤逝世於医院。去世前一天对义子，邢院生的儿子邢少杰说，“我回国26年，在天津和唐山各工作三年，其馀廿年都是在监狱、劳改队、牛棚、和保外就医中渡过的，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罪？！我爱祖国才回来，一心一意地工作，一切从救治病人出发，没有医疗事故，我不明白，爱国有罪？！工作有罪？！”

1980年，天津医学院召开了为宝光教授平反的大会，人都死了，只能让宝光教授在天之灵有所安慰。人们不禁要问问天津医学院、天津市总医院和唐山市人民医院，你们为嘛这麽狠呢？！干嘛逼死人呢？！教授如果不令你们满意，解聘就是了。你们有罪，你们犯了反爱国罪、反人性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你们才是杀人犯！你们应该在各自医院塑立宝光教授的铜像，并树碑，明刻各自迫害教授的罪行，向教授请罪，以警後人。

当今，在美、加留学的大陆人己达百万，不少孙辈己经入藉，如果他们回大陆服务，没准也许会也被当成国际特务，这很难说。但愿李宝光教授成为他们三思的历史人物，宝光教授永垂不朽！您永远是後人敬仰、珍惜和崇拜的先哲！愿  主与  您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