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是在欺骗中国人，好像没有中共，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说明，没有党组织，中华民族更辉煌，中国社会更和谐；没有党组织，中国才会太平。
没有党组织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文明
早在19世纪共产邪恶主义和20世纪共产邪党包括中共出笼之前，在中国这块为神所属意和眷顾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已经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文明。诸子百家的光芒、经济科技医学等方面的成就，至今为世界所惊叹，为每个中国人引以自豪。
历史上，中华民族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曾经保持了很长时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从1世纪到18世纪由中国传到欧洲等地的重要发明就有26项。他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科学文明的贡献不亚于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在许多领域甚至远超欧洲人。许多国家曾经派遣使者、留学生前来学习中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估算，中国从西元1000年到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经济总量一直占世界的22%-32%，相对于或超过今天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经济的比重。这些成就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但这些成就还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文化，而不是物器、经济、科技等要素。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洪大的包容力。中华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是数千年评判历史、文艺创作、政事治理与处事待人的基准。虽经战乱频仍，王朝更迭，分合相错，中化文化根本的价值体系不变。这就是古代四大文明都经历了劫难波折，唯有中华文明能够经历沧海桑田傲立不倒、生生不息的原因。
中共作为苏俄扶植的一个异物怪胎，本身就与中华文明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它的邪恶马列意识形态天生以中华文明为敌。而且，中共既不同于中国古代那种小范围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政治集团，即“狐朋狗党”，又不同于西方民主制中代表民众利益通过选举组阁的现代政党，也不同于世界历史特殊时期出现的其它专制政党。它是一个全覆盖依附在国家和人民身上的独裁专制者和吸血鬼。这使得中共窃权执政后，能够用历次政治运动和其无所不在的专权，残酷地迫害民众和系统地摧毁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道德良知，以此作为其生存的一个条件。
中华漫漫文明史和中共区区几十年罪恶统治的对比，至少说明两点。首先，中华民族的辉煌文明与中共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早在中共政权出现之前，中华民族已经创造了灿烂文明。中共对中华文明没有任何贡献。
其次，中共从指导思想和统治手法上都在摧毁中华文化。它是中华文明的对立物，是中华民族的天敌，是为迫害和毁灭中华民族而来。在中共走向亡党末路时，又以恢复某些文化的形式来掩盖其破坏中华文化的巨大罪行，其目的是以这些末节表像来继续欺骗民众认同中共，实质上还是维护其统治。复兴中华文化与中共无法共存，抛弃中共是再创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的前提。
党组织瘫痪社会运行更和谐
《九评共产党》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组织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附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控制和操纵着整个社会。它用暴政掠夺和控制资源，又用所获资源骄奢淫逸和控制社会。党组织不创造任何财富，要靠人民养活，却垄断和支配人民的财富迫害人民。
这就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命题：人民、国家和社会有无必要容忍和承负党组织这样一个多余的废物和桎梏？一旦党组织瘫痪，中国社会会怎么样？对此，有两个特例可以提供启示。
乌坎村自治是2011年9月至2012年4月发生在广东省汕尾所属陆丰市的一起村民抗争当地中共恶势力，在原村党组织实际瘫痪的状况下，实行民主选举和自治的标志性事件。
中共基层已普遍黑社会化。据官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近半数的农村村委会被当地党政黑恶势力把持。农村土地被基层党政黑恶势力私自变卖牟利并不给农民补偿或补偿不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民众集体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多达十余万起，其中强行征地与补偿引发的群体事件占六成左右。乌坎村民由于土地被村委会私下变卖，曾经十几次上访，并多次举行示威，人数多时达三四千人，但一直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之后，村民撇开原党组织和村领导，自发成立“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以姓氏规模比例推举出117名有投票权的村民代表，其内再由每个姓氏挑出一人，共38位候选人，再在其中选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13名成员，其财政来源来自于向村民募捐款项，每笔捐款与支出都在村内主要庙宇中张贴公开。村民在抗争中，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惩治腐败”、“官商勾结扼杀民主”等标语和横幅。汕尾市政府在拘留多名村民的过程中造成其中一人死亡，官方验尸结果与死者家人探视后认定的情况大相径庭，造成矛盾激化，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介入后，省委代表称民众的主要诉求合理。随后由村民选代表负责领导村委会重新选举的工作，乌坎村原党支部自行解散，把持乌坎村四十几年的党支部书记等被双规。村民民主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选村民代表、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等。
“乌坎自治”的重要意义在于党组织瘫痪后民众显示出来的自治能力。第一、乌坎村民民主自治是在原村党组织实际瘫痪情况下实现的。这一实践证明，民众摆脱原有党组织后完全能自我管理和运转。尽管上级党组织在选举中强行重建村党组织，任命民选代表为党组织负责人，但这一不得已的行为，恰恰证明中共不得不承认民众自治的现状和能力，党组织实际上沦为一种摆设。
第二、当时“乌坎自治”是民众自发取代原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局部行为。当时整体中共体制仍在运转，当上级党组织强行干预时，民众要完全摆脱体制干预还相当难。今天中共重新修订“纪律处分”条例，称将对严重违纪的党组织进行改组或解散，这说明中共组织已经烂掉，大规模的瘫痪已成为普遍现实。这为今天“乌坎自治”遍地开花、基层民众大规模摆脱中共进行自行管理，创造了条件。“乌坎自治”是带有启示性的预演。
第三、当时乌坎能够实行有限民主选举和自治，并迫使中共承认其合法性，是与汪洋、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等人的宽容和支持分不开的。温家宝在2012年3月抓捕薄熙来后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肯定了“乌坎模式”，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薄熙来用以政变夺权的文革型的“重庆模式”，也是胡温习李王联盟全面清除江派的先期信号。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是民众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瘫痪后实行自我管理的又一特例。根据当时的报导和事后的回忆，广场学生和北京市民曾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游行队伍自觉遵守秩序，广场秩序井然，整个北京市的治安状况和文明礼貌都比平时大有改善。
据报导记载，那些天整个北京市的秩序比平时更好，人们的文明程度似乎突然提高。在公共汽车站，不再看到以前的拥挤不堪，而是人人自觉地排队；在公共汽车上，不再看到为抢座位争吵，而是互相让座，尊老爱幼；两人自行车相撞后，不再是争吵不休，而是说“对不起”“没关系”。警察对在广场的学生承认，在这场近两个月的“动乱”和“暴乱”中，“北京的治安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过”。
当时北京市党组织忙于配合中央对学生镇压，对广场的行政管理和秩序维持放手不管。这时出现了学生纠察队与警察并肩执勤共同维持秩序的现象。5月中旬后，天安门广场每日人流量骤增。17日和18日，北京各界声援学生的绝食活动达到高潮，每天从东西长安街和前三门大街涌向广场的人数超过百万，游行的人们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在高峰时广场进出救护车每分钟达三至四次，广场秩序维持压力很大。17日下午，高校学生代表要求北京市公安局派公安干警协助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市公安局很快做出答覆，派出800名干警进入广场。与此同时，东西长安街上一些主要路口由警察与学生共同执勤，有的路口有附近机关人员联合组成的交通指挥小组帮忙，保证了对绝食同学的抢救和游行队伍的疏通。
1989年北京的例子说明，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功能，如警察的交通管理功能，是可以与中共邪党剥离的，而且在没有共产党干预的情况下运转效率很高。当中共党政组织专注于镇压民众时，它在正常国家职能中的缺位恰恰证明了它的多余性；而它耗费民脂民膏动用坦克机枪屠杀民众恰恰证明了它非法执政不但成本高昂，而且已沦为犯罪集团的实质。这些都证明了抛弃中共的必要性。
乌坎和北京的例子已让人看到，没有党组织，中国社会将会继续运行，而且更和谐和更有效。中国没有共产党将是历史发展的重大进步。
美国社会高度公民自治跟中国古代基层自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仔细比较中美两国，会发现最能区分两国的是两个词：“权力”和“权利”。中共讲党的“权力”，同时限制人民的“权利”。而美国讲人民的“权利”，同时限制国家政权与政府的“权力”。
在中共治下，个人自由权利和自发组织的活动空间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或剥夺，取而代之的是党控制一切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而在美国，个人自由权利和自发组织的活动空间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前提的。
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天赋人权”。从联邦到乡镇，层层的公民自治是“天赋人权”的现实展现。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十分看重乡镇民主。托克维尔认为，乡镇民主来自“人民主权原则”，即：“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同等的权利，平等地参与国家的管理。每一个人的文化程度、道德修养和能力，也被认为是与其他任何同胞相等的。”
美国公民自治的基础来自于平等权利，而平等权利来自于造物者――神。《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主赋予人人平等，及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建立政府⋯⋯”也就是说，正因为人的权利来自神，所以人们有自治的天然权利，任何人包括政府不能剥夺。而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人民的权利包括更换或废除不称职的政府。
美国公民自治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有两个特征。第一、美国层层政府和主要官员都是通过民选产生的，民众可以定期重选各级官员，也可以在任期届满之前通过影响议员（联邦）和直接参与基层议会活动（县、乡镇）左右政府政策和表达意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活跃在联邦一级的各式利益集团活动以及个人与各级议员的接触外，最经常最有特色的公民自治体现在基层县和乡镇议会定期召开的公民会议。公民可以在登记后获得在公民会议发表意见的机会，提出对所在社区各种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提议，并纳入议会的议案。许多关于社区利益或团体利益的决议就是由此产生的，包括环境、道路、多方利益协调等。这就是社区居民决定公共事务的过程和内幕。这种县和乡镇公民会议充满活力，经美国建国以来演变至今，是公民自治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形式，构成美国民主的基础。
第二、除了法律规定的权力关系外，美国各级政府之间不存在上一级政府命令下一级政府的从属关系，各级政府相对独立自治。联邦政府无法命令州政府，州政府也无法命令县政府，层层如此。其中的奥妙在于，各级政府只对其服务范围内的公民群体负责，不对上一级政府负责。也就是说，公民自己通过各级政府管理各级公共事务，政府只是公民自治的便利工具。从政府治理形式上讲，这就是美国公民自治和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区别。
托克维尔曾对不同民主国家有一个细微的观察：“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贵族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其实，这些不同民主形式中存在着一个共性，即，公民权利的表达。中共表面上也讲公民权利和公民治理，并冠以“中国特色”，但实践中永远是党组织在操控，按党的意志实行假民主选举、假民主决策和假民主管理。党组织只是把民众当作道具来摆弄。
美国的高度公民自治与中国古代基层自治有相似之处。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形成自发自治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形成自发自治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务。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古代的皇权局限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传统中国乡村秩序实际上是由宗族形成的村落自治共同体实现的，中央政权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并不紧密。传统乡村社会的绝大多数矛盾是通过宗族和宗法手段解决，每逢战乱乡村更是自发地联保自治。这从古代行政编制的状况也能得到印证。清末经国家任命有行政编制的“朝廷命官”不足两万，大量庶务由六十倍于此数的士绅等人员充任。这种在共产党统治之前的基层自治使古代社会基层民众具有相对的自由空间，也使基层治理相对稳定。
古今中外的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脱离共产党对民众的控制，民众完全可以实现有效自治，其结果不但能使社会治理运转更加顺畅，而且能使人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政府能够有效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才是政府得以存在的理由。
党组织反现代管理规律，没有党组织，企业和政府运作更有效
在美国乡镇看到的最好的房舍通常是当地的学校，而在中国县城看到的最好的房舍十有八九是党政机关。反腐中抓出了大批中共巨贪。保守地讲，中共官员十官九贪。这些说明，共产党维持自身权力和剥夺民众权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保证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这就注定了它对人民对社会来说，是一个代价极其昂贵的、非生产性的、反现代管理规律的、反人性的邪党。
中共是一个非生产性的寄生虫。它迫害和奴役人民，又强迫人民供养它。中国人民辛勤劳作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被强制用于供养共产党。中国人民60多年来供养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最昂贵的党的官僚体系。据统计，中共有4万多个乡镇街道党委、近3千个县级党委、3百多个地市级党委、31个省级党委和一个庞大的党中央。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军、师、旅、团、院、校、系、所及各种企事业党委等等。养党经费之巨可想而知。中共喜欢宣传美国总统大选的开支如何如何巨大。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网站公布的数字，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花费总额为十亿零一百六十五万美元。折合当时人民币八十多亿。据估算，这不够中共两周的养党费。中国行（党）政支出占据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39%以上。此一比例远远超出美国的7.9%，德国的7.7%，俄罗斯的7.6%，加拿大的7.1%，英国的4.2%。每年光是“三公”（公款车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开销就达一万亿以上，占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13%。各级党政机关的小金库是另一个巨大的黑洞。至于中共官员贪腐之巨，已无人能确切知道它到底吞噬了多少人民财富。
中共权力渗透到政府经济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一切部门，甚至民营企业。它的所谓经营管理是掠夺性的、反人性的、无道德底线的，与现代管理讲科学、讲效率、讲代价的方法完全相反。中共用公有化把社会和私人财产变成党控制的国有财产，再把国有财产变为党干部的私有财产。中共长期用低工资剥削职工，改革开放后又用各种买断方式甩掉被榨尽血汗的的职工。中共只顾GDP的生产方式造成严重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中共强夺强卖土地和片面发展房地产的政策造成大量农民失地抗争和房地产泡沫化。中共摧毁传统文化和道德良知使市场充斥毒食品、假食品和高价斩人食品，而中共干部却长期享用各种特供和特权。尤其恶劣的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军队、武警、医院等系统把大规模活摘和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屠杀变为牟取暴利的生产流水作业，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必须都能得到好处。中国人几十年与中共打交道得到的教训却是：除了被剥夺被迫害，就是被欺骗。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有一句话：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中共的强征暴敛对民众的侵害已使它不配用管多管少的政府标准去衡量，它根本就是一个非人性的邪灵和魔鬼。因此，铲除中共党组织是回归正常生产规律和政府职能的必由之路。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我们熟知的台湾、韩国、日本、美国、欧洲等地，都没有类似中共邪党对政府和企业的渗透和附体，政府和企业都能正常和有效运转。在中国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有一条一直在起作用的规律：哪里党组织这只有形的手干预得少，哪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主宰得多，哪里就发展得快；反之就发展得慢。
党组织不符合人性，必然被人民抛弃。没有共产党的公民自治将更有效率。这已被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所证明。美国民主奠基人之一、发明家、成功企业家佛兰克林曾订立了13条道德准则，把美德作为处事和管理的最好方法。
中共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与乱象，在没有了共产党之后的公民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体系和现代民主国家公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将帮助中华民族成为史无前例的世界强国，再次带来中国的真正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