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0日，鄧小平逝世，晚飯時我難過的流下眼淚，我說沒有鄧我可能沒有書讀，我還說毛澤東像秦始皇，沒有鄧親切。結果父親狠狠地扇了我一個耳光，讓我跪下，說我詆毀民族救星是忤逆不道，需要深刻地懺悔。從那以後很久我不敢談毛澤東。

物換星移，到了2013年，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主流媒體上關於毛的紀念顯得異常冷清，而鋪天蓋地的都是對剛剛去世的曼德拉的深情悼念。中國人厚此薄彼到了這步田地，是不是因為許多人和我的經歷相仿，毛已成為一道情感上的傷疤，或者是一個禍福難料的潘多拉的盒子，還是不要去揭為妙。

斯人已去，本不在乎世人蜚短流長，但可怕的是對毛的批判已經越來越偏離理性的軌道，正在妖魔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毛確實是無數中國人最深的一道情感疤痕，內戰的創傷，文革的煉獄，大躍進的慘疼，這一切都給無數人帶來了難以彌合的陰影和苦痛。事實上建國60年以來，中國有一項社會大工程一直沒有完成，那就是民族大和解。凡多災多難之民族，不同的階層之間往往經歷過血與火的鬥爭，鬥爭的殘酷往往在各階層之間留下難以彌合的裂痕，這種裂痕如不適時適當的加以彌合，整個社會就埋下了再次走向暴力決裂的種子。處在社會重大轉型期的中國必須亡羊補牢的完成這個民族大和解工程，中央既不能採取鴕鳥政策不去揭毛留下的傷疤，也不能任由對毛的評價被妖魔化的思潮引導，因為毛的問題事實上就是中國民族大和解路上最大的障礙。

自從讀過茅于軾為辛子陵的【紅太陽的隕落 】一書寫的讀後感【把 毛澤東還原成人 】一文之後，我就意識到妖魔化毛只會進一步加劇中國社會的撕裂。那篇文章的言語之刻毒竟出自於一個大學者之口，竟然受到公知群體如此熱烈的反響和擁護，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社會離民族和解之路已經漸行漸遠。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妖魔化毛的目的最終就是要徹底否定中國的新民民主主義革命和妖魔化中國的執政黨。逝者已逝，投向毛的言論匕首並不足惜，但妖魔化毛背後播撒的社會大撕裂的種子卻無法不讓人警醒。

毛的問題事實上已成為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水嶺，把中國分裂成泛藍與泛綠的兩大陣營，意識形態尖銳對立。泛藍的這邊是渴求從個人和國家的層面實現中國夢的理性愛國者，泛綠的這邊，也就是“民主原教旨主義者”，因為他們主要的特徵之一就是毫不妥協的反對“中共”代表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種人無法通過愛國主義的旗幟來團結，在他們的眼中美式“普世價值”的重要性是壓倒一切的，高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這樣的結構中，一切的價值觀與勢力都是非黑即白，中間地帶則被口水淹沒。這種分裂反映在毛的問題上就是你必須加入到妖魔化毛的洪流中來，否則你就自絕於公知群體，任何對毛有功有過的公正評價都有可能被貼上五毛黨或紅教徒的標籤。一個成熟的社會哪怕是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也應該是兼容並蓄的包容各種觀點，可怕的是當下關於毛的社會思辨正在被“非正即邪”的絕對二元法主宰，這是意識形態領域法西斯化的危險徵兆。

對於文革和三年自然災害，毛確實有過，但因此就妖魔化毛也有失偏頗。筆者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深知要求證事實的真相絕不能僅憑情感的愛憎，更要憑藉宏觀的數據和事實，對毛的問題更應如此。在1949年毛領導的新民民主義革命勝利之前，中國在實現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上有幾座無法逾越的大山：軍閥割據，民族獨立的喪失，土地被地主階級壟斷。

軍閥割據無限切割了一個本可統一的全國性大市場，窒礙了資本和勞動力在不同地域間的自由流動；民族獨立的缺失使中國喪失了貿易主權，金融主權和關稅主權；土地被地主階層的壟斷使農業的成產效率長期滯後，從而無法解放出更多的土地和勞動力來為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建設提供源動力，更可怕的是農業效率的低下使廣大農村人口無法在教育和醫療上進行充分的投入，使勞動力素質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腐朽的國民政府在大陸主政的近四十年間對這幾座大山都無所作為且助紂為虐，毛在1949年之後只用了區區幾年就把它們一掃而空。在毛主政的初期 ，偌大中國的工業基礎比比利時的都小，可到了1979年，中國的工業產值對GDP的占比增加了30%，這個工業化的速度比產業革命的英國和明治維新的日本都快。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均壽命 也從東亞病夫時代的35歲增加到了68歲。沒有毛打下的基礎，可以說鄧的改革便無從改起。是的，毛的文革和大躍進很駭人，但革命除了回報之外，代價也往往不菲。印度沒有革命的短期痛苦，卻依然在土地的地主壟斷和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的桎梏中掙扎。細讀大經濟學家Amartya Sen的著作 ，你就會明白，1949年和印度處在同一起跑線的中國正是因為在毛的領導下掙脫了那些桎梏，才有機會把印度遠遠的甩在身後。

毛把一個腐爛透頂的中國通往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最大障礙一掃而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偉人，當然他的文革和大躍進也給無數中國人帶來了難以彌合的創傷。公正詮釋毛的功過是中國民族大和解的起點，這便是中國無可迴避的毛澤東困境。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