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经济学人】【外交政策】和【大西洋周刊】在讨论到底是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还是【大西洋周刊】的詹姆斯.费洛世给了习近平以“中国梦”的灵感，不免莞尔。其实“中国梦”的提法缘起何处并不重要，令笔者惊讶的是习近平的中国梦竟然捉住了这些殿堂级的西方主流媒体的想象力，这是之前的“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所没有做到的，可谓中国重金打造“软实力”以来最为成功之案例。

西方评论员有说中国梦是抄袭美国梦；也有说中国梦说辞假大空，缺乏实质性的细节，不接地气。笔者以为模仿美国梦并无伤大雅，因为如今连好莱坞都会从中国的影视作品乃至中华文化中汲取灵感，此乃交流也，有利于世界之大同。但中国梦不接地气之嫌确实值得我们深思的。毕竟，中国梦的提出在于要把如今愈渐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重新紧紧地给凝聚起来，中国梦便是现时中国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缺乏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执政党会渐渐丧失执政的基础。

那么应该如何给中国梦接地气呢？如何避免中国梦在无数口水歌，主题晚会等等形式主义的官样文章之后沦为网络文学调侃的对象呢？也许我们能从美国梦最初的定义中寻找到答案。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在经济学里，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叫做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性可以通过代际收入弹性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等指标来衡量。看得出，美国梦和中国梦都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性很好的量化，从而接上地气。

在旧中国，社会流动性受到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制，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归根结底可以说是一场近代中国久受压抑的社会流动性强势反弹的革命。那么如今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又如何呢？根据澳洲国立大学和堪培拉大学去年的一份研报，现时中国城镇人口的父子间收入弹性为0.63，父女间收入弹性为0.97，这表明了中国的城镇乃是全世界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地方。从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城镇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在城镇社会流动性明显改善之前，中央有必要控制好城市化的速度，因为在社会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盲目的城市化就好比像是往炸药桶里塞入更多的火药。

那么今天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为何如此之低？

其一，罪在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始于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此后，户口成为了与就业、教育、医疗、退休、住房等挂钩的社会管理及福利体系的基础之一。时至今日，在人口大规模流动、上亿农民工进城的大背景下，原有的与出生地或上一代人出生地相联系的户籍制，依然存在，成为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其二，国营企业过度垄断了收入再分配，从而使GDP增长很难向广大国民渗透。一个非常夸张的事实是，2010年，中国移动和中石油两家央企的利润就超过了同年中国最大500家私企利润的总和。垄断企业还占据了全国总工资收入的55%。虽然国营企业对国家收入再分配形成了很高的垄断，但其解决就业的效率却远远落后于私营企业。根据汇丰银行的研报，在2010年之前18年私营企业每年平均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而与此同时国企每年平均裁员230万，集体企业平均裁员170万。

其三，从古至今，教育都是中国人改变际遇的最大助力点，也是经济学界公认改善社会流动性的最重要因素，可是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培育人才方面却堪称失败。根据麦肯锡的研报《中国人才缺口》，中国工程和金融方面的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全球化企业的雇用价值。中国大学生往往拥有过度的理论知识（Know-What)而缺乏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Know-How和Know-Why)。中国教育弊端揭露的很多，但笔者认为最关键者乃是要把高等教育职业化和把职业培训作为福利普及给农民工。麦肯锡指出到了2020年中国将有2300万过剩低端劳动力，但高等人才就业市场将面临2400万的缺口，如果这些人才缺口不及时弥补，中国将面临高达2500亿美元的机会成本。执政党已经无法承受教育失败之恶果。

综上所述，中国梦要接地气，必须要通过社会流动性来量化。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鉴于城市化成了目前中国GDP增长，权力寻租和官员政绩的主要驱动力，中央可以把城市化的优先权给予那些在改善社会流动性方面卓有成效的地区。在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攻坚战中，针对户籍制度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难免伤筋动骨，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巨大，社会成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很高。而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银行户头，而是知识/技能，打造人才资产，则不存在既得利益的阻力，也不存在上诉种种巨大的摩擦成本，实乃中国梦实现之捷径。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