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反腐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不光是政客，還有商界精英，還有和中國有利益往來的國際友人。商人怕是因為賄賂已經成為他們經營活動的潤滑劑，沒有了腐敗，財富創造和分配的許多流程就走不下去了；國際友人怕是因為要斷了財路，比如我的美國朋友Harry是波士頓一所私立學校的校長，他最近告訴我他們學校今年收到的來自中國的入學申請下降了50%，我告訴他是因為許多學生的家長正在飽受反腐的折磨。腐敗不但使得國內的特權階層擁有了通往中國經濟富礦的快車道，而且還把這條快車道延伸給了不少國際友人。這些人都曾經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批評過中國的腐敗，如今反腐進行到了深水區，傷到了他們的錢袋子，他們又開始對反腐頗有微詞了

實際上習李新政下的反腐能如此深入，除了和習李敢啃硬骨頭的改革魄力大有關係，還有就是和中國的債務危機和美聯儲退市有關，而且這種關聯絕不僅僅是時間點上的巧合。我在【解除影子銀行危機的根本之道】一文中指出嚴重依賴投資拉動的中國經濟在投資邊際回報率不斷萎縮的情況下正在陷入龐氏融資的紅海，加之2015年中國將邁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個收入門檻，全面爆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已越來越高。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就是去槓桿化。偏偏在這節骨眼上，美聯儲又啟動了退市，全球流動性趨向收緊，這將推高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的融資成本，嚴重壓縮了其投資回報空間，從而迫使外國游資撤離，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將面臨新一輪金融風暴的考驗。在前有來敵後有追兵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去槓桿化進程走到了進退維谷的困境。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反腐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運動，更是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給經濟去槓桿化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反腐能如此破釜沉舟得感謝美聯儲，是他們勒緊了中國經濟去槓桿化的韁繩。

腐敗問題和債務問題息息相關。最近這幾年中國經濟的投資/GDP比率都接近50%，雄冠全球。這個比率遠遠高於二戰後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紀錄。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嚴重依賴信貸和債務規模的擴張，許多官員熱衷於這樣一種飲鴆止渴的增長模式除了追求政績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動因就是這樣一種增長模式為他們提供了巨大的尋租讓我們透過房地產來以管窺豹：根據法國興業銀行的數據，2010年中國總共在建築業上投入了10000億美元（包括住宅，非住宅地產和基礎設施），占據約20%的名義GDP——這幾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 這個時候可以毫不誇張的講中國經濟是建築導向型的。無獨有偶，中國腐敗高發的一個重要領域便在於土地，根據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調研數據，腐敗官員中超過一半的人有份參與基礎設施和土地交易項目。際農村發展機構Landesa和人民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2011年聯合進行的中國17省調研結果每一年地方政府要從400萬個農村居民手中徵地；自2005年以來，強制性的國家徵地規模每年都穩步增長，受調查的村莊中有43%在過去十年都遇到過這種強制徵地；農民收到的徵地補貼的平均值是17850美元/英畝，而開發商的復售價格平均值是74萬美元美元/英畝。徵地補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距如此巨大，官員貪腐的回報如此巨大，想不腐敗都難。除了提供尋租收入之外，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還為貪官隱匿和漂白巨額財富提供了絕佳的渠道。一系列“房妹”、“房姐”、“房叔”、“房爺”事件的曝光，已經讓外界充分認識到了房地產市場洗錢的巨大威力。

以投資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在擴張債務規模的同時為貪腐行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貪腐產生的尋租收入又進一步推動這種債務擴張。正如筆者在【反腐也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貪腐官員的巨額資本通過影子銀行系統一方面進行漂白，另一方面進一步助長投資狂熱和信貸泡沫。研究巨貪的白手套的斂財理財手法可以進一步確認這種趨勢。

腐敗是政治現象，更是經濟現象。腐敗可以看做是一種隱性稅收，是一種大規模的資源錯配，會加重企業和個人的生存成本，壓縮實業的盈利空間。大規模的系統性腐敗將導致國民經濟成為龐氏融資和資產泡沫的紅海，在債務危機中越陷越深。根據IMF經濟學家Alex Moumouras與人合著的腐敗和公共債務腐敗程度和債務水平波動的幅度以及偷稅規模成正相關。而IMF經濟學家Marco Pani的同名研究報告則進一步指出腐敗將使政府過度擴張信貸和債務，嚴重時將引發金融危機。這絕非危言聳聽，歐盟投資800萬歐元給著名經濟學家Bo Röthstein對腐敗問題，根據這個研究的成果，歐豬五國的債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些國家的腐敗造成的。

正因為如此我才從經濟學的角度推薦通過健全財產權制度性的資產紀錄大數據庫並據此開徵資產稅把國資委肢解成若幹個“等方式來反腐。目前習李的反腐路線令我很受鼓舞。破釜沉舟向深水區挺進，這得多謝美聯儲把中國的債務問題逼到牆角，杆化的利器。此外，美國的FATCA法案也將有助中國反腐。

原文發表於【聯合早報】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