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慘案三十周年。本文簡短地討論它的未來以作紀念。 一 . 轉型正義與平反 記得1989年5月19日，在電視上看到時任總理李鵬氣勢洶洶地宣布戒嚴時，我暗想，這人的政治生命算是完了。沒有想到，李鵬順利工作到退休，目前享受着安逸的退休生活。 “六四”一年之後的1990年春，陳一諮先生來到我讀書的大學看他的老同學，並給那裡的留學生做了一個講演。我有幸私下問陳先生，“‘六四’什麼時候能夠平反，換句話說，你覺得你什麼時候能回國?” 陳先生樂觀地回答說：“五年之內。” 誰都沒有想到，三十年後，“六四”仍沒有得到平反，陳先生最終也沒能回到中國； 他於幾年前在美國去世了。 “六四”是陳先生和與他命運相同的人的悲劇， 包括大家熟悉的劉賓雁，包遵信，陳子明，方勵之，劉曉波，王軍濤，蘇曉康，嚴家祺，萬潤南，王超華，等。 “六四”何時能夠得到平反呢？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六四”已經成為歷史了。怎樣對待這樣的歷史呢？近年來，在社會科學和法學界出現了一個新的領域—轉型正義。所謂轉型正義，簡言之，是指當今的人們和政府如何面對或糾正歷史上踐踏人權的行為。具體的方式包括：起訴或赦免犯錯者，揭示真相，向受害者道歉，賠償，等等。在這個領域裡，人們用是否踐踏了人權這一普世的行為規範來評判歷史上所發生的各類慘案和暴行，比如，慰安婦，南京大屠殺，奧斯威辛，731部隊，廣島和長崎核爆，台灣的“二二八”，美國的奴隸制度，中國的反右，大饑荒，文革，和“六四”。 轉型正義涵蓋“平反”，但反之則不然。 比如，我們可以要求中共為“六四”平反，但不能要求日本政府為南京大屠殺平反，我們只能要求日本政府為此道歉或賠償。 然而，我們可以說，我們要為南京大屠殺和“六四”的受難者追求正義。 轉型正義可以擴展我們的視野，借鑑前人的經驗並從不同角度討論“六四”的未來。根據以往的經驗和案例，對於“六四”的轉型正義，我們既有悲觀的理由也有樂觀的理由。 二. 悲觀的理由 多年來，“六四”受害家屬，天安門母親要求問責，真相和賠償。官方則禁止提及“六四”並嚴厲打壓天安門母親。也就是說，受害者完全沒有得到正義。這是因為追求轉型正義的主要困難在於它與當政者的利益密切相關。如果對當政者有利，他們則會開始並完成轉型正義；否則，他們將阻止。很明顯，當政者認為，如果現在公開“六四”真相，向受害者道歉並賠償，這可能會根本動搖的他們的執政根基（其實未必）。所以，在短期內，“六四”的轉型正義不會發生。 那麼將來的人們又會怎樣對待“六四”呢？ 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的案例得到啟示。從1931年到1945年日本戰敗的14年間，日本的731部隊在中國進行細菌戰並用國人做人體試驗。已故日本著名歷史學者家永三郎先生認為，奧斯威辛，廣島和長崎的核爆，731部隊是二戰中最極端的有計劃，有系統的暴行。成千上萬的731部隊受害者是被日軍用最殘忍，國際公約所禁止的手段殺害的。然而，1995年，即日本投降50年之後，王選帶領她的鄉親和同事開始為731部隊的受害者追求正義：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賠償。其結果是，大多數國人從沒有聽說過731部隊及其受害者；即使知道了，他們也不明白或不理解王選為什麼要幫助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知道和支持王選的國人更是寥寥無幾。通過王選和她的同事多年不懈努力，2002年，日本法院最終承認731部隊的暴行，但拒絕賠償。戰敗74年後的今天，日本政府仍沒有承認受害者的存在，更沒有向他們道歉或賠償。 也就是說，正義還沒有伸張。 如果再過二，三十年，“六四”的受害者會不會有同樣的命運呢？ 非常可能。這種情況現在已經出現了：大多數89年後出生的國人可能不知道“六四”，他們也難以相信30年前能發生那樣的慘案。那麼，再過三十年呢？ 三 . 樂觀的理由 讓人樂觀的是，無論經過多長時間，歷史上很多踐踏人權的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正義。 比如： 1.１９９７年６月，英國首相布萊爾對英國在１８４０年的大饑荒中對愛爾蘭人的災難的無動於衷而表示歉意。 2.１９9８年３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訪問烏干達時對美國曾參與奴隸交易表示懺悔。 3.天主教會在１６３３年終身監禁伽利略。 在359年後的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它對此表示道歉並請求原諒。 4. 1949年8月10日， 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59年後的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回到中國：他的骨灰被正式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賢園。 5. 2015年，日本政府再次就慰安婦向韓國道歉，並同意提供八百三十萬美元建立基金為慰安婦倖存者提供醫療、看護及其它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日本政府強調這筆錢不是法律上的賠償 （也就是說，日本不承擔法律上的責任）， 所以被韓國民眾所拒絕。（2011年，中國官方也曾提議向天安門母親進行賠償， 但天安門母親根據同樣理由將其拒絕。令人敬佩。） 6. 美國內戰於1865年結束。 154年後的2019年4月，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學生投票決定,今後每位學生每學期繳納27.2元成立一個基金，作為賠償1838年被該校耶穌會創辦人賣掉的272名黑奴的後代，主要用於幫助受害黑奴子孫完成教育。 根據以上案例和常識，我們有理由相信“六四”的受害者終將能夠得到正義。當然，我們不希望它在100多年後才開始發生，而是儘早地開始並完成：在天安門母親的有生之年內完成。日軍侵華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即便如此，戰爭結束27年後（1945-1972）， 中日也開始了和解的進程。 然而，“六四”慘案發生30年後，轉型正義與和解還沒有開始，這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 四. 轉型正義開始以後 如果在將來某個時候，“六四”的轉型正義開始了，可能出現下列情況（有的已經發生了）： 1. 情感（emotion）是人們追求轉型正義的一大動因。 然而，情感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減弱或消失。很有可能，開展“六四”轉型正義的人們比我們年輕N個年代；他們看待“六四”受害者和我們現在看待在抗戰中犧牲的烈士和遇難者的感受可能是一樣的。 雖然我們仍然同情731部隊的受害者並有為他們追求正義的意向，但日軍70多年前的的暴行不大可能在我們身上產生憤怒的衝動了。因此，他們會缺少我們這一代人追求“六四”的轉型正義的急迫感和強烈的願望。 另外，隨着時間的推移，“六四”將不可避免地由一個大眾事件成為一個小眾事件。因此，六四”的轉型正義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因的可能將會逐漸減小，它更可能成為其結果。 2. “六四”以後，特別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中國的經濟和在世界的影響力都有了驚人增長。 這個事實連敵視中國的各國政客和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另外，在過去30年間，民主運動給一些國家帶來了動亂和災難（蘇聯解體，阿拉伯之春，等），成熟的民主國家也暴露出了制度上的弱點。 有人會用這些事實將“六四”合理化。如何回應這樣的挑戰呢？ 3.利益是人們追求轉型正義另一大動因。 為“六四”追求轉型正義的個人，團體或政黨都可能會在不同程度上藉機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忽視受害人的利益。 台灣的民進黨借轉型正義進行去中國化的活動就是一例。如何確保把受害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4. 有些受害者同時也可能是犯錯者。比如，“六四”的主要受害者是廣場上的學生。 他們中間有些人是否也犯有錯誤？ 比如，是否有學生有意無意地使事件發展到流血的地步以喚醒民眾的支持？ 柴玲是否曾說過：“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 如果是，這是不是一個錯誤呢？如何面對這樣的事件呢？ 5. 揭示真相是轉型正義的一個重要內容。 隨着時間的推移，犯錯者和受害者都會逐漸離開這個世界。 那時，有些現在被公認的事實將變得模糊;有人會用細節上的誤差來否定整個事件的性質。 比如，日本右翼用對南京大屠殺的具體受害人數的質疑來否認日軍曾造成大屠殺的事實。 為了避免這類的事情發生，捲入“六四”的各方人士現在就應考慮有意識地保留記憶和收集可印證的證據（corroborated evidence）。 比如，對柴玲是否說過“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和對它的解讀就一直存在爭議。再過三十年，當人們研究“六四”時，這樣的言辭就會成為分析學生意圖和那場運動的動態發展的關鍵證據。所以，有必要在當事人在世時，對類似有爭議的事件找到可印證的證據以達成共識。 5. 轉型正義可能會導致社會動盪。如何使轉型正義的代價最小化？ 五. “六四”轉型正義的目的 最後，追求轉型正義的根本目的在於和解，而不是延續敵意或仇恨。我想劉曉波在他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里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六四”是上文提到的受害者的悲劇，還包括我們熟悉的王丹，吾爾開希，柴玲，趙紫陽，鮑彤，等等。 “六四”何嘗不是鄧小平先生和鄧家的悲劇？ “六四”慘案是整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悲劇。在此之際，願各方能早日開啟並完成 “六四”的轉型正義以達成和解，使中華民族早日翻過這一頁並使這樣的悲劇不再中國重演。 參考文獻： Elster, Jon. 2004. Closing the Books: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劉曉波。2010。 “我沒有敵人 - 我的最後陳述,” http://www.liu-xiaobo.org /blog/ archives/8098. 天安門母親。 2011。 “天安門母親發公開信促與政府對話，” https://www.bbc. com/ 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05/110531_tiananmenmother_64。 天安門母親。 2919。 “六四祭文 《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 - 致中國國家領導人公開信,”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 TiananmenMother /30%20years/m20190306001.htm Tyler, Patrick. “6 Years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urvivors Clash Anew on Tactics,” New York Times, 30 Apri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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