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不道歉？我们呢？

中日如何面对历史（一）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历史上两国关系深刻影响了各自的命运。在19和20世纪里发生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件，和八年抗战都是决定两国命运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结局和如何面它们至今仍影响着两国关系和人民。在二十一世纪中，我们的发展也将受到中日关系的巨大影响。

日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会是我们的一个强劲对手。日本在我们和其他亚洲人民面前有优越感。我们对此会感到不安或愤怒。但是，不安和愤怒于事无补，并不能帮助我们赢得日本的尊重。 日本人好学，做事严谨并尊重强者。 如果我们在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接近，赶上或超过我们的对手，我们将得到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一个国家软实力表现在很多方面，面对历史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如何面对历史恶化了中日关系, 它还将长期地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一个国家或政府如何面对历史看起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事实求是就是了。但是如果细想一下便会发现这事牵扯到一个国家的制度， 政权合法性，政治现实，人们的情感，文化和传统，教育和国际环境。 所有这些又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和未来；所以，如何面对历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年之际，我将撰写几篇短文与读者分享中日面对历史的一些史实和分析，为读者了解日本历史问题提供便利， 同时指出我们的不足以便尽快在面对历史上超过我们的对手。

人们常问:日本为什么不向我们道歉? 这个问题可从几个方面来回答。在这篇短文中，我提供一个回答并谈谈我们在这方面的困境。

日本的裕仁天皇

战后对日本天皇的处置是日本不能直接面对其在二战中对外侵略及暴行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自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天皇即是日本的元首又是军事最高统帅。在日本人的眼里，天皇是神, 是国魂。下面的历史细节有助于我们体会天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

1945年7月26日，二战接近尾声，美，中，英发布波斯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否则，将面临毁灭性打击。虽然斯大林在此之前已同意在打败德国后的三个月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军，但由于当时苏联与日本签有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不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没有在波斯坦公告上签字。这让日本摸不清苏联的真实意图，一厢情愿地认为苏对日本的立场与美，中，英不同。 此时的日本知道自己已被打败，寻求结束战争，但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它愿意有条件地投降，且条件只有一个：保持天皇体制。 如果无条件投降，战胜国就可以任意改造日本，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以至处决天皇。因此，日本急于在保持天皇体制这一点与美国谈判。由于美日两国都杀红了眼，日本无法直接找美国人谈判，它试图找苏联人帮它向美国转告其条件。在日本看来，苏联进行调停是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唯一希望。 当时日本外相不仅数次催促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拜见苏联外长商讨此事，而且还提议派一位皇亲作为特使访问苏联以求得其帮助。由于苏联需要时间为在8月出兵东北调兵遣将，故对日本的要求采取拖的战术，对佐藤避而不见。虽然佐藤电告日本政府，苏联的真正意图是与盟军一道对日进攻。但绝望的日本军方对佐藤的警告充耳不闻，一直盼着苏联的答复。 在此期间，日本对波斯坦公告保持了沉默； 这被美国视为日本政府拒绝了波斯坦公告，于是在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遭受了原子弹打击后，日本仍拒绝无条件投降，继续为通过苏联的调停以保持天皇体制而努力。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终于应日本要求会见了佐藤大使。莫洛托夫大步走进会见厅，挥手示意让佐藤坐下，二话没说，就大声宣读了苏联对日立即宣战的决定。

接着美国于8月9日在长崎再次投下原子弹。 在8月14日的御前会议上，政府官员仍为是否接受波斯坦公告而争论不休，无法决断，致使时任首相第一次请求天皇表达其意愿。天皇表示愿意接受波斯坦公告。 天皇的旨意大家必须遵从，日本随即决定接受波斯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虽然美国决定对日本进行核打击出于多种考虑，但是我们可以从上述史实中看到，日本为保留天皇体制而拒绝无条件投降是一个直接原因。可见天皇对日本的重要性。

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和进行的，日本军人也是为天皇而战；而且，天皇直接参与了战争决策。 这说明天皇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投降后，在战胜国和日本国内都不乏要追究天皇战争责任并将其处决的强烈呼声。如何处置天皇对负责占领日本的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来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麦克阿瑟基于两个原因免除了天皇的战争责任。

第一个是现实需要：麦克阿瑟需要天皇的合作。美国深知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如果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会把天皇作为战犯送上绞架。绞死天皇对日本民众来说就像把基督徒心中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样的话，日本军民都会为此跟美国人血战到底。 投降后的日本没有了政府，也失去了凝聚力，天皇是唯一的国家象征。再没有了天皇，日本将陷入动乱。麦克阿瑟估计，如果没有天皇的存在和合作，他需要一百万士兵在日本维持秩序，但他只有不到五十万，且他们都吵着要回家。这就是说，没有天皇的合作，麦克阿瑟无法有效占领，管理日本，更谈不上达到把日本改造成一个非军事化的民主国家的目的了。 麦克阿瑟本人也知道，虽然他在日本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日本，他也会马上被撤职回家；若要管理和改造日本，他不能没有天皇的合作。也就是说，天皇需要麦克阿瑟挽救其性命；麦克阿瑟也需要天皇帮他占领并改造日本。

第二个原因是天皇勇于承担所有战争责任，因此赢得了麦克阿瑟的尊重。 1945年9月27日，天皇乘车到美驻日使馆第一次会见麦克阿瑟。上路前，天皇的手下提醒他不要承担战争责任。 在使馆门前，天皇下了车，接待他的是麦克阿瑟的手下一位将军。 天皇一行被请进大使馆，仍不见麦克阿瑟的身影。鲍尔斯少校告诉天皇一行，只有天皇和一名翻译被允许上楼会见麦克阿瑟。事后，鲍尔斯回忆道， 天皇“被吓死了。 我伸手接他的礼帽时，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 当在门口见到麦克阿瑟时，他向麦克阿瑟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把上身弯得很低，很低，就像一个仆人给主人鞠躬。” 天皇把上身弯到了什么程度呢？天皇的手竟然高过了他头；也就是说，当麦克阿瑟与天皇握手时，天皇的头在两人的手底下。 一位摄影师为他们拍了三张照片。请看下面的一张：

从照片上看，麦克阿瑟在身高，表情，和姿势上都盖过天皇。麦克阿瑟身着工作服，天皇则身着全套外交礼服。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这张照片是对天皇的侮辱，禁止发表。麦克阿瑟则下令日本各大报纸都刊登这张照片。通过这张照片，日本人马上就明白了谁是日本真正的天皇。

为了让天皇放松，麦克阿瑟先聊了些家常，提起日俄战争结束时，麦克阿瑟曾受到过天皇父亲的接见。麦克阿瑟见天皇的手仍然紧张地颤抖，连为他上的一杯咖啡都不敢碰以免把杯子弄翻。麦克阿瑟递给天皇一支香烟，虽然天皇平时不吸烟但还是非常乐于地接受了，麦克阿瑟俯身为他把烟点上。

轮到天皇说话时，他一开始便说: “麦克阿瑟将军，我前来觐见您，是为了恳请您所代表的盟国对我作出审判……对于我的臣民在战争期间作出的所有政治和军事决定及其采取的所有行动，我愿意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值得强调的是，天皇说的是所有战争决定和行为，包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偷袭珍珠港，虐待盟军战俘，巴丹死亡行軍，菲律宾大屠杀，731部队，及日军的所有令人发指的暴行。

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麦克阿瑟。他后来写道：“我知道让天皇承担所有战争责任与事实不符，承担所有战争责任意味着将被处决，天皇勇于承担这个责任深深地感动了我 （原话是：感动到了我的每一粒骨髓）。 他虽然生来就是天皇，但在这一时刻，我知道我面对这个人即令没有君主的名号也是一位日本最具君子风度的绅士”。后来，麦克阿瑟对鲍尔斯说：“看到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人把自己降低到如此谦卑的地位让人痛苦”。

麦克阿瑟是个军人，要取得一位军人原谅，乞求饶命是没用的，必须要赢得他的尊重。天皇赢得了麦克阿瑟尊重。

那么，如何处置天皇呢？麦克阿瑟，天皇，和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天皇免遭起诉: 他们把天皇请下神坛，把他打造成一个热爱和平，亲民的天皇。经过改造，天皇不是神了，他被还原成人了，仅仅象征国家元首，没有任何涉政权利。

日本人常说战后的日本是麦克阿瑟的孩子。这话并不过分。 麦克阿瑟一方面保护了日本（比如，没有让苏联插手占领日本，像德国和朝鲜那样被分裂）；另一方面，他也改造了日本，为日本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对天皇的处置是日本战后新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天皇不对战争负责，那该由谁负呢？由一小撮军头来负。 在重新塑造天皇的同时，麦克阿瑟和日本政府把战争责任都集中在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一小撮军头身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东京审判）经过两年多的审判，宣布所有21名甲级战犯都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其中七名被判处绞刑。这就是当时关于战争责任的结论：天皇不但对战争没有任何刑事责任连道德责任也没有，他被一小撮军头欺骗了，这些军头要对战争负责；处决了他们等于清算了日本的战争罪行。东京审判把这一结论制度化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各界和许多外国学者都认为东京审判有重大缺陷使有些判决难以服人。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又巩固了东京审判这个制度；该条约第11款规定，日本承认东京审判决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判决。 另外，旧金山和约的48个签约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至此，日本认为清算其战争责任一事已经完全结束（中国大陆和台湾，南北朝鲜及苏联都没有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十分清楚，麦克阿瑟和日本政府由于现实的需要对战争责任做了一个假结论并将其制度化了。 一个原因时，麦克阿瑟需要天皇的合作以管理和改造日本。另一个原因是，当美军踏上日本领土后，他们马上发现日本社会已陷入混乱，经济也已经完全崩溃了，人们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了。如果日本经济不能及时恢复，它将是美国的一个沉重负担，更谈不上改造日本了。因此，美方和日本保守势力都希望尽快地用东京审判把战争责任问题给解决了以便集中精力重建日本（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过去就让它过去，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不是拿战争责任开玩笑吗？ 是的，麦克阿瑟的确拿战争责任开了个国际玩笑 （下面还有更大的玩笑）。 这个制度的直接后果是：它完全忽视了大量日本民众曾热情地支持日本政府的战争政策的事实，很多真正战犯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它的另一后果就是，这个制度使日本不能直接面对历史，不情愿明确地向中国和其它亚洲受害国道歉。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个因果关系。 从认知方面来说，很多日本人，包括大财团，文职官员，大部分军官，甚至战犯都认为（1）既然天皇都被军头欺骗和利用了因而对战争不负任何责任，那么，我是天皇的臣民，更是被军头欺骗和利用了，我凭什么对战争负责呢？不仅如此，我们也是受害者；（2）一小撮对战争负责的罪犯已被处决了，战争责任也就被清算了，为什么还要再道歉呢？

这个制度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日本不能直接面对历史。 那些没有受到惩罚的战犯被释放后不久便活跃在日本政坛，官至首相。他们认为，我的道德水准没有必要比天皇的更高。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少或从不表示内疚。从日本国内法律方面来看，被判犯有战争罪也不是他们的污点。 他们中最著名的一位要算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他曾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太平洋战争时曾任工商大臣。1948年，东京审判后，被免于追究并立即释放。 1952年4月，他主张重新军事化并修改宪法。1955年任新成立的以保守著称的自民党干事长，1956年他任外交部长，次年出任日本首相。

日本保守势力与战时的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人物都是战时政府的内阁成员。 战败使他们在国内的名声扫地；他们需要搞一个说辞以抹去他们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污点从而重新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 他们的策略同麦克阿瑟的如出一辙：就是漂白历史并把战争责任推到一小撮军头身上。他们宣称，包括天皇及其皇宫的官员，大财团，政府官员和职员在内的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是受害者。战后的日本民众更关心自己所受的战争痛苦，不关心日本给亚洲其它国家带来的灾难。 日本保守派这个说辞正好迎合了日本大众的心理。 这样，这些人便在战后的国内选举中聚集在保守势力的旗下。

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日本老兵是响应国家召唤，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即使是战犯也是国家的英雄，因为他们做了他们认为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这样，就为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开脱了责任，成为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理由。不仅如此，还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生活上的照顾。

最后，保守势力为了在冷战中加入西方阵营，不得不承认他们与西方盟国的战争是侵略行为。由于日本一向自认为优于亚洲各民族，美国更关心它和西方盟国的利益，对亚洲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也不那么重视，所以，美国和日本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淡化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由于上述原因，从40年代到90年代，以保守的自民党为首的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明确地向亚洲邻国道歉。极端保守势力更是从右的方面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认为日本根本就没有发动侵略战争,战后的体制及和平宪法是胜利者强加给日本的。但是，作为一个政党，自民党还是要维护这个制度而不敢冲破它。

那么，日本政府怎样面对亚洲的受害国呢？它的策略是刻意的模糊。 自民党主政的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标准语句或“谈话”是，不明确表明日本侵略了别国，也不明确道歉； 只是对某一时期的不幸事件及对邻国的伤害感到悔恨和反省。 比如，“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建交联合声明）。最近的一次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于2015年4月30日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演：“我们的行动给亚洲国家的人们带来了痛苦，我们决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我将坚持历任首相在这一问题上所表达的观点。” 这里不见“侵略”和“道歉”。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标准“谈话”来源于上述日本战争责任的制度。 如果真的要追究战争责任的话，这个制度就要被颠覆， 比如天皇的责任，东京审判，旧金山和约，等等都要被重新审议。 这将对整个日本和主导建立这个制度的美国造成难以承受的冲击。 下面两例能非常好地说明这一点。 今年四月十七日，由朝日新闻社在日本实施的民调显示，有74%的受访者认为“村山谈话” “妥当”（“村山谈话”明确表示日本侵略了别国并明确地道歉，见下）；并且，安倍访美前，美国议员和媒体都呼吁安倍在美国会的讲演中明确表示日本在二战中侵略了他国并为此道歉。但是，安倍讲演中仍不提 “侵略”，也没“道歉”。

如果日本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比如保守势力下台，也会影响日本如何面对历史。 比如，1994日本社会党的村三富市出任年首相。1995年村山发表了“村山谈话”，明确表示日本侵略了别国，并为此明确道歉。

最后，如果中美日三国的实力及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会对上述制度造成冲击从而影响日本是否道歉。

我们的政府是怎样对待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呢？与日本的标准语句惊人的一致。比如，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我们的毛泽东主席

我们的毛泽东主席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细想一下，在对灾难负责和道歉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毛主席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反右迫害了55万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中共已承认死了1000万人，民间保守的估计为3000万人），文革十年动乱，这都是尽人皆知且中共也承认的事实。我们党和政府由于现实需要也没有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更没有向我们道歉。

具体地说，麦克阿瑟因需要天皇配合他占领和改造日本而免除了天皇的战争责任，把责任推到一小撮军头身上了。 邓小平为了迅速扭转文革动乱局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解释上述灾难的原因时，只是说毛泽东犯了错误，在反右和大饥荒两个灾难上，并没有追究其责任；虽然承认毛泽东要对文革负责，但把大部分责任算在了他手的林彪和四人帮头上，说是毛主席被他们欺骗和利用了。

1981年6月27日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下称《决议》)。 《决议》对毛泽东做出了评价；从那时起，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都不超过这个决议以及根据它所建立的一系列有关灾难责任的制度。通过下面《决议》起草亲历者的指示和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谁要对上述灾难负责的结论是基于当时的需要和中共的利益而做出的，是假的。

邓力群回忆道：“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起草《决议》，‘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各种意见，小平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尽管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

邓小平还指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 他直到去世, 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 给毛泽东同志抹黑, 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邓小平的前后矛盾：“实事求是”是客观的；“过头”则是主观的。 比如，一个人犯了10个错误；这是客观的。张三认为写10个错误是实事求是， 不过头；而李四则认为写3个就过头了。显然，是否“过头”的标准因人而异，是主观的。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把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过头”的标准强加给党和人民了，没有做到他自己要求的 “实事求是”。 这一点，邓小平自己在10年后也承认了（见下文）。

郭道晖回忆道：“当年对《决议》草案的讨论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引发激烈争议外，对‘文革’前的历史评价也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最后《决议》给出了定性，如认定‘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全面肯定；断定‘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说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导致的……”。

郭道晖还披露道：“不过，到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却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 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辛子陵披露道：“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

这足以说明当年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谁应对所造成的灾难负责的结论是基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中共的利益做出的，是假的。

把由于党的政策造成的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说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导致的，这个玩笑不比麦克阿瑟开得更大吗？

麦克阿瑟虽是盟军最高长官，但他是美国人；他首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对我们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利益不那么负责。反右，大饥荒和文革是我们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的灾难，难道我们不应期望我们的党和政府对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比一位美国大兵更负责一点吗？

我们政府的普世价值

日本至今仍不愿或不敢面对自己在历史上的侵略和暴行，甚至否认基本事实。 由于上述原因，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自然会感到愤怒并努力要求日本面对历史并以史为鉴。

我们为什么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略并向我们明确道歉呢？虽然这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有必要在此重复一下：我们都同意，一个人，一个国家或政府，伤害了他人，就要向受害者道歉。道歉是加害者对于受害者的一种精神上的安抚，对受害者的精神补偿，也是对受害者的物质补偿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人之常情。 如违背了它， 即：加害于他人，还不道歉，我们就会感到不满甚至愤怒，并努力促使其道歉。

我们的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2015年3月8日我们的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日本记者关于日本历史问题的提问时回答说：“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责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这句话既是人与人的交往之道，也是对待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 说得真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责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 在王毅看来，这个道理是普世的，否则他没有必要向外国人说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它来要求各国政府，当然包括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承认反右，大饥荒和文革是由于其政策造成的。 可是，我们的党和政府至今还没有向我们道歉。更不应该的是，我们还不能公开自由地讨论和研究这些灾难及其前因后果。难道我们的政府不应比日本政府做的更好些吗？

基于王毅所阐述的普世价值，我们有理由向我们的政府建议：70年前，中国是个分裂的，贫穷积弱国家；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被强悍的工业帝国日本打败；70年后中国政府应该尽早认真对待建国后由于党的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的责任，包括“六四”惨案，由衷地向受害者道歉以促进社会和解并在面对历史这个软实力上战胜我们的对手。

我们的政府认真追究造成上述灾难的责任并真诚地向本国人民道歉意味着，我们的政府是有勇气的，是自信的。那时，它才能赢得本国人民的信任，尊敬和支持。 那时，我们更有可能能赢得日本人的尊重，他们会更有可能向中国人民道歉，因为那时，代表我们的政府比日本更自信，更勇敢，也就是说，在面对历史这个软实力上我们已经比日本强大了。

后记：我们的邓小平副主席与天皇和毛主席

1978年10月23日，也就是麦克阿瑟会见天皇后的3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邓小平第一次会见天皇。他们照了下面的照片。

在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时，邓小平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换句话说：过去的责任就不追究了,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次是天皇被邓小平的大度感动了。 读者不难猜出天皇是怎么回答的。黄华回忆道：“天皇可能被邓小平大度、诚挚的讲话所打动。。。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的，那已成为过去。”。这正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日本政府的标准语句。

天皇在1946年以后对日本和中国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他于1989年去世。 在今天的日本，关于战争责任，政府是否应该道歉，如何道歉及如何面对历史都是可以被公开讨论的，可以发表有不同意见。

会见天皇过后的两年，邓小平于1980年8月21日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下面是第一个问答：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

今天，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仍高高地挂在象征中国政治中心的天安门城楼上：他仍然注视着中国大地和那里的人们。。。

谨以此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并以此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被杀害的无辜同胞以及在1949-1989年期间历次政治灾难的受害者，特别是天安门母亲和她们代表的“六四”遇难者。

本文资料来源：

Benfell, Steven. 2002. “Why Can’t Japan Apologize?: Institutions and War Memory since 1945.” Harvard Asia Quarterly, Spring 2002.

Bix, Herbert. 1992. “The Showa Emperor’s Monologue’ and the Problem of War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8, No.2.

Ham, Paul. 2011. Hiroshima Nagasaki: The Real Story of the Atomic Bombings and their Aftermath.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He, Yinan. 2009.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Seymour. 2014. Supreme Commander: MacArthur’s Triumph in Japan. Har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