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多次提出城市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這給了許多看好中國經濟的投資者巨大希望。在城市化的狂熱信徒眼裡，城市化不但是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的引擎，還能使中國的投資水平持續高企，甚至能推動中國成功轉型為消費經濟。

目前中國人口只有50%略多一些居住在城市，而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在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的透露，如果這個比率要在下個20年增加到75%---意即發達國家水平，那麼將需要有3億農村人口進人城市--意即要把整個美國那麼多的人口給城市化。

要容納下這麼多新城市人口，中國在接下來的20年裡，每年都需要建一個上海那麼大規模的城市。這將保證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能再火個20年，大宗商品和房地產牛市將會強勢崛起。而且根據城市化信徒的邏輯，城市人口要比農村人口收入高，這樣一來內需便會強勁增長，促使過度依賴投資的中國經濟成功再平衡。

一切看起來都那麼美好，城市化似乎成了當下中國經濟擺脫困境的萬靈藥。但事實卻遠非想象中那麼美好。

首先，新的城市並不一定能引來大量移民。如果蓋好一個城市，立馬就有南來北往的人把它填滿，那麼中國就不會越來越多的出現鬼城了。筆者去年曾有幸去遼寧東戴河新區做考察，新區內到處都是漂亮的地產樓盤，但像樣的實業卻幾乎無處可尋。筆者仔細觀察了一下，絕大部分樓盤附近鮮有像樣的超市或幼兒園，可見入住率非常之低。一起同行的人不少是北京的高級白領，都非常喜歡東戴河的環境，但是附近沒有像樣的實業，就近解決不了就業，因此幾乎都異口同聲的說不會在東戴河買房。漂亮的城市蓋起來了，如果沒有像樣的就業機會照樣引不來移民。更可怕的是，有些地方還沒開發起來，房價就被地產商炒得一塌糊塗，更是不容易引來移民了。

為什麼天南地北的人都喜歡去北上廣發展？並不是因為那裡的城市修得漂亮，而是因為那裡的就業機會和發展前景十分可觀。“種得梧桐樹，引得鳳凰來。”城市的梧桐樹絕不是亮麗的樓盤和卓越的基礎設施，而是就業創造力極強，發展空間可觀的實體經濟。如果有了這樣的實體經濟，城市化不用國家花一分錢，自己就能搞起來，這是歐美許多著名大都會的歷史經驗。所以城市化應該是實體經濟發展良好的過程中自然生發的事情，而絕不能作為對抗經濟不景氣的手段，因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大量移民一旦進入城市，卻沒有像樣的就業機會提供給他們，那麼城市化就會導致貧民窟現象和貧富懸殊的惡化，這樣一來內需是無法得到促進的。

根據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的經驗，城市化之所以推動了經濟的巨大發展，其根源除了伴生了大量生產率極高的實業，還在於其解放了社會流動性。在經濟學裡，一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過程叫做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性可以通過代際收入彈性和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等指標來衡量。

在西方社會大規模城市化之前，其主要人口和土地之間存在依附關係，因此社會流動性極低，一代人的經濟實力很大程度上由上一代決定。城市化將這種固化的社會結構徹底打破，西方經濟從此走上了飛速發展的道路。這不難理解，只有經常流動的水才是活水，才能帶來生命力，不流動的水往往是臭的甚至是有毒的。

那麼中國城市的社會流動性何如呢？根據澳洲國立大學和堪培拉大學去年的一份研報，現時中國城鎮人口的父子間收入彈性為0.63，父女間收入彈性為0.97，這表明了中國的城鎮乃是全世界社會流動性最低的地方。從近代中國的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經驗來看，這樣的城鎮極有可能成為引發社會動盪的火藥桶，在城鎮社會流動性明顯改善之前，城市化的速度必須得到有效控制。

不錯，城市化確實能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增長，但這樣的增長若想持久，社會流動性的僵局必須首先打破，必須激活就業創造力極強的實體經濟。而要做到以上兩點，就必須彌合戶籍制度製造的城鄉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必須打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國民收入的過度壟斷。戶籍制度束縛了人們在就業、教育、醫療、退休、住房等方面的公平機遇，必須予以徹底革新。具有國資背景的壟斷企業占據了國家企業總利潤和工資收入的大部分，但提供的就業給予卻極為有限，國民收入分配的重心必須轉向就業創造的主體---中小型實業。

美麗的道路和亮麗的樓盤是看得見的，但這些硬件並非城市化的精髓，其精粹乃在於充滿活力的社會流動性和發展空間巨大的實體經濟。

原文發表於【IT經理世界】9月5日刊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