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高龄八十三岁，恐怕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将我一生许多精彩的事情有条不紊的讲给大家听了，所以这里想一切从简，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内容和感情的事情合在一起，这就是这个题目的来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内容从我当学生起，到我第二次出国止，前后蔓延将近三十年，经过完全不同的时代，它实在应该是一本书的内容。

一九六零年，我进了北京石油学院，我是从上海来到北京上学的，当我被编制在一排学生队伍中，顺着口令叫一，二，三，四，正步走的时候，很不习惯，尤其在红旗操场上，我们被排成一字长蛇阵，一个个挺胸凸肚，等待院首长过来时，高声喊叫;院 首 长 好! 院首长回叫同学们好的时候，我的不舒服达到极点。

五十年代，上海的中学基本还是民主社会的体制，与国民党时的机制差不多，而北京的这些新大学都是依照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建立的，严格说这不是大学，更像延安干部集训的地方，又像军营，里面的人想尽方法表现自己的忠诚，出人头地，渴望能够入团，入党，得到递升。在这里，乡下人，城里人，上海人，家里背着历史问题的人，父亲是右派的人，出身不好的人等等，一个个都在试尽解数，绞尽脑汁表演，得到党的喜欢。而我对学校的理解仍旧是我到北京求学来的，所以每天跑图书馆，找我喜欢的书看，与我周边每天在走廊上找党员和团书记汇报思想，要求入团入党，要求进步的同学完全形如陌人。

当然后来的倒霉还不是完全因为这个格格不入，这个状态至多将我定成思想落后，还不至于被踢出人民的队伍，成为反动学生。因为这不是我这个题目的主题，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给大家讲那段历史：反动学生是怎么炼成的。

我进大学时的院长和党委书记是阎子元，他资格很老，是六级干部，论资历应该在更高的位置，至少是部长，但是由于没有文化，能力不强，才被安排在石油学院当书记。他在学校时，不太管事，大权都在付校长贾皋手里。 这时的石油学院还是比较太平的，石油学院变成北京的极左学校是从他离开后，玉门地委书记刘长亮调到石油学院当书记后开始的。

石油学院还有两个付院长，石申和孙卓夫。 石申是共产党女干部，人很和善，在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后，可能根据每个领导都要单独接见我一次，写上他们的意见的规定，一个晚上石申到宿舍单独见我，一点没有其他领导干部的那股官气和杀气，在灰黄的灯光下，不知为什么，我隐约感到她目光中含有怜悯，在我后来到农场与延安干部张瑜成为生死之交后，我才明白我那时对石申的感觉不是自怜，延安干部经过太多政治运动，他们完全明白运动中遭殃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我还很幼稚，要经过更多的人生后才明白共产党内最可怕的不是老干部，而是那些从中国社会中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四面八方中要挤人共产党队伍，或者已经挤人共产党队伍的革命干部，其中又以家庭有问题的人最为可怕，他们穿的破破烂烂，或者军人的旧衣服，或者将新衣服搞得脏兮兮的，打上补丁，讲话粗鲁，完全是一副没有文化的工人农民的样子，在60年代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横行霸道， 不可一世，文化革命时将这些干部的家庭出身和本人历史用大字报揭出来后，我都不敢相信这些人的本貌是这样的，中国严酷的社会将很多人塑造成一流的演员。

孙卓夫是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带着队伍起义过来了，因为起义有功，被安排在石油学院当付院长，没有实权，分管体育。

孙卓夫有着非常强烈的军人气息，走路背挺的很直。有一次我到南教楼上厕所小便，正好孙卓夫也站在我旁边小便，一般来说学校高级干部是从来不来这些厕所的，不知为什么孙卓夫那天也来这里，在我们并排站着一起小便时，他挺直腰背的那种军人气息不知不觉的像电流一样通到我身上，我感到那次小便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六十年后的今天还能回忆起来。

我对孙卓夫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1962年左右，他在学校大会上的一次大骂食堂工人的发言。

那正是国家经济遭荒，饿死很多人的年代，物质非常蹇乏，学生一个个饿的面黄肌瘦，每次去食堂都是愁眉苦脸，面对几个玉米饼，和一些没有油水的清水煮菜。 但是食堂有时会开几个猪肉罐头，放在几千人吃的菜汤里，谁要吃到谁运气。

有一次，一个学生排队打饭，掌勺的工人正好舀起了一块肉在勺的中央，但是，他没有给这个学生，用手抖了几下，将那块肉抖下去了。 这个学生非常生气，就抗议了。这个工人一脚向那个学生踢去。要知道那时候学生长期营养不良，都是很虚弱的，而食堂工人每个都是膀大腰圆，满面红光，这个学生哪能经得起他这一脚，在地上滚了几个圈才停下，这下积累了长期愤瞒的学生不答应了，几个学生冲了过来，要打那个工人，登时食堂的其他工人也马上围了上来，这个食堂有四五十工人，马上形成对峙形势，大战一触即发，学校领导和保卫科马上来了，以犯政治错误威胁学生，将学生驱散了。 因为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所以学校绝对不敢得罪工人，我用这件事件说明后面的事情，作为一个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军官下面这样做要有多大的胆量。

一次学校大会上，孙卓夫讲起话来了，我们都很奇怪，作为分管体育的领导，他是很少在大会上讲话的。他那哪是讲话，声音非常大，听起来非常生气，他告诉学生，春节北京市分给学校食堂三头猪，他们给了院长办公室小灶半头猪，给全校几千学生吃了半头猪，他们食堂四五十个工人吃了两头猪，他们不但白天吃，还晚上吃，边吃边放音乐，男男女女抱在一起跳舞 （经济困难的那几年，北京鼓励跳交际舞），非常无耻，他说到后来简直气得在怒吼了。学生听了也群情沸腾，都坐不住站起来了，但是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都年代，又能拿工人怎么样呢？ 结果当然不了了之。

作为国民党起义的孙卓夫敢于这样讲话的政治风险是非凡的，虽然后来没有人和他算帐，我们还是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还有一次是在学校红旗操场，操场上空无一人，天空下着倾盆大雨，雷声轰鸣，电光闪闪，他一个人站在红旗操场的主席台上，麦克风开的很大，他的声音很大，悲痛愤瞒，对着空无一人的操场在叫喊，叫喊的话不完全听的清楚，但含有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字句，他在石油学院分管体育，石油学院在北京什么都不起色，是很差的学校，唯有体育突出，可与清华较量，所以有人讥讽石油学院是体育学院，体育一马当先。他应该是受了什么刺激，才这么愤怒，在雷雨中独自叫喊。我至今难以忘记他在雷雨中叫喊的声音和模样，像一头受了伤的狮子：

他心中应该压抑着多少痛苦才会这样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暴风雨的操场叫喊啊！

在干部都收到冲击的文化大革命，石申和孙卓夫都没有收到很大冲击，因为他们在学生中和教师中没有什么民愤。

下面谈到刘长亮，他是玉门地委书记，62年左右调到石油学院当党委书记，他来的时候，与其他院长穿着整齐的人民装不同，总是穿着一件黄色的皮夹克，在校园里挺着大肚子转来转去，好像在看什么，这一点很特别，没有一个其他学校院级领导这么逛的。我想他这是在适应学校环境吧，因为他是从石油基地调过来的。

刘长亮的最大特点是整学生，1964年北京市大学的毕业生清理思想运动中，在他的主持下抓了十一个反动学生，远远超过其他学校，报到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宋硕不肯批，要他去掉几个，但是他不答应，亲自跑到北京市委与宋硕吵了起来，最后宋批了。

在清理思想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学生自杀了，他在大会上说，“学生就像麻雀，抓在手里不紧就飞走了，抓的稍紧，我还没有用力就死了。”说到这里，有学生举手递条子，拿上来后，他看了一下，读给大家听，我们强烈要求将这两个自杀的学生开除出学生队伍，他们不配当学生，读完后，刘长亮哈哈的笑了起来说，我看不必了，他们已经将自己从学生队伍中开除了。说后他又古怪的笑了起来，那个笑声非常的刺耳，像鸭子的叫声。

1965年我们被定成反动学生后被送到北安农场（后来改名大庆五七农场）劳动改造。1968年我们的处分时间期满了，农场保卫科反复给学校去电报，要求给出处理方法，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在我们的要求下，农场让我们派出三名代表去北京学校面谈。我是其中一名。

到达北京后，我们在学校外面徘徊了很久，不敢进去，当年学校对我们的残酷斗争仍使我们心有余悸，不知道学这次回去学校会怎样对待我们这些反动学生。最后鼓足勇气进去后，我们喜出望外。学校的联合总部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后，对我们非常热情，由二个组织各出一人，加上总部的巫云松组成专案小组专门处理我们的问题。

当时学校分成两派，大庆公社，领导是姜杨，听说他母亲是公安部副部长。 大庆公社差不多集中了学校全部的学生和教师，有四五千人。 还有一派是北京公社，只有二三百人，差不多全是学校的政工干部和党员。他们在文化革命的初期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将不少学生和教师打成了反革命，在毛泽东大字报出来后，他们就沦为臭不可闻刘少奇路线的保皇派，参加大庆公社人家不要，一开始他们也被这个形势搞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但是这些人毕竟有着更丰富的政治经验，没有多久后就悟出门道，知道怎么办了，他们自己也组成了一个组织，命名北京公社，自称反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是真正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组织。但是他们里面差不多全是刘少奇当政时整人的政工干部，为了掩盖这个团体的性质，他们就找了几个在刘少奇时期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来当这个团体的头头。其中一个头头就是我后面要讲的白炳城。

我们到了石油学院后，负责处理我们问题的专案组让我们住到五六楼的

一个宿舍中，整个楼房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也没有灯，玻璃都被二派武斗打碎了，我们小心翼翼的走进分配给我们的房间，发现门是关着的，推开一看，窗户都被纸糊了起来，这样白天房间里面也是乌黑的，永远没有一点阳光。我们推开门：

黑暗中竟然发出一个惶恐的声音来， 找谁？

显然他能看到我们，我们从亮处看不到他。我们自我介绍，

正是

同是天下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他自称是来北京造资产阶级学校路线反的学生，可是他的形象一点没有造反的样子，一副颓萎，恐惧的样子。

安顿下来后，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去访问北京市委，石油部，国务院高教部，甚至当时最吃香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同时我们的宿友，那个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迫害的开除学生，也没有闲着，他的活动主要是跑北京火车站，检乘客丢掉的车票。因为这是一场持久战，在上级领导短时间不会给我们一个处理的情况下，他就得在学校中坚持下去，可是到了春节中秋他又想回家(东北)去看亲人，一张火车票相当于我们半个月的工资，他绝对拿不出来，这位宿友就用废票拼成新车票。我看过他生产的各种假车票，除非拿到专门的检验部门，在闹哄哄的车站和火车上是绝对没有人能看出它的非法性的。我们这些由中国共产党制造出来的新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中虽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但是从来没有幻想过要得到新世界，却是惶惶不可终日，常常东躲西藏。最害怕的是过节，这时候首都清查和驱逐没有户口流入北京的盲流，我们一个个就成了丧家犬，到处流浪。有关我们这部分活动如果写出来对于后人了解文化革命的全貌，一点不比今天哪个官被打倒，明天哪个官被重用的那些流水帐缺少趣味和永恒意义。正像圣经中说的，有钱的人和有权势的人上天堂比穷人和不幸的人要难多了，中国的文革也逃脱不出上帝的这个教诲 。所以我应该另外撰文来专门描写这段时间我们这些容易上天堂人的种种文化革命活动。

后来老鲍也从农场出来了，看到我们住的环境，阴暗不见天日，一个个落魄颓唐，就用当时报纸和电台上常常形容地富反坏右的话来描写我们，这些人人还在，心不死，一个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视无产阶级的动向，幻想夺去他们失去的天堂。听着这个调侃，我们相互看着，一副副丧家犬的样子，心酸的笑了起来。

不久后我们就知道造资产阶级学校路线反的室友的故事了，他由于学习成绩不好，前几年给学校开除了，文化革命中这也属于资产阶级路线对工农兵孩子的迫害，所以他也赶来学校要求复学。说起来我只能对不起他了，他白白告诉了一个比今天共产党作家写的爱情故事要美丽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如果写出来足以令中国的文薹黯然失色，这位老兄与他同乡青梅竹马的女子（当时在北京邮电学院）的爱情故事真的令人感动，他就是在与这个女子发生误会的时候，失去了考试的能力，在期末大考中门门课都交了白卷，被学校开除了。写到这里我只能狠下心来抛弃这个题目，我的生命已经剩时不多，要说的事情太多，只能对不起他和他的美丽的故事了。

接下来讲白炳程的事情。

有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访问我们，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非常隐蔽，里面墨黑墨黑的，没有人会有兴趣。他自我介绍说他叫白炳程，矮矮胖胖的，滿嘴四川口音，是北京公社的第二号头头。

我们有些得宠受惊，这可是学校的高级领导，亲自来访问我们了。

他对我们說，我们是难兄难弟，因为一年前劉少奇執行反動路線的時候，他也被定成反動學生，已經被準備送到北安农场去与我们为伍了，就在临走前，毛泽东的大字报出来了，下面的形势如地崩山摧，摧枯拉朽，几天功夫，学校的领导就被打倒了，群众成立了革命组织。 他也被推选为革命组织的头头。

他成为头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刘长亮算账。开完刘长亮的批判会后，他将刘长亮带到一个学生宿舍中，将所有人都赶走，里面放着一个长板凳，他让刘长亮脱下裤子，趴在凳子上，然后拿出他事先写好的文件，一式两份，然后念给刘长亮听： 你将我打成反动学生，送北安农场劳动改造，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大字报，我的一生都被你毁了，现在我要与你算帐，我不想毁你一生，只想打你四十大板屁股，让你记住以后不准这样欺负年轻学生。 你服不服，如果你服的话，我们两都签字，我们的帐就此了结，两不相欠，以后不准再报复。刘长亮同意，签了字，白炳程打了刘长亮结结实实的四十大板，屁股都出血了。 然后将他送回家中去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