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雯妈妈一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桥头上，呆呆地望着桥下彻骨冰冷的河水，时而嚅动着嘴唇自言自语……周围偶有路人经过，寂静得只剩下如鬼泣般的北风声……
她觉得生活对她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她的一辈子都是苦难。

解放初，父亲突然自杀，母亲相继病逝，才十七岁的她，作为长女，孱弱的肩上已担负起抚养弟妹的重任。那时她弟弟才十岁，妹妹才八岁。
虽然组织上没有正式给她父亲的自杀下过结论，可那无形的出身问题却压制了她和弟妹三人一生！
上大学时，她靠微薄的奖学金支撑她和弟妹三个人的生活。多少年她都没添置过新衣，稍象样点的衣服还是朋友送她的旧衣服。过早落在肩上的沉重的生活担子，让才貌兼备的她却不知女人花季时应有的滋味……

她好不容易将弟妹拉扯大，刚满十八岁的她弟弟便因为言论不慎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进监狱判了七年徒刑。
其实那些言论只是小孩子家的戏言。他说要招收特务上山打游击，条件是会格斗，会翻墙，会骑马，会打枪……其实他自己除了会打架，大概还会翻墙，什么马啊，枪啊，都不知道在哪里，他连碰都没碰过。
十八岁的小男孩，家里的独子，从小受宠，后又没有父母管教，不知道会祸从口出。但他毕竟只是胡说八道而已，而根本没有付诸行动。几句戏言，便毁了他一生！

她妹妹的命运也比她弟弟好不到哪里去。
高中毕业时，成绩优秀的她妹妹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被拒于大学门外。
文雯妈妈那个时候，工农子弟还没有读书出来，所以她还侥幸上了大学；到了她妹妹那个时候，工农子弟出来了，成份不好便没有机会上大学了。
她妹妹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农场工作。
为了改变因为成份不好带来的背运，她妹妹嫁给了农场附近的生产队里雇农出身的大队长，辞去了农场工作，从此成为真正的农民。学生出身的她妹妹，从小没干过农活，所以不太会干，工分没有人家女人挣得多，在家里便没什么地位，加上丈夫是个粗人，动辄骂人，打人，夫妻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关系一直很差。
她妹妹终于积怨成病，年纪轻轻便早早离开了人世。

她自己在文革中被冤打成特务。解放前夕她参加过一个学生组织，闹学潮反国民党。解放时共产党给那个组织定性是进步组织。但因为组织里混进了两个国民党特务，文革时那组织便被冤打成了特务组织。她也跟着被冤打成了特务，被隔离审查了一年多。
两个孩子跟着挨打受骂，被迫逃学了一年。

她原以为嫁了一个共产党干部，可以改变她的命运，可以让她的下一代不再经历她所经历过的苦难。可没想到，她的命运竟仍然是如此不济！
她对生活已没有信心，只有恐惧：恐惧丈夫会病死狱中，恐惧儿子会永远背井离乡，恐惧自己的病永无痊愈之日而拖累家人……
仰头问苍天，她一辈子老老实实、小心翼翼地做人，究竟做错过什么？为什么要让她和她的亲人们经历那么多的苦难？难道她的娘家人所受的苦难还不够，还要让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继续受苦受难吗？
她觉得她就是个不祥之人——为什么她所爱的人没有一个生活是平平安安的？也许她本不该来这世上，所以世上等待她的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她觉得她活着，除了拖累家人，真的毫无意义！

就在她准备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时，隐约听到喊声“妈妈——”，像是文雯的声音？

她已经不止一次地动过寻死的念头了。但她的一双儿女，她视为比她生命更重要的一双儿女，尤其是她的小女儿，实在是让她放心不下！
她觉得儿子从小比较独立，能干，又是个男孩子，在外面吃点苦，总还能过下去；而女儿从小娇气，单纯，长得又漂亮，一个女孩子孤单单地没有人保护，被人欺负了怎么办？
她想到她十七岁那年失去双亲后日子的艰难，经济上的窘迫加上政治上的压力，怎一个女孩子家可堪？文雯今年恰恰也是十七岁！她不能让女儿重复她的命运！她不能就这样走，她不舍得将女儿就这样孤零零地留在世上，她得将女儿安排好才能走。
她想过将文雯交付给人家——丁伯伯家或她堂妹家——做儿媳。这两家都是好人，她相信他们都不会亏待文雯。可问题是：丁伯伯的儿子和文雯年龄相差太大，比文雯大了十几岁；她堂妹的儿子倒是和文雯年龄相当，正直可靠，一表人才，但不清楚他俩是否算是近亲而不能结婚。

对女儿的放心不下成了这世上牵住她的最后的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