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你没有见过文化革命的真正样子，只是从共产党的报纸电影和小说中见过文化革命，那么这篇文章让你真实的，身若其境的体会一下文化革命初期斗争会的样子。

革命的火终于烧到农场了，一开始好像有些犹疑，时旺时息，因为人们用一种审度、不理解、乃至不信任的目光看着这个怪物。

几天后，农场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礼堂就贴满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在进门的地方，有一幅用大体字写的大字报特别显眼，上面写着：

“郭大胡子，你为什么一个人吃了七个人的肉？”

非常吓人，可是谁也没有大惊小怪，谁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吃人肉，而是指生活科科长郭大胡子一个人吃了应该分给七个人的猪肉。这幅大字报却形象的反映了农场当时的文化革命状况：说的都是细小，无关痛痒的生活屑事，而用的语言惊心动魄，似乎要配上文化革命的气势。人们嘴上在叫文化革命万岁，心里在嘀咕，这是不是已经玩过的钓鱼上钩？

从外地出差回来的人，尤其北京回来的人，不断带来使人惊愕的刺激消息：什么人们都不上班了；党委都瘫痪了；党委书记被戴着高帽子到处游行……，将大家听得心里痒痒的，看看我们这里，照样上班，党委还在领导文化革命，揪出几个有历史问题的和与农场领导闹矛盾的芝麻官，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人吗？

空气中闪烁着一种可怕的沉寂，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神秘气息，干部们看来心事重重。

这个气氛终于被一队的青年工人黄义一的大字报，“炮打农场党委”冲破了，然后一批支持的大字报蜂拥而出，到了东北石油学院窜联的红卫兵到达农场时，要求斗争党委的舆论已经达到了高潮。

第一个批判农场党委走资派的大会终于召开了，这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大会，不管史家将来怎样去评估文化革命，就这样性质的大会本身来说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非常罕有，而且以后也是难得见到的了。

这与土改斗争大会不同，与斗争右派和反革命的大会也不同，因为那些大会的后面有着一张无形的黑手在引导和控制大会，那样的大会只是一个预定结果的过程。这个大会也与我们以前排队去到礼堂听党委报告不同，在那样的大会上，是没有个人的面貌的，每个人只具有他身份所确定的含义，秘书就是秘书，工人就是工人，指导员就是指导员……，个人只是这个已经编织好的巨大的罗网中的一个固定位置的棋子。

而现在当那个网失去了它的威摄和控制的时候，除了我们这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还在它的余威下战战栗栗，其它人已经可以消遥它的网外了。一旦人们无法从那个网得到具体的指令，也不必再以这个网给他定义的身份去活动时，他就必须以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行为去面对和处理身边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不再是我们平时叫惯了的小马，老张……，而透出了使我们陌生的他本人的个性和人性。

人们乱七八糟的坐在礼堂的每一个可以坐的地方，窗口的边沿上，桌子上，礼堂后面高高堆起的麻袋上……，有的在抽烟，有的在交头接耳……，如果说多少年来这个会场上的人在那里就像一列列西安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那么现在这黑黝黝会场中的人就变成了一座古庙里的罗汉，或是呲牙咧嘴，或是慈眉善目，或是嘻笑欢颜……活龙活现，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会议由一个东北石油学院的红卫兵主持，他说工人师傅们，今天我们开会批判农场党委执行刘少奇反动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和迫害广大工人的罪行，请工人师傅勇于揭发，有毛主席他老人家为我们撑腰，大家不要怕。

其实当一个人说不要怕的时候，他已经害怕了，要不他怎么会能想到害怕呢？ 会议一开始沉闷而且审慎，上台发言的都是出身好的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工人， 连运动初期被农场党委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没有一个上去发言，发言成篇累牍地引用毛主席语录给自己壮胆。

但是这个沉闷只是暴雨前的沉寂，工人们虽然从那个巨网中脱出了，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和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加上常年来对于干部习惯性的低三下四的心理障碍，必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在礼堂看不见的空气中，工人们心中的愤懑正像地下的岩浆，到处激撞，当它找到一个出口时，就会以千钧之力喷发出来。

这个沉闷终于在一个老工人上台泪汪汪地控诉他被卡扣了三个月的工资，家中揭不开锅，孩子饿得哭的时候打破了，黑暗中有人叫茹作斌站起来，虽然没有人响应，茹作斌还是站起来了，态度恭敬，不卑不亢。他用他特有的平实声音回答说：这位师傅说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回去调查，如果属实，一定给他补回卡扣的工资。

茹作斌是西北甘肃人，焊接工人提升的干部，虽然在忠诚于共产党上，在国策阶级斗争为纲上，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庆精神上，他与知识分子干部没有区别，但是他的务实和稳重作风俨然与大学中我见到的紧跟风浪尖的极左知识分子干部不同，六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党中央内斗，发出的政策经常一百八十度相反，这些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一套见风使舵，在浪头上生存变化的本领。而茹作斌显然不是这种风格的人。

2000年，我重访中国时，我的红颜知己张庆华，以她丈夫大庆工校校长的名义请我吃饭，并请来了当年的难友李延成和茹作斌一起作陪，茹作斌已经官升至大庆组织部长，刚退休不久。难友李延成也已满脸风光，完全一扫当年反动学生的霉气，刚从处长的岗位上退休不久。李延成的处长就是茹作斌提携的，可能正因为如此，难友李延成已经很难分清对茹作斌尊重和阿谀的界限。在饭桌上我回忆了当年在农场的艰难岁月和一些令人心酸的往事时，李延成说我们当年能在农场安然无事，全是靠的茹书记，可以说，茹书记就是我们的保护伞。说完后，大家愕然，不知道说什么，倒是茹作斌思索了一下，用他那惯有的平实语言说道，哦，不能这样说，我只是庆幸那个时候我在你们的问题上没有胡来，表情显然流露出当年在不是我们问题上胡来的自责。

我对茹作斌最深的记忆是农场每年一次的庆丰收大会的聚餐，农场的生活极其艰苦，可是那一天宰猪屠羊，农场的大礼堂中摆满了几十张巨大的圆桌子，每一张桌子可以坐二三十个人，那一天也是农场做饭师傅大显身手的时候，桌子中间放着一个大猪头，猪杂冷盘和各种素菜的冷盘，每个盘子有脸盆那么大，然后是农场自制的米酒，那个场面令我终生难忘，气氛热闹极了。然后茹作斌一桌一桌的走过去敬酒，那种恭敬的样子令我非常感动，那一天也是没有阶级斗争的日子，所有的反动分子，包挂我们戴帽子的都坐在席上，如果茹作斌走到一个桌子旁，正好是一个改造分子，他也会谢谢他一年的辛勤劳动，为农场丰收做出贡献，一点不提什么努力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屁话。

我不知道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今天还存有多少茹作斌这样的干部，我相信当年共产党在上升过程中从中国基层吸收的这些干部是共产党维持它生命力的重要成分，当它随着离它起事的坚韧和残酷的斗争愈来愈远的时候，虽然它离暴力和杀戮也就愈来愈远了，但是它也就愈来愈失去了它从中国底层，那个真正蕴藏着中华民族活力的瀚浩的底层得到的活力，当它愈来愈接近消耗完了这些正能量的时候，它也就愈来愈慢慢回到中国社会固有的轨道上，转化成一个中国社会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控制下的党了。这时候它也就只能从羡慕它的荣华富贵和权力，而围绕到它周围的群体中去吸收补充养料了。

批判大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干部在气势上完全压住了工人。他们在回答问题或倾听工人叙述时，眼睛直视着工人，使控诉的工人感到咄咄逼人，要说的话也就吞回了一半。主持会议的人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和茹作斌展开了一对一的针锋相对的交锋，主持人问他应该怎么样对待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革命的时候，茹作斌平静的回答，我忠诚于毛主席和党的革命事业，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审查。然后台下黑暗中有人叫起来，让党委的成员都站到台上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好多响应的声音也叫了起来，上台去。在叫声中茹作斌与场长刘金炼等一起慢慢走上了台。有人叫低下头去，这些成员们将头低下去了。但是形式上的强制，甚至侮辱并没有使工人在心理上取得优势，这些干部们依旧占有着气势凌人的骄傲。这些傲气虽然在运动后面盛行的戴高帽子，喷气式和体罚下被打得稀里哗啦，但是在运动的初期，它是如此顽强地占着上风，非常顽强，无形地笼罩着运动的气氛。

大会的真正转折终于到来了，那是必然要到来的，这并不是因为哪一方是正义的，非正义的，这些已经根深蒂固的栽在中国人心里的古老的信念，好人与坏人，进步与落后，或者理想主义者将人民群众拔高成真理化身的对社会的一厢情愿的解释，都只是中国社会中中国人用来意淫自己的自慰。当历史像从山上奔来的洪水猛兽不可抵挡地在山麓巨石之间夺道乱冲杀出一条河道的时候，与这些理念又有什么关连呢？对于农场来说，运用权力的一方，处于权力没有任何法律控制和约束的状态，同时又必须竞竞业业地戴着那些与农场情况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对农场完全没有用的中央权力斗争发布的政策和指示的锁链，不管这些干部怎样无私和认真，都是不可避免地会伤害被施用权力的一方的。何况对于这些穿着满身油腻和破洞工作服，在北大荒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挣扎和求生的生灵啊，他们向谁去诉说他们心中的愤懑，他们的痛苦啊！他们会毫无选择的将心中的痛苦，物资的秉乏，病毒的折磨……，一切的一切都归之于掌握着支配他们生活全部权力的官员，尽管那时尚未形成像今天这样的巨大的官民贫富差别，农场的干部生活也只是比工人略好一些而已。

一个中年工人颤颤巍巍的走到台上，他没有说话眼泪就出来了，他说茹作斌啊，你让我成了废人了啊，我的孩子死了，是你逼着将我骟了的，现在我生不出孩子了，我怎么对得起父母啊，不孝中无后为大啊……，他哽咽得讲不下去了。

全场像开水一样沸腾了起来！农场去年做出了一项收到大庆工委表彰的创举，全部有了一个以上孩子的职工都做了绝育手术，现在这些被“骟”了的人愤怒了，几个职工一起冲到台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工人说，茹作斌，你好狠心啊，你为了得到上面的表扬，升官发财，骗我们，逼我们将自己骟了，你说没有付作用，可是我现在一到阴雨天就腰疼，浑身没有力气，我以前能够扛二百多斤的麻袋，我现在完了，成了废人了……。他在台上大哭起来。

茹作斌的头上开始流下了一颗颗的汗珠，他的头真正低下去了，黑暗中有人在狂叫，让他回答！让他回答！

茹作斌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这里的工人师傅……。有人又叫了起来，是责任吗？

茹作斌说：不，不是责任，是罪，我有罪……。语气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大会开始时的矜持傲慢。我相信那一刻茹作斌说这些话是发自肺腑的，这是不是就是多年后茹作斌在和我们一起吃饭时说的“胡来”之一呢？

文化大革命在茹作斌这样的干部身上留下来的也许不是像大部分共产党干部们那样，只是对文化革命的仇恨和恐惧，还有沉痛的反思。这种反思只可能在那一时代的一部分干部中存在，对于今天在高爵显位上的他们的子女，是无法理解和达及的。但是这能怪他们吗？正是这个文化革命，使他们有着怎样的童年和少年啊！还当他们没有成人的时候，他们碰到的是抄家，是对他们父母斗争，是周围人毫无同情的欺凌和白眼，是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一个高干子弟告诉我，当他的父母被斗，深夜不能回家的时候，他拉着他的妹妹，饿着肚子，躲在柜子里发抖。还有一个高干子弟告诉我，当他的父母被送到监狱和干校去的时候，他失去了家，变成了孤儿，沿着呜咽啼哭的长江要饭流浪，像条搭着尾巴的狗一样，那个时候有人可怜过他们吗？什么是爱？什么是怜悯？为什么当他们今天得到荣华，得到富贵，得到显位的时候，要强迫他们给爱，给怜悯，给施舍，于这些残忍的无爱心的LOSER啊？

错的也许不是每个个体的中国人，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着委屈，有足够的理由去不顾一切地，不惜手段地，用成功，用疯狂，用奸诈向这个社会榨取，去抗议，去将周围的人压下去，去，去报复！报复那个冥冥中嘲弄作践他们命运的力量！仅管在这个社会的表面上用大广播，用报纸，用电视说的，叫的， 唱的是完完全全相反的，无关于委屈，无关于成功，无关于出人头地，无关于风光，更无关于你死我活的报复的话。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什么理由，是谁，将他们拖到了这个冤冤相报的，人性高度扭曲的，充满谎言和欺骗的生存道路上？这个始作俑者，是一个暴君？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智慧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社会的无奈？是外国列强欺凌后中国民族自尊不顾一切的疯狂反弹？是国际共产主义风暴给中国留下的遗产？还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人的礼制等级做人上人光门耀祖的观念在作崇？

终于干部们的心理防线被冲垮了，工人们一个个地上台痛哭流涕的揭发农场干部的倒行逆施。

文化大革命在大庆农场终于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