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不道歉？我們呢？

中日如何面對歷史（一）

中國和日本是近鄰，歷史上兩國關係深刻影響了各自的命運。在19和20世紀裡發生的甲午戰爭，戊戌變法，“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件，和八年抗戰都是決定兩國命運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結局和如何面它們至今仍影響着兩國關係和人民。在二十一世紀中，我們的發展也將受到中日關係的巨大影響。

日本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會是我們的一個強勁對手。日本在我們和其他亞洲人民面前有優越感。我們對此會感到不安或憤怒。但是，不安和憤怒於事無補，並不能幫助我們贏得日本的尊重。 日本人好學，做事嚴謹並尊重強者。 如果我們在硬實力和軟實力都接近，趕上或超過我們的對手，我們將得到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尊重。

一個國家軟實力表現在很多方面，面對歷史是其中之一。近年來，如何面對歷史惡化了中日關係, 它還將長期地影響，甚至左右兩國關係。一個國家或政府如何面對歷史看起來是個非常簡單的一件事，事實求是就是了。但是如果細想一下便會發現這事牽扯到一個國家的制度， 政權合法性，政治現實，人們的情感，文化和傳統，教育和國際環境。 所有這些又直接關繫到這個國家的生存和未來；所以，如何面對歷史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在紀念抗戰勝利70年之際，我將撰寫幾篇短文與讀者分享中日面對歷史的一些史實和分析，為讀者了解日本歷史問題提供便利， 同時指出我們的不足以便儘快在面對歷史上超過我們的對手。

人們常問:日本為什麼不向我們道歉? 這個問題可從幾個方面來回答。在這篇短文中，我提供一個回答並談談我們在這方面的困境。

日本的裕仁天皇

戰後對日本天皇的處置是日本不能直接面對其在二戰中對外侵略及暴行的一個根本原因。 我們就從這裡講起。

自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天皇即是日本的元首又是軍事最高統帥。在日本人的眼裡，天皇是神, 是國魂。下面的歷史細節有助於我們體會天皇對於日本的重要性。

1945年7月26日，二戰接近尾聲，美，中，英發布波斯坦公告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 否則，將面臨毀滅性打擊。雖然斯大林在此之前已同意在打敗德國後的三個月出兵中國東北打擊日軍，但由於當時蘇聯與日本簽有互不侵犯條約，兩國不處於戰爭狀態，所以沒有在波斯坦公告上簽字。這讓日本摸不清蘇聯的真實意圖，一廂情願地認為蘇對日本的立場與美，中，英不同。 此時的日本知道自己已被打敗，尋求結束戰爭，但不接受無條件投降；它願意有條件地投降，且條件只有一個：保持天皇體制。 如果無條件投降，戰勝國就可以任意改造日本，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以至處決天皇。因此，日本急於在保持天皇體制這一點與美國談判。由於美日兩國都殺紅了眼，日本無法直接找美國人談判，它試圖找蘇聯人幫它向美國轉告其條件。在日本看來，蘇聯進行調停是日本有條件投降的唯一希望。 當時日本外相不僅數次催促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拜見蘇聯外長商討此事，而且還提議派一位皇親作為特使訪問蘇聯以求得其幫助。由於蘇聯需要時間為在8月出兵東北調兵遣將，故對日本的要求採取拖的戰術，對佐藤避而不見。雖然佐藤電告日本政府，蘇聯的真正意圖是與盟軍一道對日進攻。但絕望的日本軍方對佐藤的警告充耳不聞，一直盼着蘇聯的答覆。 在此期間，日本對波斯坦公告保持了沉默； 這被美國視為日本政府拒絕了波斯坦公告，於是在8月6日在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遭受了原子彈打擊後，日本仍拒絕無條件投降，繼續為通過蘇聯的調停以保持天皇體制而努力。莫斯科時間8月8日下午，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終於應日本要求會見了佐藤大使。莫洛托夫大步走進會見廳，揮手示意讓佐藤坐下，二話沒說，就大聲宣讀了蘇聯對日立即宣戰的決定。

接着美國於8月9日在長崎再次投下原子彈。 在8月14日的御前會議上，政府官員仍為是否接受波斯坦公告而爭論不休，無法決斷，致使時任首相第一次請求天皇表達其意願。天皇表示願意接受波斯坦公告。 天皇的旨意大家必須遵從，日本隨即決定接受波斯坦公告無條件投降。

雖然美國決定對日本進行核打擊出於多種考慮，但是我們可以從上述史實中看到，日本為保留天皇體制而拒絕無條件投降是一個直接原因。可見天皇對日本的重要性。

戰爭是以天皇的名義發動和進行的，日本軍人也是為天皇而戰；而且，天皇直接參與了戰爭決策。 這說明天皇對日本的侵略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日本投降後，在戰勝國和日本國內都不乏要追究天皇戰爭責任並將其處決的強烈呼聲。如何處置天皇對負責占領日本的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來說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麥克阿瑟基於兩個原因免除了天皇的戰爭責任。

第一個是現實需要：麥克阿瑟需要天皇的合作。美國深知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神聖地位，如果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會把天皇作為戰犯送上絞架。絞死天皇對日本民眾來說就像把基督徒心中的基督釘在十字架上。那樣的話，日本軍民都會為此跟美國人血戰到底。 投降後的日本沒有了政府，也失去了凝聚力，天皇是唯一的國家象徵。再沒有了天皇，日本將陷入動亂。麥克阿瑟估計，如果沒有天皇的存在和合作，他需要一百萬士兵在日本維持秩序，但他只有不到五十萬，且他們都吵着要回家。這就是說，沒有天皇的合作，麥克阿瑟無法有效占領，管理日本，更談不上達到把日本改造成一個非軍事化的民主國家的目的了。 麥克阿瑟本人也知道，雖然他在日本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但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日本，他也會馬上被撤職回家；若要管理和改造日本，他不能沒有天皇的合作。也就是說，天皇需要麥克阿瑟挽救其性命；麥克阿瑟也需要天皇幫他占領並改造日本。

第二個原因是天皇勇於承擔所有戰爭責任，因此贏得了麥克阿瑟的尊重。 1945年9月27日，天皇乘車到美駐日使館第一次會見麥克阿瑟。上路前，天皇的手下提醒他不要承擔戰爭責任。 在使館門前，天皇下了車，接待他的是麥克阿瑟的手下一位將軍。 天皇一行被請進大使館，仍不見麥克阿瑟的身影。鮑爾斯少校告訴天皇一行，只有天皇和一名翻譯被允許上樓會見麥克阿瑟。事後，鮑爾斯回憶道， 天皇“被嚇死了。 我伸手接他的禮帽時，我看到他的手在顫抖。 當在門口見到麥克阿瑟時，他向麥克阿瑟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把上身彎得很低，很低，就像一個僕人給主人鞠躬。” 天皇把上身彎到了什麼程度呢？天皇的手竟然高過了他頭；也就是說，當麥克阿瑟與天皇握手時，天皇的頭在兩人的手底下。 一位攝影師為他們拍了三張照片。請看下面的一張：

從照片上看，麥克阿瑟在身高，表情，和姿勢上都蓋過天皇。麥克阿瑟身着工作服，天皇則身着全套外交禮服。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這張照片是對天皇的侮辱，禁止發表。麥克阿瑟則下令日本各大報紙都刊登這張照片。通過這張照片，日本人馬上就明白了誰是日本真正的天皇。

為了讓天皇放鬆，麥克阿瑟先聊了些家常，提起日俄戰爭結束時，麥克阿瑟曾受到過天皇父親的接見。麥克阿瑟見天皇的手仍然緊張地顫抖，連為他上的一杯咖啡都不敢碰以免把杯子弄翻。麥克阿瑟遞給天皇一支香煙，雖然天皇平時不吸煙但還是非常樂於地接受了，麥克阿瑟俯身為他把煙點上。

輪到天皇說話時，他一開始便說: “麥克阿瑟將軍，我前來覲見您，是為了懇請您所代表的盟國對我作出審判……對於我的臣民在戰爭期間作出的所有政治和軍事決定及其採取的所有行動，我願意獨自承擔全部責任。”

值得強調的是，天皇說的是所有戰爭決定和行為，包括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偷襲珍珠港，虐待盟軍戰俘，巴丹死亡行軍，菲律賓大屠殺，731部隊，及日軍的所有令人髮指的暴行。

這句話深深地感動了麥克阿瑟。他後來寫道：“我知道讓天皇承擔所有戰爭責任與事實不符，承擔所有戰爭責任意味着將被處決，天皇勇於承擔這個責任深深地感動了我 （原話是：感動到了我的每一粒骨髓）。 他雖然生來就是天皇，但在這一時刻，我知道我面對這個人即令沒有君主的名號也是一位日本最具君子風度的紳士”。後來，麥克阿瑟對鮑爾斯說：“看到一個地位如此之高的人把自己降低到如此謙卑的地位讓人痛苦”。

麥克阿瑟是個軍人，要取得一位軍人原諒，乞求饒命是沒用的，必須要贏得他的尊重。天皇贏得了麥克阿瑟尊重。

那麼，如何處置天皇呢？麥克阿瑟，天皇，和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天皇免遭起訴: 他們把天皇請下神壇，把他打造成一個熱愛和平，親民的天皇。經過改造，天皇不是神了，他被還原成人了，僅僅象徵國家元首，沒有任何涉政權利。

日本人常說戰後的日本是麥克阿瑟的孩子。這話並不過分。 麥克阿瑟一方面保護了日本（比如，沒有讓蘇聯插手占領日本，像德國和朝鮮那樣被分裂）；另一方面，他也改造了日本，為日本建立了新的政治，經濟和教育制度。對天皇的處置是日本戰後新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天皇不對戰爭負責，那該由誰負呢？由一小撮軍頭來負。 在重新塑造天皇的同時，麥克阿瑟和日本政府把戰爭責任都集中在以東條英機為代表的一小撮軍頭身上。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東京審判）經過兩年多的審判，宣布所有21名甲級戰犯都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道罪；其中七名被判處絞刑。這就是當時關於戰爭責任的結論：天皇不但對戰爭沒有任何刑事責任連道德責任也沒有，他被一小撮軍頭欺騙了，這些軍頭要對戰爭負責；處決了他們等於清算了日本的戰爭罪行。東京審判把這一結論制度化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各界和許多外國學者都認為東京審判有重大缺陷使有些判決難以服人。

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又鞏固了東京審判這個制度；該條約第11款規定，日本承認東京審判決對日本戰爭責任的判決。 另外，舊金山和約的48個簽約國宣布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至此，日本認為清算其戰爭責任一事已經完全結束（中國大陸和台灣，南北朝鮮及蘇聯都沒有在這個條約上簽字）。

十分清楚，麥克阿瑟和日本政府由於現實的需要對戰爭責任做了一個假結論並將其制度化了。 一個原因時，麥克阿瑟需要天皇的合作以管理和改造日本。另一個原因是，當美軍踏上日本領土後，他們馬上發現日本社會已陷入混亂，經濟也已經完全崩潰了，人們已經吃了上頓沒下頓了。如果日本經濟不能及時恢復，它將是美國的一個沉重負擔，更談不上改造日本了。因此，美方和日本保守勢力都希望儘快地用東京審判把戰爭責任問題給解決了以便集中精力重建日本（用我們的話說就是，過去就讓它過去，團結一致向前看）。

這不是拿戰爭責任開玩笑嗎？ 是的，麥克阿瑟的確拿戰爭責任開了個國際玩笑 （下面還有更大的玩笑）。 這個制度的直接後果是：它完全忽視了大量日本民眾曾熱情地支持日本政府的戰爭政策的事實，很多真正戰犯沒有受到應得的懲罰，正義沒有得到伸張。

它的另一後果就是，這個制度使日本不能直接面對歷史，不情願明確地向中國和其它亞洲受害國道歉。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解釋這個因果關係。 從認知方面來說，很多日本人，包括大財團，文職官員，大部分軍官，甚至戰犯都認為（1）既然天皇都被軍頭欺騙和利用了因而對戰爭不負任何責任，那麼，我是天皇的臣民，更是被軍頭欺騙和利用了，我憑什麼對戰爭負責呢？不僅如此，我們也是受害者；（2）一小撮對戰爭負責的罪犯已被處決了，戰爭責任也就被清算了，為什麼還要再道歉呢？

這個制度對日本國內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使得日本不能直接面對歷史。 那些沒有受到懲罰的戰犯被釋放後不久便活躍在日本政壇，官至首相。他們認為，我的道德水準沒有必要比天皇的更高。所以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很少或從不表示內疚。從日本國內法律方面來看，被判犯有戰爭罪也不是他們的污點。 他們中最著名的一位要算是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外公岸信介。他曾任偽滿洲國政府實業部總務司司長、總務廳次長等職，太平洋戰爭時曾任工商大臣。1948年，東京審判後，被免於追究並立即釋放。 1952年4月，他主張重新軍事化並修改憲法。1955年任新成立的以保守著稱的自民黨幹事長，1956年他任外交部長，次年出任日本首相。

日本保守勢力與戰時的政府有着密切的關係，很多人物都是戰時政府的內閣成員。 戰敗使他們在國內的名聲掃地；他們需要搞一個說辭以抹去他們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污點從而重新獲得日本民眾的支持。 他們的策略同麥克阿瑟的如出一轍：就是漂白歷史並把戰爭責任推到一小撮軍頭身上。他們宣稱，包括天皇及其皇宮的官員，大財團，政府官員和職員在內的日本人民是熱愛和平的，是受害者。戰後的日本民眾更關心自己所受的戰爭痛苦，不關心日本給亞洲其它國家帶來的災難。 日本保守派這個說辭正好迎合了日本大眾的心理。 這樣，這些人便在戰後的國內選舉中聚集在保守勢力的旗下。

日本保守勢力認為日本老兵是響應國家召喚，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即使是戰犯也是國家的英雄，因為他們做了他們認為是對國家有利的事情。這樣，就為他們在戰爭中的暴行開脫了責任，成為拒絕承擔戰爭責任的理由。不僅如此，還給予他們很高的榮譽和生活上的照顧。

最後，保守勢力為了在冷戰中加入西方陣營，不得不承認他們與西方盟國的戰爭是侵略行為。由於日本一向自認為優於亞洲各民族，美國更關心它和西方盟國的利益，對亞洲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也不那麼重視，所以，美國和日本政府都不約而同地淡化日本給亞洲各國帶來的災難和痛苦。

由於上述原因，從40年代到90年代，以保守的自民黨為首的日本政府一直拒絕明確地向亞洲鄰國道歉。極端保守勢力更是從右的方面對這個制度不滿，他們認為日本根本就沒有發動侵略戰爭,戰後的體制及和平憲法是勝利者強加給日本的。但是，作為一個政黨，自民黨還是要維護這個制度而不敢衝破它。

那麼，日本政府怎樣面對亞洲的受害國呢？它的策略是刻意的模糊。 自民黨主政的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標準語句或“談話”是，不明確表明日本侵略了別國，也不明確道歉； 只是對某一時期的不幸事件及對鄰國的傷害感到悔恨和反省。 比如，“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建交聯合聲明）。最近的一次是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於2015年4月30日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的講演：“我們的行動給亞洲國家的人們帶來了痛苦，我們決不能對此視而不見。 我將堅持歷任首相在這一問題上所表達的觀點。” 這裡不見“侵略”和“道歉”。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標準“談話”來源於上述日本戰爭責任的制度。 如果真的要追究戰爭責任的話，這個制度就要被顛覆， 比如天皇的責任，東京審判，舊金山和約，等等都要被重新審議。 這將對整個日本和主導建立這個制度的美國造成難以承受的衝擊。 下面兩例能非常好地說明這一點。 今年四月十七日，由朝日新聞社在日本實施的民調顯示，有74%的受訪者認為“村山談話” “妥當”（“村山談話”明確表示日本侵略了別國並明確地道歉，見下）；並且，安倍訪美前，美國議員和媒體都呼籲安倍在美國會的講演中明確表示日本在二戰中侵略了他國並為此道歉。但是，安倍講演中仍不提 “侵略”，也沒“道歉”。

如果日本國內政治發生了變化，比如保守勢力下台，也會影響日本如何面對歷史。 比如，1994日本社會黨的村三富市出任年首相。1995年村山發表了“村山談話”，明確表示日本侵略了別國，並為此明確道歉。

最後，如果中美日三國的實力及關係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也會對上述制度造成衝擊從而影響日本是否道歉。

我們的政府是怎樣對待日本的戰爭責任的呢？與日本的標準語句驚人的一致。比如，周恩來總理在1972年歡迎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宴會上說：“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中國人民遵循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

我們的毛澤東主席

我們的毛澤東主席與日本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看似是風馬牛不相及。 但細想一下，在對災難負責和道歉這一點上卻有着驚人的相似。

毛主席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反右迫害了55萬人；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餓死了上千萬人（中共已承認死了1000萬人，民間保守的估計為3000萬人），文革十年動亂，這都是盡人皆知且中共也承認的事實。我們黨和政府由於現實需要也沒有追究毛澤東的責任，更沒有向我們道歉。

具體地說，麥克阿瑟因需要天皇配合他占領和改造日本而免除了天皇的戰爭責任，把責任推到一小撮軍頭身上了。 鄧小平為了迅速扭轉文革動亂局面，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在解釋上述災難的原因時，只是說毛澤東犯了錯誤，在反右和大饑荒兩個災難上，並沒有追究其責任；雖然承認毛澤東要對文革負責，但把大部分責任算在了他手的林彪和四人幫頭上，說是毛主席被他們欺騙和利用了。

1981年6月27日中共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下稱《決議》)。 《決議》對毛澤東做出了評價；從那時起，中共對毛澤東的評價都不超過這個決議以及根據它所建立的一系列有關災難責任的制度。通過下面《決議》起草親歷者的指示和回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決議》中對毛澤東的評價和誰要對上述災難負責的結論是基於當時的需要和中共的利益而做出的，是假的。

鄧力群回憶道：“鄧小平親自主持了起草《決議》，‘明確提出了起草《決議》的三項基本原則：（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二）對解放32年來，歷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評價；（三）總結過去，宜粗不宜細，爭取《決議》通過以後，使全體黨員、全國人民思想明確，認識一致，然後一心一意搞四化，團結一致向前看。’‘對於各種意見，小平同志……都是這樣，有博採眾議的一面，也有力排錯議的一面。不管你講什麼理由，只要離開三項基本要求，儘管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

鄧小平還指示：“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 他直到去世, 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 給毛澤東同志抹黑, 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這裡有必要指出鄧小平的前後矛盾：“實事求是”是客觀的；“過頭”則是主觀的。 比如，一個人犯了10個錯誤；這是客觀的。張三認為寫10個錯誤是實事求是， 不過頭；而李四則認為寫3個就過頭了。顯然，是否“過頭”的標準因人而異，是主觀的。 在起草《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把他對毛澤東的評價和“過頭”的標準強加給黨和人民了，沒有做到他自己要求的 “實事求是”。 這一點，鄧小平自己在10年後也承認了（見下文）。

郭道暉回憶道：“當年對《決議》草案的討論中，除了對毛澤東的評價引發激烈爭議外，對‘文革’前的歷史評價也有相當多的不同意見。最後《決議》給出了定性，如認定‘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對1956年以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全面肯定；斷定‘反右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對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說是由於‘自然災害和蘇聯撤走專家’導致的……”。

郭道暉還披露道：“不過，到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同志談到這個‘歷史決議’時卻說：‘這樣評是違心、唯心。。。，’ 他要求‘再過十年八年重新評價，時間不夠，再拖一點時間’。。。”

辛子陵披露道：“兩年之後（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小平又談到評毛問題，他說：‘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

這足以說明當年對毛澤東的評價和誰應對所造成的災難負責的結論是基於當時的政治局勢和中共的利益做出的，是假的。

把由於黨的政策造成的餓死了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說是由於‘自然災害和蘇聯撤走專家’導致的，這個玩笑不比麥克阿瑟開得更大嗎？

麥克阿瑟雖是盟軍最高長官，但他是美國人；他首先考慮本國的利益，對我們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的利益不那麼負責。反右，大饑荒和文革是我們黨和政府給我們帶來的災難，難道我們不應期望我們的黨和政府對給本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比一位美國大兵更負責一點嗎？

我們政府的普世價值

日本至今仍不願或不敢面對自己在歷史上的侵略和暴行，甚至否認基本事實。 由於上述原因，作為受害者的我們自然會感到憤怒並努力要求日本面對歷史並以史為鑑。

我們為什麼要求日本政府承認侵略並向我們明確道歉呢？雖然這是個非常淺顯的道理，但有必要在此重複一下：我們都同意，一個人，一個國家或政府，傷害了他人，就要向受害者道歉。道歉是加害者對於受害者的一種精神上的安撫，對受害者的精神補償，也是對受害者的物質補償的前提；更重要的是為了將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人之常情。 如違背了它， 即：加害於他人，還不道歉，我們就會感到不滿甚至憤怒，並努力促使其道歉。

我們的政府也是這樣認為的。2015年3月8日我們的外交部長王毅在回答日本記者關於日本歷史問題的提問時回答說：“加害者越不忘加害於人的責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復曾經受到的傷害。這句話既是人與人的交往之道，也是對待歷史問題的正確態度。。。70年前，日本輸掉了戰爭，70年後日本不應再輸掉良知”。 說得真好：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加害者越不忘加害於人的責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復曾經受到的傷害”。 在王毅看來，這個道理是普世的，否則他沒有必要向外國人說這句話。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它來要求各國政府，當然包括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黨和政府已經承認反右，大饑荒和文革是由於其政策造成的。 可是，我們的黨和政府至今還沒有向我們道歉。更不應該的是，我們還不能公開自由地討論和研究這些災難及其前因後果。難道我們的政府不應比日本政府做的更好些嗎？

基於王毅所闡述的普世價值，我們有理由向我們的政府建議：70年前，中國是個分裂的，貧窮積弱國家；在那樣的艱苦的條件下，中國政府和人民沒有被強悍的工業帝國日本打敗；70年後中國政府應該儘早認真對待建國後由於黨的政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的責任，包括“六四”慘案，由衷地向受害者道歉以促進社會和解並在面對歷史這個軟實力上戰勝我們的對手。

我們的政府認真追究造成上述災難的責任並真誠地向本國人民道歉意味着，我們的政府是有勇氣的，是自信的。那時，它才能贏得本國人民的信任，尊敬和支持。 那時，我們更有可能能贏得日本人的尊重，他們會更有可能向中國人民道歉，因為那時，代表我們的政府比日本更自信，更勇敢，也就是說，在面對歷史這個軟實力上我們已經比日本強大了。

後記：我們的鄧小平副主席與天皇和毛主席

1978年10月23日，也就是麥克阿瑟會見天皇后的33年，在日本東京舉行了另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鄧小平第一次會見天皇。他們照了下面的照片。

在談到日本侵華戰爭時，鄧小平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從各個方面建立發展兩國的和平友好關係”。換句話說：過去的責任就不追究了,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次是天皇被鄧小平的大度感動了。 讀者不難猜出天皇是怎麼回答的。黃華回憶道：“天皇可能被鄧小平大度、誠摯的講話所打動。。。臨場發揮說：“在兩國悠久的歷史中雖然一度發生過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說的，那已成為過去。”。這正是我們前文所提到的日本政府的標準語句。

天皇在1946年以後對日本和中國就沒有任何影響了。 他於1989年去世。 在今天的日本，關於戰爭責任，政府是否應該道歉，如何道歉及如何面對歷史都是可以被公開討論的，可以發表有不同意見。

會見天皇過後的兩年，鄧小平於1980年8月21日接受了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採訪，下面是第一個問答：

奧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鄧小平：永遠要保留下去。

今天，毛澤東主席的巨幅畫像仍高高地掛在象徵中國政治中心的天安門城樓上：他仍然注視着中國大地和那裡的人們。。。

謹以此篇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並以此悼念在抗戰中犧牲的英烈和被殺害的無辜同胞以及在1949-1989年期間歷次政治災難的受害者，特別是天安門母親和她們代表的“六四”遇難者。

本文資料來源：

Benfell, Steven. 2002. “Why Can’t Japan Apologize?: Institutions and War Memory since 1945.” Harvard Asia Quarterly, Spring 2002.

Bix, Herbert. 1992. “The Showa Emperor’s Monologue’ and the Problem of War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8, No.2.

Ham, Paul. 2011. Hiroshima Nagasaki: The Real Story of the Atomic Bombings and their Aftermath.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He, Yinan. 2009.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Seymour. 2014. Supreme Commander: MacArthur’s Triumph in Japan. Har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