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中国反腐可一劳永逸】中提出财产权制度是中央改革包括整顿吏治的重中之重后，得到了很多善意的慎言劝诫。大意无非是财产权制度的变革将触及政权的根基，险之又险，需慎之又慎。纵观中国之历史，政权的根基根本就不是祖宗之法--不可触碰的财产权制度，而是中央集权是否拥有对财富再分配的绝对主导权。历朝历代的革命，无非源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而中央集权又无法实现再平衡。是否拥有对财富再分配的绝对主导权便是其中的关键。如果中央集权不具备这个主导权，那么事实上就出现了利益集团割据的局面。

中央集权的衰弱往往预示着政权的更迭，因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平衡如果不能通过和平的改革来实现，那结局就只能是周武革命。祖制实无险可守，不改革必亡，改革虽如闯地雷阵，但有生机，且回报极高，这一点商鞅变法可兹明证。

中央集权不管曾多么强大，一旦利益集团割据的局面根深蒂固，便无力回天，这一点唐朝的藩镇割据便是个惨痛的教训。今天的中国“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这不得不令人警醒。在笔者的眼中，今日的央企便颇具昔日藩镇之风。

首先，央企集团体积庞大，且严重打破了各利益集团（中央集权，官僚资本，私营资本，士绅和庶民）之间的平衡。国营企业过度垄断了财富再分配，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恶化，从而使GDP增长很难向普通消费者渗透。一个非常夸张的事实是，2010年，中国移动和中石油两家央企的利润就超过了同年中国最大500家私企利润的总和。垄断企业还占据了全国总工资收入的55%。虽然国营企业对国家收入再分配形成了很高的垄断，但其在解决就业和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效率却远远落后于私营企业。根据汇丰银行的研究报告，2010年私营企业提供了44%的就业机会，而在1992年这个比例是2%。在2010年之前18年私营企业每年平均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而与此同时国企每年平均裁员230万，集体企业平均裁员170万。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占比从04年的61% 下降到了 41%；私营企业在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占比从04年的10% 上升到了21%。一个无可回避的抉择就是，中央必须破除国营企业对收入再分配的过度垄断，让私营企业在财富创造和就业创造当中发挥主导作用，要不然大量资源通过垄断形成的腐败，寻租，资本外逃和投机来配置就无法实现效益最大化，甚至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净损失。

其次，央企集团的崛起不但体现在经济力量上，更体现在政治力量上。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就是，十八大选出的中央常委里面有不少来自央企系统。许多手握重权的政府职能部门的高管来自央企系统。央企的掌门人还是出任地方大员的热门人选。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说，央企高管懂经济，懂经济的人从政于国有利；熟读中国历史的人会深忧，央企系手握重金，如今又手握重权，若放任而为，则必将形成官僚垄断资本集团。

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形成便是今日中国中央集权所要面对的“藩镇”格局。央企本是为祖制--公有制保驾护航的，但如果放任其肆意扩张，则必形成功高震主的“藩镇”集团。公有制初期，毛泽东曾提倡“东风压倒西风”，但中央集权的奥秘不在于“东风独大”，而在于东风和西风之间的平衡。中华民族素来是一个沉溺于内斗的民族，一旦利益集团割据的局面根深蒂固，往往很难打破，这就是为什么“自商鞅以来，若无强力的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推动，改革便往往胎死腹中”的原因。藩镇局面自唐中形成便延续了两百多年，直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才被打破。为了防止未来中央集权被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大大削弱，现在极有必要对央企集团实行“杯酒释兵权”。

笔者研究了世界许多国家国企改制的经验，发现俄式或者英式的私有化方案都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的财产权制度极不健全，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包括股市和债券市场）也极不健全。俄罗斯的私有化最终变成了土豪阶层强取豪夺国有资产的盛宴，其经验教训惨不忍睹，不得不引以为戒。最适合中国国企改制的方案恐怕是新加坡经验。

历史学家在探讨大国兴衰时，往往过度关注外部事件，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lenn Hubbard和Tim Kane在其著作【制衡-大国兴衰史】中研究了罗马, 中国, 西班牙, 奥斯曼, 日本, 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历史，却得出了另一种结论：大国衰弱一般始于内变，经济治理的无能，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制衡缺失，这些情况往往在外部危情出现前就早早的在腐蚀大国的根基。在中国，央企形成的“一花盛开百花杀”的垄断局面，及其经济和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正在造成一种制衡严重缺失的局面。从蒋洁敏,李东升,到康师傅的中石油系反腐脉络揭示了央企的藩镇势力已经严重侵蚀了国家机器的核心，若不及时扭转这趋势，病毒攻心则无力回天。

可将国资委改组成一个淡马锡似的私人控股公司，负责对所有央企资产的管理，通过监事会和董事会制度的健全来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切断了央企系集聚政治权利的捷径，彻底破除央企系的官本位。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