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 【燕京末日——1952年教会学校的突然死亡】|
巫宁坤 凤凰读书
【巫宁坤】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1920年生于江苏扬州。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1年放弃博士学位回国任教。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2年“保外就医”。1979年回京。1991年定居美国。翻译作品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德莱塞短篇小说选》《白求恩传》等，著有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一滴泪》)。
燕 京 末 日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
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 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 ’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
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
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
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
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他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
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 “美帝国主义分子”！
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 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
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 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提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 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 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
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 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 改造思想。
俞大絪教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抡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
胡稼胎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
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
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
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
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支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出国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 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鉴。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 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付 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
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
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
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
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
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
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
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
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
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
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抡教授（1899 05.25 - 1967 12.08），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
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
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
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
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
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
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燕京大学，那个曾经的世界一流名校消失了 |
开卷八分钟
2014-07-09 梁文道 凤凰读书
凤凰卫视2012年05月21日《开卷八分钟》文字实录:
【消逝的燕京，大学的灵魂】
今天还知道燕京大学的人并不多了，但是其实你想知道燕京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学校，你随时可以发现它，那就很简单，你到今天的北大，现在北大的校址原来就是燕京大学的校址，是在后来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才搬到这个地方来。而现在我们看到北大未名湖，那些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漂亮的校园建筑，其实那些老东西过去是属于燕京大学，也就是说燕京大学是在历史中被吞、消逝掉的一个老大学。
而这样的一个大学，直到今天，据说在某些北大人跟燕大人心目中，仍然存在着情谊结，就有些过去燕大出来的老师或者学生在北大里面，会让北大人觉得他们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北大人看了也很不爽，有时候是不大想提燕大的事，你要查燕大的校史档案，还要经过现在北大的校领导来同意才能够让你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说你都觉得燕京大学是个很神秘的大学，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消逝的燕京》，是著名的民间史学家陈远，也是一个资深的传媒人，他做一系列的口述史研究，做得非常扎实，这是他其中一本非常小的书，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消逝的燕京》 陈远 著 / 重庆出版社 / 2011-4
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先讲到，燕京大学存在时间只有短短33年，也就是1919到1952，但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两个奇迹：
奇迹之一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烂摊子”，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
奇迹之二是不长的时间内，为中国各领域培育了不少顶尖人物，在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52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就包含了7个燕京人。
那么燕京大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学，要谈它当然不能够不说它的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也就是大概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我不知道现在中学教科书怎么教，小学教科书怎么教，反正以前大概我这岁数的，在大陆成长的人都会看过毛泽东当年怎么样写信告别司徒雷登，怎么样批评他。所以我们印象中的司徒雷登就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做最后一任当时的国民政府时期驻华大使，后来轰走了，跑了，这些美国佬、西方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就该走了。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他是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也就是说，他家起码是两代的传教士，他爸那一代就已经是传教士，他从小就在美国传教士家庭中长大，后来他又回到美国念过书，又回到中国来继续传教士业，同时办教育，那时候在南京有金陵神学院，那么办教育办得相当起劲的时候，忽然被叫去准备接手燕京大学。
那个时候燕京大学是另外两家教会学校合起来的，情况非常不妙，又没有钱，“烂”得一塌糊涂，那怎么办呢？我们昨天、前天还介绍过，清华大学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有钱的学校，对不对？他有庚子赔款做后备，虽然也不能说是太有钱，因为那个钱是按月那么供给的。燕京大学一开头就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我们看看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就请到了很重要的名士了，洪业、刘廷芳。到了后来，又来了一大批人，比如说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邓文如、顾颉刚、张东荪、还有雷洁琼、冰心、费孝通、王钟翰、侯仁之都是那个时候的学生。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挤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这个学社到现在还存在，中国的学术界对它也熟悉，因为很多人现在去哈佛交流都跟它发生点关系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是美国当年一个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出来当教育基金，声明其中一部分研究中国文化，让一个美国大学和一个中国大学联合组成机构，这就是所谓哈佛燕京学社。
当时的燕京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居然能够透过司徒雷登种种的操作，办学理想、计划得到了他的垂青，能够跟世界一流的哈佛并肩，哎呀，多高兴，他非常高兴。他当时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个小小教会学校联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陈远就说了，我们可以注意到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后说的那句话，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中国人自居，并且为此感到欣喜。事实上正是如此，他不仅把燕京看成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它是中国人的大学。
他对这个大学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这里面，只讲一个小例子大家就能够了解到。1934年，就我们前两天也说了，1934年的时候，北京全国各地的学运风起云涌，为什么？就抗议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光顾着跟共产党打内仗，对日本反而不抵抗，学生们很愤怒。当时北平的学生也纷纷南下请愿示威，而燕大这个学校，虽然是个教会办出来的私立大学，但是在搞学运上面一向不落人后，事实上它还是北京各个大学里面共产党、地下党最活跃的大学之一。当时这些学生也来南京，学校无法解决，联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而那个时候，他返校当日，正好碰上了南下请愿的学生北上返校，师生在校门口碰上了，学生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校长，怕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然后当天就召开了一个学校大会。
这个学校大会司徒雷登上来，看着底下这帮示威回来的学生，不晓得该怎么挨骂，司徒雷登先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我们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示威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是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了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就说明我教育几十年就完全失败了。
【周恩来为何没保住燕京大学】
1951年到1952年底搞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在燕京大学这种学校，要针对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要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根据陈远的调查或者口述的记录，其实一开始周恩来还想到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后来抗美援朝一爆发，整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事实上看燕京大学这个学校，很能够看到从民国转向共和国之间的那个转换时期，整个政治社会局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大家又怎么样看待知识分子问题。
比如说像燕京大学，实际上它是一个很西化的大学对不对，它的校长是司徒雷登嘛，那么而且它有那么强厚的美国背景在后面，又把那么多的学生送到美国去留学，那么所以呢，这么一个非常西化的学校在当时乃至于到共和国时期，它会经过的振动就完全可以想像的到，那么我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这本《消逝的燕京》，作者就是著名的民间学者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陈远。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它做了很多当年燕京有关的人物的访谈，比如说访问了一个燕京的老校友，那就是已经故世的王世襄先生。
今天大家都知道王世襄很爱玩对不对，他太爱玩了，玩到一个程度就是读书都读不好，所以我上回都还没来得及讲这一段，就是说当时其实这个哈佛的燕京学社上礼拜跟大家介绍过，每年都会派学生从燕京找人去哈佛念博士，那么周一良这些都是这么去的。好，那么王世襄也很爱去。那么正好当时燕京的历史系主任洪业，也就是后来在哈佛赫赫有名的这个中国史学家，他正好是燕京学社负责人，还和王先生他家一家人很熟，那么于是他就曾经教训过王世襄，说他太爱玩，不务正业，好好努力过两年或许会有成就。
那么于是呢，有一回他就碰到王世襄，就跟他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员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你想想看这什么关系，就是王世襄的爸爸是洪业的好朋友对不对，他就跟他自己的这么一个子侄就说这样的话，后来他还跑去，不止这样，他还跑去跟王世襄的爸爸、妈妈说话，那么他回家之后，就王世襄回家之后告诉自己爸爸、妈妈说你看，你们老朋友洪业先生，把我去哈佛念书的申请给否决掉了，谁知道他父母说洪先生这种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不该奢望被送出去，这是那时候的学术的气氛，跟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
那么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当时的燕京除了有这些跟美国有联系，跟西方有联系的学者之外，还有很多真正的洋学者在这教书。
比如说这位周汝昌先生，现在有没有红学大家，他就说道，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迪克，日本人打进来当时的北平，封锁燕园的当天，他最后那一课没能讲完。那时候日本人来了嘛，他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后来再后燕大转其复校的时候，他从美国回来，他就跟他讲说，好，各位首先我要讲完一课，上回还欠那最后没讲完的那课莎士比亚，你们那时候的杨老师是这样子来教书。然后周汝昌先生还记得，说当时他第二次回到燕园，就是打完战，复原之后，他说他那时候耳朵已经坏了，有一个老师叫包贵思女士，她把我安排坐在座位的第一排，把声音提高了，她跟我讲，我平常讲课的声调正常的同学听起来恐怕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为了让你能够听清只好提高了。
有一次包贵思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作业，针对一个小说写一个评论，那么没想到周先生做得非常好，于是包老师就叫他到她家吃完饭。然后，就跟他好好地聊，所以那时候的学校的师生气氛也都还是非常融洽的一个环境，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当然随着内战的结束，共和国的建立，慢慢慢慢情况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当时我们知道后来的燕京大学是没了对不对，已经被并到北大去，就是因为有一个学校全国性的一个学校的院系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你想想看把那么有名的一个私立大学给并入现存的其他大学里面，恐怕会遭到一些反抗。那么当时的整个过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那么陈远去找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关键人物张大中，他早就是地下党的一个支部书记了，那么所以呢，他就说到当年在燕大的时候，地下党其实是非常非常活跃。1946年，他回到燕京的时候，担任党支部书记领导学院，那么后来还慢慢参与了就是整个学校的变化过程。
那么他就说道当时他们，1951年到1952年底要搞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在燕京这种学校，要针对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要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那么其实根据陈远的调查或者口述的记录，其实一开始周恩来还想到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后来抗美援朝一爆发，那整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他在里面就说道当时的一个老校长陆志韦校长跟美国人的一个通信被公开。那么这个信里面他写什么呢，他居然对当时的美国人说财产还是你们的，你们走了之后，我们负责帮你们把财产保护好，那么这句你想想看，当时被揭发，那么问题当然就很严重，那么于是这个张大中带领着工作队就动员陆志韦的女儿去批判校长，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在美国华人引起很坏的反应，他现在回顾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很粗暴，但是这些人过去都做过的老师，老师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但在政治上，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很多燕京说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呢。
那么看起来后来很多人是怪这个张大中先生，但是问题是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政治局面底下，他自己也觉得好像有很多事情有理说不清，很委屈，事实上在反问里面，他也很想搞清楚，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位谢道渊先生也是后来整个院系调整的时候，做很重要的工作的人，他这里面就说道当时院系调整里面整个过程到底怎么做的呢，他还真不记得了，反正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整个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学校怎么样做的呢，那么就好像不是一个太被记得清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陈远说了一番很意思的话，他说他问起谢道渊当时关于北大社教另一个学校的另一场运动，他忽然显的很激动，我不过是一个驯服工具，驯服工具嘛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到头来我却做错了，看着老人有些伤心，我们没有问下去。不过，当我理解完这篇，整理完这篇口述就理解了许多的组织安排，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含义。凤凰网读书频道：http://book.ifeng.com/
图片故事 | 燕京大学，时光中走失的记忆 |
凤凰读书
专注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谢泳认为：
中国在20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是现代大学制度———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和学术成就，正是因为它开始就建立在领导人（以校长司徒雷登为首）的先进治校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上。这些理念包括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也正是从13世纪初的巴黎大学以来，西方大学赖以发展的一贯的精神内核。
燕京大学戏剧演出
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左一）与1946年入学的燕大新生在一起
1929年6月15日下午4时，冰心和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时的合影。
二排左起：刘纪华、吴文藻、冰心、陈意、江尊群；
三排左起：谢为杰，杨子敬夫人（冰心舅母）、司徒雷登、鲍贵思、萨本栋。
洪业（左一）、司徒雷登（左二）、刘廷芳（左四）等在盔甲厂时期的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学生
燕京大学学生
1936年，王世襄在燕京大学附近的王家园，留下了志得意满的瞬间
燕京大学校门
燕京大学舞蹈队
燕京大学运动会，集体舞
燕京大学女生走出宿舍
赵紫宸先生在家招待学生
女生在宿舍公共活动室内打乒乓球(1941年)
燕大学生北京近郊游(1931年)
燕大女子学院的学生在餐厅吃晚餐(1941年)
师生情谊永不忘。在学院建筑的台阶上，
为燕大女子学院校长Luella Miner博士（女）举行的茶话会（1927年）
巾帼不让须眉，尽管略带腼腆。两位燕大女生在表演武术（1928年）
中国女篮先驱，燕大女生在打篮球（1929年）
飒爽英姿，燕京大学女子棒球队合影（1932）
四层“叠罗汉”难上加难，体操课上的燕京大学女生。（1941）
宁静，燕大女子学院四人宿舍里学生在课桌边学习（1941年）
温馨，整洁，燕京大学女生在宿舍里。那个洋娃娇雌鹄赐碌摹＃�1941年）
燕京大学宿舍公共活动室里的女生在看报纸（1941年）
朝气蓬勃，步出宿舍的燕大女生。（1941年）
公告栏和邮件栏（1941年）
燕大新入学女生在体育教育系注册登记（1941年）
儿童教育是社会的未来，燕京大学女学生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服务（1930年）
英国《泰晤士报》2012-2013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以第35名超过北大（46名）和清华（52名）。
我想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所1919年建校、1952年消亡的大学，在成立九年之后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燕大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这是今天连北大、清华毕业生也享受不到的优遇。也正是在1928年，鼎鼎大名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燕大虽然消失了61年，哈佛-燕京学社至今仍然是国际汉学重镇。
专注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谢泳认为：“中国在20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是现代大学制度———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和学术成就，正是因为它开始就建立在领导人（以校长司徒雷登为首）的先进治校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上。这些理念包括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也正是从13世纪初的巴黎大学以来，西方大学赖以发展的一贯的精神内核。
读《燕京大学1919—1952》，印象最深的是司徒雷登在1939年圣诞节前写给燕大教职员的孩子们的一封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年的圣诞节眼看就快要到了，我为了要欢迎你们在圣诞节那天到我家来聚会，特意托我的几位朋友来帮助我筹备这个盛会。希望你们和爸爸妈妈商量，请他们准许你们那天能够到会参加。你们如果决定前来，请把你们的名字填在下面所附的回条上，于12月10日前送交校长办公室处转给我。敬祝你们活泼快乐。———你们的朋友司徒雷登”。
难怪冰心在《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一文中亲昵地称呼他为“我们的司徒校务长”。今天连毕业典礼致辞都要秘书代劳的大学校长们，大概是不屑给小朋友们写这样一封邀请函的。这正是行政化了的高校校长们的权力傲慢，因这样的傲慢，他们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的爱与同情。
1952年，燕京大学消亡在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各部相继并入北大、清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而作为“消亡”一幕的缩影，中国社会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遭致了分崩离析的命运。布尔迪厄曾说过：“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中国大学的社会学和法学此后一度被取消，直至1978年才恢复。（转引自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陈胜伟/文 原载于《新快报》，内文有增删。
燕京大学凭什么创立九年便跻身世界一流？
2014-07-09 陈远 凤凰读书
哈佛与燕京的联合，让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一跃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联合之后，连司徒雷登也不免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虽然在过去的研究中，对于燕京大学“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都作出了肯定，但是到底从哪一年起，燕京大学才可以称得上是一流大学？这样的探讨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因为在燕大的发展史上，向一流大学迈进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非突变。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谨慎地认为，1928年，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确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一年。其一，是因为之前叙述到的燕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所举行的考试中的表现。其二，是因为在同一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结果燕大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
而最为标志性的事件，则是至今仍在运行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哈佛与燕京的结缘，出于偶然，始于竞争。燕大组建不久之后，司徒雷登在为学校募捐的过程中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M·Hall）去世前留下遗嘱，其遗产除了留一部分给亲属外，其余部分一分为三：三分之一捐赠给铝的发现者所在的奥柏林学院；三分之一捐赠给南部各州的中学；其余三分之一捐赠给美国人在亚洲和巴尔干地区创办的高等学校。当时凡是有资格获得遗产的学校都提出了申请，甚至连一些不够资格的学校也在想方设法地试图碰碰运气。而该遗嘱的执行人之一阿瑟·戴维斯（ArthurV。Davis）恰巧是燕大副校长亨利·卢斯的朋友。燕京大学当然不肯错过这样的机会，亨利·卢斯安排司徒雷登和阿瑟·戴维斯在纽约共进午餐。关于那次经历，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有极为生动的叙述：
戴维斯先生毫不留情地考问我，我也完全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衡量我。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戴维斯先生说：“今天下午我就动身去巴黎，但是我会同意我同事的意见（约翰逊先生已经答应给五十万，如果他能使戴维斯先生信服的话）。不过，不要让你的代理人来打扰我们。你回去，办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到时候我们会尽我们的责任。再见。”过了一年左右，当我再次见到约翰逊先生时，他说：“我们已经决定给你一百万-是的，我们一直在观察你，我们打算把数目增加一倍。”后来，我提出切实理由，要求他们把数目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他们同意了，然而，我却又因此经历了一次难堪。
做完亚洲的分配之后，霍尔基金的账面上还存有大约450万。哈佛在此次申请中虽然也极力想分到一杯羹，但是却因为不符合条件始终没有成功。关系千万重，哈佛企业经营管理学院的院长，恰巧是约翰逊律师的大学同班同学，于是约翰逊便打电报给司徒雷登，商量如何处理那些还没有分配的余款，并且要求司徒雷登去哈佛，同那里的人一起商量如何在不违背遗嘱意愿的情况下制订出一个也可以让哈佛参与的方案。
此时，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再一次在历史的闸口狭路相逢。当时霍尔遗产在中国受益最大的大学并非燕京，而是北大。北大用其获得的捐赠与哈佛合作开展汉学研究，但后来因为参与研究敦煌石窟的美国人华尔纳偷盗千佛洞壁画而中止。霍尔基金会和哈佛大学在迁怒于华尔纳的同时，对于和北大的合作也开始意兴阑珊。司徒雷登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1925年秋专程赶往美国做工作，向哈佛提出由燕京与其合作，继续开展汉学研究。
当时的哈佛是美国第一流的大学，尽管在汉学研究方面并不突出，学术名声却极为响亮，有良好的教学、研究条件，是西方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燕京大学虽然还名不见经传，但是其学术潜力也已经开始展现出来。经过讨论协商，两校于1925年达成建立“哈佛燕京学社”的协议。
第二年初，霍尔基金会拨款640万美元作为该学社的研究和活动基金。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其目的为“通过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保证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董事会赞同的有关中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它期望学社保证在中国的研究中心里对从事研究的学生在各方面有所帮助，并将与中美两国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协作”。学社本部设立在哈佛大学。
成立当天，合作双方选出了一个由9位代表组成的决策委员会。这9个代表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托事部、燕京大学托事部和霍尔基金会。决策委员会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一任负责哈佛燕京学社日常行政工作的主任是担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系主任的法籍俄裔东方学家叶理绥（Serge·Elisseeff）。他早年就读于德国洪堡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通多国语言，对中文也颇有造诣。叶理绥担任这一职位长达28年之久，在他的倡议之下，哈佛燕京学社把日本也纳入了研究范围。
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不久，燕大的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也于1928年2月10日宣告成立，并特别聘请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出任所长，后来陈垣成为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为加强对学术研究的领导，燕大哈佛燕京学社组成了一个5人学术委员会，除陈垣之外，还包括洪业、博晨光、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以及叶理绥。
燕大哈佛燕京学社的日常工作，由学社下属的“北平行政管理委员会”执行干事负责。这一职位最初由博晨光担任，10年之后，由于博晨光和叶理绥关系紧张而辞去职位，改由洪业继任。洪业是位气魄极大的史学家，在他的倡导下，燕大哈佛燕京学社创立了《引得》编纂处。在近20年的时间里，学社先后完成出版了64种、81本中国古籍“引得”，内容涉及《十三经》《庄子》《墨子》《荀子》《佛藏》《道藏》《宋诗》《元诗》《辽金元传记》《容斋随笔》等中国古代名著，也包含了各代历史书籍和小说“引得”。这些“引得”至今依然是世界汉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书。
从1928年开始，哈佛大学同燕京大学开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洪业和博晨光就是第一批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的燕大教师。
当年那些被燕大派往哈佛的学者，在之后的岁月中都成为各领域内的学术重镇，比如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先秦史专家齐思和，之后曾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后来成为燕大的最后一任校长，之后又担任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人类学和民族学专家林耀华，魏晋南北朝史及日本史专家周一良，宋史、近代史以及古籍学专家聂崇岐、清史专家王钟翰等。
而被哈佛派往燕京学习深造的洋弟子之后的成就也同样令人惊羡。
二战之前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在1930年至1931年间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1935年，当世人对中共领导下的席卷广大农村的人民革命一无所知或将其描写成天方夜谭之际，拉铁摩尔秘密进入苏区进行访问，以了解第一手情况。之后返美从事学术研究，出版《满洲：冲突的发源地》，引起极大注意。1941年又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名义在重庆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但因与蒋氏不合，翌年奉调回国。1944年又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其一生颇为传奇。
比拉铁摩尔出道稍晚，但日后声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费正清（JohnK·Fairbank），他于1932年至1933年间接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来华研究深造，二战期间任职于美国驻重庆大使馆，返美之后在哈佛任教，其后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也就是之后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以其不朽学术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中外的李约瑟（Joseph·Needham），也是哈佛燕京学社项目资助的来华学员之一，他于1936年开始专心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曾经参加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的调查团。
其他如康奈尔大学中国史荣誉讲座教授毕乃德（KnightBiggerstaff）、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荣誉讲座教授卜德（DerkBodde）、哈佛大学蒙古史及蒙古语教授柯立夫（Francis·Cleaves）、芝加哥大学马丁·赖尔森（MartinA·Ryerson）、中国史荣誉讲座教授顾立雅（HerrleeG·Creel）、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狄百瑞（WilliamT·DeBary）等，无一不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
这些经由哈佛燕京学社造就的人才，使得哈佛燕京学社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而哈佛与燕京的这一联合，让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一跃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联合之后，连司徒雷登也不免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摘自《燕京大学1919—1952》作者：陈远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13-7
【中国已消失的九所世界级大学】
蔡元培 题
呜呼！中共建政前，中国有许多大学是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的，其中有几所称得上当时的世界级大学。
在1952年院校大调整中，这些教会大学逐渐融入其他大学，它们的名字也随之成为时代的记忆和历史的一页。它们是——
【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
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在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
中国大陆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
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国政府接管后被整并，1952年！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1952年！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
【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并驰名于海内外华人社会。
创始人之一同为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先生。
1952年！在中国高校调整过程中被撤销，其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
人员与系所编制则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
现辅仁大学旧址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
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
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
大陆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
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
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被撤销，原校址今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其各学科分别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
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
1951年在台湾复校，也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
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经教育部和江苏省省政府批准，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
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SaintJohn'sUniversity）】
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
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
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
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后解散，
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给华东政法大学，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
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
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
由中国神父马相伯于1903年2月27日，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
所设学科有语文、象数、格物、致知四门。
震旦是印度对中国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
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将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归并上海市各有关高等学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
【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
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在中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
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
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
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
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
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
【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
前身为格致书院，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
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
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
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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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唱响了中国九所世界级大学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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