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與不歸，對許多海外華人來說，都是交織着內心痛苦和掙扎的一個問題，對我來講，尤為如此，只是內容與他人略有不同而已，道理非常簡單：一方面我希望自由地獲取信息和表達自己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又年老體弱，不想承受過重的經濟和精神壓力，這是自相矛盾的，但原因存在於東西方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在國內我有房產，它已經升值了許多倍，靠它出租也可以過小康生活，但我有一個毛病，不以個人的物質基礎而滿足，對各種社會現象，愛說三道四，用媽媽生前給我下的定義，一輩子就倒霉在嘴上，我想在免於恐懼的情況下，自由地表達我的觀點，這正是我2009年2月4日，來到楓葉之國的主要原因。

    從踏上旅途那天算起，至今已有兩年多了，也就是說，很快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權，或者說，目前我依然是旅居在異國它鄉，商務考察的簽證延期還沒批下來，我哪裡也去不了。報上誤傳的所謂本人是聯合國難民的消息，是不了解情況，是不準確的，總之，我是典型的遊子。作為一個關注中國事務的評論員，歸與不歸的問題，一直像一團亂麻，充塞在我的心中，有時，看到溫家寶的有關政改的講話，我對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很有信心，我恨不得馬上飛回我的故鄉，有時，我看到批評政府的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被拘捕或被騷擾，我心中很難過，想賺點錢趕快買塊墓地，這種自相矛盾的感覺攪得我坐立不安，既使在寫這篇小稿時，也縈繞於腦海，不能釋懷：歸與不歸？

    坦率地講，我不是英雄，我不想讓我的家人日夜生活在恐懼中，為我而流淚，我希望和以前一樣，我坐在家裡的書房裡，可以平靜地讀書，思考，會客，我留在大連舊居的書房裡，有多達8000多本各種圖書，香港及海外幾乎公開出版的書，我大都持有，我可以十幾個小時，不間斷地讀書，這對我是一種最大的精神上的快樂，總之，這種自由閱讀的方式，在中國已不是問題，官方不會因為讀什麽書和講什麽話而拘押你，當然這一點比文革時要進步得多，但假如把讀書思考的結果真實地寫出來，或在公開場合發表觀點，則風險就是巨大的。

    問題就出在這裡：在加拿大有言論自由，但賺錢特別難，2007年，我在上海賣出去很多書法作品，但在北美的市場很小，既使是像我這樣的高產作者，每月的稿費收入也平均不過1500元，我在香港出版了《薄熙來傳》一書，至今還沒拿到一分錢；而反過來說，在國內賺錢非常容易，2008年我在廣州賣一幅三尺中堂，就是八千元，買家還要請我吃飯，但公安等部門用衛星定位方式，對我實行二十四小時監控，有時還要跟蹤，請我喝茶，使我苦不堪言。假如，我長嘴只有一種功能，就是吃飯，我就留在國內，但它偏偏還有別的很多更重要的功效，使我欲罷不能，所以，我很痛苦，改變不了環境，就必得背井離鄉。

    不過，憑心而論，不論是在牢房裡，還是在獲釋後，專政機關那些奉命行事的警員們，從來沒有直接毆打過我，對我還是比較理性，溫情的，記得剛來多倫多時，有的媒體一再追問公安摘取人體器官的事，仿佛我就是有力的目擊證人，但我多次講過，我沒有看到這種反人類的暴行，我永遠不想用謊言發泄心中的仇恨，更不想違心地奉承某個人或某個組織，去換取可憐的稿酬，雖然，稿費是我唯一的收入，我特別看重。我只想抱着良好的希望中國進步的善意健康的心態，去批評中國社會的弊端，揭露官員的貪腐，指出其病症所在，引起療救者的注意，進而推動中國的和平轉型，也許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也會找來誤會和非議，但我願盡綿薄之力。

    歸與不歸的情感糾葛，纏繞着我寫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自從踏上加國那一天算起至今，從來沒有停止過，最初，有一個老朋友請我吃飯，約我談話，並給我介紹了工作，但顯然有交換條件，即少些或不寫批評文章，被我委婉地拒絕了。後來又有人以讀者的名義慕名來訪，與我會面，對我提出了嚴厲警告：再這樣寫下去，就永遠別想回去，我沒生氣，也直言了我的決心，於是，我還在憑着良心和願望勤奮地寫作，生活。

    前幾天竟發生了這樣一件荒唐透頂的事：行前，我把房子出租給了一個做生意的老闆，雙方簽訂了合同，以前他總是守信履約的，但今年一反常態，他遲了十多天沒有繳納房租，我電話詢問，他的回答令我吃驚，大連公安人員找到他，向他宣布，你支付給姜維平的房租，必須經過我們同意，使房客驚愕不已，他們還留了公安人員的手機號碼，於是，我給那位警員打了電話，原來，他是以前負責監控我的人，叫王某，由於大連是個小城市，我有廣深的人脈關係，我的朋友李某，也是他的哥們，李某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所以，他以前和現在都對我非常客氣，他說自己是奉命行事，接着對我進行了十幾分鐘的愛國主義教育，總之，我們討論了“歸與不歸”的嚴肅問題。看來，如果政局沒有大的變化，我繼續寫下去，就沒有好果子吃，既使房租解決了，也別想再回國。

    我們的分歧在於什麽是愛國，我認為，寫了批評政府官員的文章，是希望中國穩定而進步，寫得越多，越是愛國，而他或者說，他的上級，則恰恰相反。如果讀者回顧2009年3月29日，我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專訪，就會知道我當時提出的有關“中國處於撕裂狀態”的觀點是善意的，積極的，建設性的，去年溫家寶發表紀念胡耀邦的文章，我首先予以肯定，我從未懷疑他的真誠，也反駁過有些朋友的“做秀說”，現在，讀者們已經看清了中共高層的意見分歧，也看到了中國的危機和希望所在，不是我比他人聰明，而是我與中共各級官員打交道比較多，我很了解他們，而且，我主張淡化個人的仇恨，而選擇理性的批評，儘管如此，大連公安還是用“歸與不歸”的事，來威脅和折磨我，真的，我感到很委屈，我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不是害怕回不去，而是不符合我做人的準則和性格：不參與政治，只做持批評態度的讀書人。所以，我極少參與演講活動和會議，也厭倦出頭露面，交際應酬。我每天都過着平淡無奇的生活，每天都做着回家的夢。

    歸與不歸的痛苦如此簡單，而又如此沉重，完全是我自己的選擇，一點也怨不得他人，我認為，痛苦來自中國的幾千年的專制制度，來自製度滋生的腐敗和兩極分化，而改變制度需要時間和耐心，也必須首先要有言論自由，我正是一個代言人，我把我的批評定位是“溫情批評”，這樣可能擁有很多的讀者，也包括體制內的官員，而目前中國的進步，最需他們的支持。試想，溫家寶一次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點燃了多少人的夢想啊！他講一句話，是不是比我寫的所有文章的影響力都要大呢？所以，委屈之後，我心情又由激憤而變得淡然，我主動給警察王某打了電話，他還稱我為“姜哥”，而且，房租問題也很快解決了，他問：你什麽時間回來，我說，大約在2012年底，我相信中共十八大開過之後，如果是習近平和李克強擔任了一二把手，我就有信心，不會再次坐牢，當然，我就回去，他那邊也傳來了善意的笑聲。

    無疑地，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們，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黨內改革派，當年正是文字獄的受害者，與其說，是一部關於《劉志丹》的小說害慘了他父親，不如說，是專制制度造成的悲劇，我不相信這對他不是刻骨銘心和具有哲理啟迪意義的，同樣的，李克強在河南省任職時與著名醫生高耀潔打過交道，她在題為《高潔的靈魂》的自傳中透露了李克強是言論自由的贊成者，而且，最為重要的是，在遼寧省任省委書記時，他和家人沒有貪腐的問題，這不是我的觀察和奉承，而是遼寧省新聞界朋友的共識。因此，儘管眼下國內形勢很緊張，但我依然對歸與不歸的問題態度非常明確：歸！待到中國進步時。

    雖然，中國人一代代的民主夢都破碎了，但到了第五代領導人，我依然抱有樂觀的信心，社會總是要進步和發展的，1966年文革時收聽敵台要槍斃，講錯一句話也是要嚴懲，而今天很多的老百姓和官員，在私下場合，都會冷嘲熱諷國家領導人，但講話一旦變成了白紙黑字就不行，真是豈有此理！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美國的家庭電台牧師團創始人坎平，可以用“世界末日”的謊言造謠惑眾，而政府淡然處之，為什麽中國的藝術家光艾未未，裸露身體委婉地調侃與嘲諷黨中央，就犯法了呢？為什麽我在加拿大寫稿批評哈珀，他不屑一顧，而我發表了批評中國時政的稿件，就震怒了大連公安呢？原來還是制度的問題。因此，雖然，歸與不歸，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同，抉擇不一，不必強求，但假如中國接受了普世價值，也搞了憲政民主，肯定許多人會選擇落葉歸根，至少心中的痛苦會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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