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伟，你好！
月前我曾经向你推荐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现在想联系这本书跟你谈谈我对当代某类时髦文风及文字，或者说对我们这两代人中的那种典型的文学倾向的看法。
1．我之所以向你推荐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因为它的第一章就详细讲解了文学的定义。这实际上与你现在所感到的必须要有一个文化复兴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我在“二谈意识形态”一文中曾经提出两种文化不可通约，各自是一个世界。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告诉我们这样两个范式，由于形而上学前提不同不可能互相演绎出来，改变只有革命，也就是彻底地从前提开始改变。
东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我现在逐渐归咎于语言。拼音文字是二维的，所以产生二元思维，所以没有中文中的“文学”，这也就是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一章中所说的中文，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是什么。
钱基博先生认为，治文学史，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文学”。何为文学？这看来不是个问题，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是个普适的概念，是对于所有文化，所有语言来说都是通用的范畴，但是殊不知就是在这个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上我们出了问题。
中文中的文学并不是一个普适概念，这就如西文中的Philosophy（哲学）、ideology（意识形态）概念一样，它们在中文中根本没有对应的概念，都是翻译者们照猫画虎的意译。
涉及语言根本基础的中文“文学”一词，犹如涉及根本文化思想的“阴阳”、“功夫”一样，在西文中根本没有对应的概念。中文对文学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理解和运用。理解何谓“文学”甚至可以说是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根本的问题。为此，钱基博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开章明义就首先指正性地告诉我们，中文的“文学”指的是究竟是什么。
钱基博先生在书中说，要知道什么是文学，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文”。“文”在传统的中文中有三层含义，首先指的是复杂。在古文献中单调的东西不能够称之为文。其次指的是条理性、组织性。第三指的则是让人能够感到愉悦、美丽的文字。为此对于“文”，钱基博先生总结说，“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钱基博先生认为，明确了“文”这个字的含义就可以来认识“文学”的含义。在传统中文中对“文学”二字的理解，狭义的理解文学只是指美的文字，也就是情感丰富，读来音韵铿锵，赏心悦目，而不必有什么规矩道理。另外一种理解则是六朝以前遵循《论语》的理解。孔子说：“博学于文”。这里的“文”是指《诗》、《书》六艺而言，不限于韵文。第三种对文学的理解是近代的理解，“近世之谕文学，兼及形象，是经子史中之文，凡寓情而有形象者，皆可归于文学，”为此后来所谓文学，要广于萧统对“文”的理解。
按照钱先生，也就是中文对于文学的理解，拼音的西文是不具有这种“文”的特点，也不可能会有这种性质的文字艺术。而这在我看来，西方文字由二十六个字母拼音组成，这就决定了它是二维的，只有Literature而没有“文学”，也就是只有叙述性的文献，而没有文字变化组合的艺术——文学。而由此出发，两种文化对于艺术一词，对于文字艺术，“文学”一词的理解就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西方人对于文字、文学的理解犹如他们对于中餐的理解一样，在他们眼里中餐是咸淡、是糖醋，是从二元的方向去理解品尝的。中国文字中的图画性，各种现象描述的细腻的丰富区别，互相联系的模糊空间，转化联系，渗透关系，四声音韵的应用，此中所产生的遣词造句、平仄应对，用韵排律，释典运故，骈偶对仗，所谓“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都是只有二十六个拼音字母的西文所无法理解和描述出来的。如果西人不学习中文，则只能够从二十六个拼音字母的特点所构成的框架来理解所谓中国的“文献”——Literature，根本理解不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的含义，文学中精妙的内容。所以不懂中文的西人胆敢评价中国的当代诗歌，这其实是最简单的“子非鱼”，甚至可说是瞎子摸象的案例。不懂中文的人评价中国诗歌甚至还颁奖，不完全意味着对中国诗歌的推崇，此中更深处的其实是对中文的轻视和忽视。
2．让我更深入地思索这个问题的是因为近来一些友人不知疲倦地向我推荐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就在网上看到过高尔泰的这些文字，我非常不喜欢，甚至可说是属于我所厌恶的那类文字。但是我始终没有时间去在它所染有的政治文化和党文化问题之外思索、探究清楚，究竟我的这种厌恶还有哪些更深层的原因。现在由于这些人的推荐，我开始更具体、认真地琢磨。
对比是最容易让人思索探究的工具。为此我具体对比思索了高尔泰、章诒和、周素子这三位近年来都写了回忆体散文的作者文字的区别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讨厌章诒和的思想和气质，却并不厌恶她的文字？我不觉得周素子的记叙有让我不忍释手的韵味，但是看她的文字却感到舒适？看周素子写下的那类文字，总是让我不断检视自己的文字中还缺失些什么，还多点什么。而高尔泰却相反，他的文字直叫我无法进入。最后我突然发现，曾经在六十年代初期被认为是四位当时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高尔泰，原来不仅是那种典型的真理部酿制的文风，而且是百年来两种半瓶醋文化及文字的混杂，即对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及伴随它的翻译语言的囫囵吞枣和半乘中文修养的混杂。
这个结论是显然的，他没有从西文的文献中研究过美学、哲学，甚至没有过要去原文弄清楚的必要冲动，却称为美学家。他的知识来源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而且也是翻译者的牙慧，但是高尔泰居然从来没有对此感到困惑过。而这也就决定了这类文字在知识和文学领域中的位置。
我曾经肯定地说过，翻译者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文字领域一般来说都是二把刀，也就是半瓶醋。所以翻译者笔下的哲学可称之为二“笔”哲学，翻译者笔下的文学也就是二“笔”文学。
对比周素子、章诒和让我明白，周素子是没有受过翻译作品，二笔文学影响的，有根基的朴实的中国文字，章诒和亦然，中国文字根基压过后来的二笔文字污染。但是与周素子一样生于一九三五年，比生于一九四二年的章诒和大七岁的高尔泰却不是。他居然可说是另外一种“学”风和文风的代表。
我认为，出身于马列美学的高尔泰的文风大约可说是百年来典型的二笔文学、二笔哲学的代表。这种东西依靠的是半生不熟，似是而非的西方思想，披挂的是蹩脚裁缝缝制的中文褴褛外衣。一句话，不伦不类，是典型地被强势的西方文化所扭曲毁灭的中文畸形儿，以褴褛当作斑斓，以昏话佯装深刻，是两代靠翻译的二笔文学，二笔文字滋养长大的人所操弄的畸形文字。
谈到这里我当然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对所有那些所谓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而居然没有质疑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所持的否定性怀疑。因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就既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哲学，而是一种党派斗争的工具，而在它之下的分支，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更甚而过之。我认为，一个有研究能力的人一定会对这种所谓美学的为政治服务的宣传性、非学术性提出质疑，一个关注学术问题的人一定会感到，到西方原文的文献中去探究它本来的意思的必要性，所以如果他们缺乏这个直觉及这个提问题的能力，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思想领域提出并且进行有深度的探究和叙述。
对此，我也可以肯定地说，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美学为底色的精神史，寻找所谓家园史，绝对是一部癌变史。谁如果看不到这个如此简单并且显而易见的问题，谁的审美口味，精神世界就一定出了问题。而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一代人出了问题，就恰好证明了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说的，一九四九的大洋国，经过真理部的控制和再造，终于在《一九八四》达到了目的。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的蹿红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3．其实《一九八四》当然谈的不仅是极权主义的问题，而探究的是更广泛的现代化，或者说西化问题带来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共产党国家及其文化不过是现代化，即西化的一个极端现象，而奥威尔探究的大洋国，代表的是更广泛的西方社会为人类带来的问题。这个广泛的问题也被当代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深切地感到。
当代自由主义巨擘阿隆去世前曾经忧心忡忡、痛心地谈到西方文化对于人类它种文化的毁灭结果，现在我终于明白，百年来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彻底地被西方化所破坏、毁灭。中国文化中的那种文字结构，文字微妙，不仅荡然无存，而且以后可能需要考证才能够重新再生了。你看传统中国文论中对一个字的发音，一个字的来源和深意的运用都非常考究，可现在就已经很少有人有这种感觉且能够理解到这一点。当然你可以说，没了这些，人不是一样活，甚至活的比以前舒服了。可你忘了没了的是文化！这正是阿隆所忧虑的。毁灭消失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王国维为之丧命的东西。
去年，二〇一五年春天，贝岭在国际笔会的研讨会上自豪地说，中国的这两代人都是靠读翻译文学长大的，这让与会者瞠目结舌。贝岭说的现象是真实的，他当时就感到了与会者们听到这一点后的震惊，但是我想，他由于不知道这中间暴露的是让人无法想象的负面图像，所以才“骄傲”地直言说出这个现象，而与会者的“震惊”也并没有让他“震动”，促使他进一步反思。事实上贝岭的直白无异于承认，这两代人都是靠读“二笔”文学长大的。这两代人的特点就是“二”！
懂外文的人看西方文化思想多数人尚且只能够说是雾里看花，更何况那些只靠雾里看花的二笔文字来看西方思想的人了。清人赵翼论诗的两句名句实实地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这对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民众群体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暂时的，一时一地某些个人的现象，而是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的现实。它实际上完全和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拆城墙，破四旧，不顾环境污染地建设相配套，败坏了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折不扣地可说是一种“文化雾霾”。百年来中国实际上已经成长出一种新型的杂交蜕化的文体：二笔体，以及一个相应的二笔知识群体。而马列美学家高尔泰应该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他代表的是极其典型的二笔文学。这个在文化雾霾中产生的回忆，是污染了“苦难”，还是让我们深刻地探究记住的“苦难”？有没有，如何走出侵蚀蹂躏我们的百年文化雾霾，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对高尔泰、周素子和章诒和的文字的评价涉及的是根本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思想方法，文字气氛回忆反思过去的苦难。这个对比也终于让我明白，和民国教育的人相比，更少洋化的那些人的训练的文字相比，我的文字先天缺失什么，多了什么，还要向那个方向努力。
4．或许当代人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已经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各类回忆文字之间的区别，但是你既然提出了文化复兴那么就一定无法绕过这个问题，一定会涉及到这问题。因为没有对此的认识绝对不会有文化的复兴。
为此，在我来说看，四十五年的探索让我明白，除了告别真理部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假大空文字，告别党文化外，还必须告别伴随它的源泉，五四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压迫下蹩脚的翻译们制造出来的二笔哲学、二笔文学、二笔文体，也就是告别百年误区、百年歧路——百年来在西方物质及强势压迫下变味文化。而这说来并不复杂，那就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文字习惯，说明白易懂的中国话。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不用白话文一定是有极其深刻的道理的，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不也是如此吗！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和齐如山等前人，乃至十几年前去世的台湾京剧大师周正荣们都可谓是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的高山！
走笔至此，让我想到问题非常严重的另外一面表现，钱基博之后，现在人再也写不出钱基博那样的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文字的很多微妙已经不再知道，这是一个警钟。百年中国文字就被彻底地割断了传承！后世人或许真的要犹如西方曾经经历的文艺复兴一样，要从后来的伊斯兰文化中保存的希腊典籍中重新复兴欧洲的希腊思想了。如此我也就更理解王国维投湖之绝望心境！所以文化复兴问题绝非是个泛泛的口号，而是非常实在的形势所致。
对文化和社会问题探究了四十多年，真的是越是努力推进，越是懊悔自己一生的弯路，浪费掉的青春、愈益体会到孤独与悲伤……。可我自己不也是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一个觉悟过程吗，看来文化还有它的另外一面……。
祝好！
维光
2016年1月5日德国·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