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段時間反壟斷成了中國財經媒體關注的一個焦點，白酒、奶粉、黃金、醫療行業巨頭一一中招，連石油、電信、汽車、銀行等行業也進入主管部門調查視野，令筆者奇怪的是反壟斷法已經實施了五年，為何遲遲到如今才積極作為起來？
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了一個危機四伏的檔口，出口增長乏力，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在影子銀行和地方債務問題的夾擊之下也進退維谷，內需又難負重望，這個時候反壟斷確實是大有必要。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經濟舉步維艱的時候往往就會興起一股“財富再分配”的浪潮，舊社會時叫“打土豪，分田地”，如今叫“反壟斷，維護消費者權益”。
要了解壟斷在中國嚴重到了什麼程度，繞不開國企和央企。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就是，國企特別是央企過度壟斷了收入再分配，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惡化，從而使GDP增長很難向普通消費者滲透。說來誇張但卻是事實的一件事就是，2010年，中國移動和中石油兩家央企的利潤就超過了同年中國最大500家私企利潤的總和。壟斷企業還占據了全國總工資收入的55%。雖然國營企業對國家收入再分配形成了很高的壟斷，但其在解決就業和拉動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的效率卻遠遠落後於私營企業。根據滙豐銀行的研究報告，2010年私營企業提供了44%的就業機會，而在1992年這個比例是2%。在2010年之前18年私營企業每年平均創造300萬個就業機會，而與此同時國企每年平均裁員230萬，集體企業平均裁員170萬。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在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中的占比從04年的61% 下降到了 41%；私營企業在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中的占比從04年的10% 上升到了21%。由此可見，打破國企特別是央企的壟斷，提高私營企業在國民收入和全國工資總收入中所占比率是增加就業，穩定投資，縮小貧富差距，盤活內需的提綱挈領的一條捷徑。但要打破國企特別是央企的壟斷不能依靠中央的行政手段，而要在法治社會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通過反壟斷法的建設來進行。因為通過中央的行政手段來進行，則中國擺脫不了人治之泥沼，所謂明君而興，常君而衰，昏君而亡。而反壟斷亦如當初之打土豪，不得不進行。土豪不倒，民變必起！
對筆者而言，壟斷首先是個經濟現象，因此反壟斷法必須隨着世界經濟乃至經濟學的發展而發展，在學習別國經驗的時候，必須注意到特定歷史時期的特點和局限。
反壟斷法最初始自1890年的美國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因此中國的反壟斷法實踐往往要大量借鑑美國的經驗，但問題是美國的經驗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在不斷的自我否定和進化。
反壟斷法的最初，國家政策被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思想主導，反壟斷法的主要目的乃是為了保護市場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實現自我管理。這個時期的反壟斷着重於市場份額和結構，而不是商業行為。一旦企業的市場份額大到一定限度，就自然進入反壟斷調查的範疇。這種反壟斷思想於民意極為討好，姑且稱之為民粹派。民粹派反壟斷的經典案例不勝枚舉，比較耳熟能詳的有“洛克菲勒家族的標準石油公司和貝爾電話公司先後被拆分肢解”。民粹派的反壟斷思想在中國也大有市場，諸如怨聲載道的“兩桶油”，中國電信，中聯通的壟斷問題。
民粹派的反壟斷思想在1970年代遭到了著名的芝加哥學派的批判。芝加哥學派和民粹派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對反壟斷的詮釋的不同。民粹學派強調資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因此主張政府干預，而芝加哥學派則更注重資源利用的效率（比如規模效應和網路效應），而不是企業市場優勢地位對消費者產生的價格影響。
芝加哥學派認為，市場優勢地位本身並不構成壟斷，關鍵在於企業的行為是不是具有壟斷性質。這裡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壟斷的界定不能僅着眼於國內市場，而應該着眼於全球；反壟斷執法不僅要照顧短期的消費者利益，更應該兼顧長期利益。
比如不少人指出兩桶油的壟斷現象很嚴重，那麼應不應該動用反壟斷法拆解他們呢？
答案遠非想當然那麼簡單。中國的石油消費有60%以上依賴進口，2012年中國花了2%的GDP--約2000億美元進口石油。為了確保中國的石油安全，中國需要有世界級的大石油企業去和殼牌和美孚這樣的巨無霸去在全球範圍內爭奪石油資源。自2009年以來中國的石油央企已經花了1000億美元在非洲，中東，美國等石油產地購買石油資產，其中相當大一部分購買項目是無盈利前景的，因為中國的石油安全要大於企業盈利。在中國沒有任何私營企業有這樣的實力去保證中國的石油安全，因此兩桶油的壟斷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雖則如是，兩桶油的壟斷也應僅限於上游原油資源的壟斷，而應該放棄對下游深加工環節的嚴控，給民企機會，給消費者讓利。筆者在2010年商界雜誌論壇上見到過民企北京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總裁李嘉，其在兩桶油壓迫下九死一生的經歷讓人髮指。中石油和中石化為了打擊北京統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崛起，指示旗下煉油廠和中間商不再給統一提供基礎油產品。國內基礎油供應環境受到限制，統一潤滑油不得不四處尋求原材料供應，無形中被逼到死角。為了生存下去，走投無路的統一石化只有賣身給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了事。有鑑於此民企之絕地悲劇，中國着實應該開放原油進口權,讓民營企業也參與到石油煉製和經營當中。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像騰訊，百度這樣的新知識經濟企業也引來了越來越多的反壟斷糾紛，生發於傳統經濟的反壟斷實踐適不適用於新知識經濟呢？讓我們看看美國在這方面的實踐：去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谷歌達成諒解，認定谷歌在其搜索結果中優先展示自己的產品並非壟斷行為。谷歌的行為屬於垂直整合，屬於科技巨頭慣用的一種競爭戰略。Apple、Google、Microsoft、Facebook、Amazon、Sony 六大 IT 巨頭，都希望用戶通過一個生態系統和統一賬戶就能獲得需要的所有互聯網服務，無論這些服務是電影、音樂、閱讀、遊戲還是購物、支付和社交。反壟斷法發軔之初誰能預料到如今這些個性化，垂直整合的生態系統的興起？數十年前的反壟斷思想很難適用於如今以谷歌蘋果為代表的新知識經濟。
綜上所述，反壟斷法在中國的發展，必須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和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在傳統消費品領域，應着重資源分配效率和公平，引導
央企逐漸退出這一領域（特別是要退出房地產領域），實現國退民進，讓利於民；在涉及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行業以及新知識經濟領域應放眼全球和長期利益，維護中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和國家安全。事關國體無利可圖之業壟斷可也，事關民生有利可圖之業則應讓市場解決。國家是為民服務的，不應以盈利為目的。比如伊利，蒙牛，華潤創業，中糧地產這些與民爭利的央企就很沒必要，應該私有化。
土豪不倒，民變必起！反壟斷已無路可退。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
原文發表於10月3日【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