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核心的病灶：用“幻覺”取代“邏輯”，用“由於傲慢而產生的偽博愛”取代“基於公義的真理”。僭越（Hubris）： 她們認為自己比上帝更有慈愛。上帝說“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因果律），她們卻想通過社會工程學，讓“種下蛇與泥鰍收割天鵝”。這是一種對宇宙因果律的公開挑戰。

在 德州（Texas） 看到的一則當地新聞：一位非裔美國人走進一家中餐外賣店（Chinese takeout restaurant）；點了一份蝦炒飯（special shrimp fried rice）；坐下後不到3分鐘就吃完了（明顯是先把可見的蝦仁快速吃掉）；然後站起來對着老闆大喊：“我的蝦米飯裡面沒有蝦！”（“My shrimp rice has no shrimp.”）；藉此指控餐廳“缺蝦”，要求退款或免費。

不是孤例：類似“蝦仁炒飯/蝦炒飯里蝦太少/看不見蝦”的投訴，在美國中餐館其實是老生常談的顧客糾紛（尤其蝦炒飯被一些老華僑戲稱為“黑人炒飯”，因為部分黑人食客特別愛點）。有些餐廳甚至因此裝監控防“先吃蝦再投訴”的套路，“先吃完蝦再喊沒有蝦”的具體操作，在公開新聞里就這一則被明確記錄下來。

蛇（《創世紀》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狡猾、機會主義、零和博弈、不講規則。這種小聰明式的欺詐，看似個人占便宜，實際在反覆發生時，會像慢性毒藥一樣侵蝕社會信任和公平基礎。在洛杉磯（LA）和舊金山（SF）這樣的城市，這種現象確實不是孤立的“個別案例”，而是更大治安與人文環境惡化的一部分。近年來，兩地餐廳（包括很多亞洲/中餐館）頻繁遭遇dine-and-dash（吃霸王餐）、砸窗入室偷竊、遊民騷擾等問題，導致一些老店關門或被迫改變經營方式（如要求預付、加裝監控、減少現金）。蛇不是直接命令，而是先提出一個看似無害卻充滿暗示的問題，動搖夏娃對神話語的信任，進而扭曲神的命令（“不一定死……你們便如神”），最終引誘她和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為什麼白左喜歡蛇，泥鰍，例如：亞歷山大的母親，奧巴馬的母親喜歡泥鰍，儘管泥鰍利用她，就拋棄而離開她，她並沒有後悔，後來仍然去馬來西亞嫁給一位穆斯林。我們考察佩洛西，希拉里，和加州州長的老婆教育孩子？他們就是喜歡狡猾的，滑溜溜的東西，不喜歡白男人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加一等於二的刻板。她們相信自己的天才能力，一加一可以等於三，或者四（通過繁殖）變性，所以她們相信增值，創造奇蹟。這就是她們相信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一定能夠改變一切：

這就是她們的信條：只要我夠包容和教育，蛇就會成為天鵝，烏鴉飛上枝頭變鳳凰，鱷魚就會插上理想的翅膀，騰飛文明的幻覺。

例如：哈佛大學，為了讓烏鴉飛上枝頭變鳳凰，就把培養參天大樹的最高等學府，降低標準（DEI）把枝頭降低，成為讓烏鴉可以飛上去的枝頭。哪怕是哈佛大學最終都成為“bush”,也在所不惜？這些人是不是過度高估自己的力量，認為自己就是神，神都無法實現的事情，這些女神就可以？她們想證明女神，才是真神。才有博愛！慈愛。 上帝的愛是非常局限性的，很多事情無能為力。進步派女性（或“女神”形象）是否過度高估人類（尤其是通過教育、社會政策和包容）的改造力量，把自己置於近乎“神”的位置，認為能實現連傳統宗教或現實因果都難以達成的“奇蹟”——如把“蛇”徹底變成“天鵝”、烏鴉變鳳凰、通過足夠“功夫”讓鐵杵磨成針，甚至一加一等於三或四。男女性別，完全可以變來變去，隨心所欲的理想。

1. “蝦炒飯”背後的社會資本侵蝕：從“高信任”到“低信任”

“先吃蝦再喊沒蝦”的案例，是典型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和機會主義。

社會契約的瓦解： 餐飲行為本質上是基於一種默認的契約：商家提供真實的商品，顧客支付合理的費用。當一方利用規則漏洞（如“顧客永遠是對的”或“種族敏感性”）來通過欺詐獲取微小利益時，他破壞的不僅是那一碗飯的成本，而是整個社會的信任成本。

防範成本的轉嫁： 老闆裝監控、要求預付、甚至加裝鐵柵欄，這些都是為了防範這種“蛇的狡猾”。其結果是：守規矩的顧客也必須忍受更差的服務體驗，整個社會的運作效率降低，生活環境變得壓抑。這正是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治安惡化的微觀縮影。

2. 對“蛇”與“泥鰍”的審美偏好：流動性與邊界的消失

“進步派女性”或精英階層對“滑溜、狡猾”事物的偏愛，可以從心理學和哲學角度來解釋：對抗“秩序”的本能： 傳統白人男性（或保守主義者）推崇的“一是一，二是二”代表的是絕對真理、邏輯和剛性秩序。而對於“女神”精英來說，這種剛性是一種束縛。後現代的“流變性”： 蛇和泥鰍在生物學和象徵意義上都是“無足、滑膩、難以捉摸”的。這契合了後現代主義的核心：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流動的認知。在這種價值觀里，能通過“變通”獲取利益、能通過語言操縱現實（如蛇誘惑夏娃）被視為一種高級的智慧或“生命力”，而非道德污點。

3. “女神”的救贖情結與“人為神”的僭越（Hubris）

進步派精英的一種心理：全能感（Omnipotence）。改造自然的狂妄： 她們相信通過人為的政策（DEI、教育、社會實驗），可以抹平數千年的進化差異、文化習俗甚至生物本能。“讓鱷魚插上翅膀”，其實就是一種 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 的極致體現。挑戰上帝的愛： 在基督教神學中，上帝的愛是公義與慈愛的統一，有些結果是人類必須為自己的自由意志承擔的（因果）。但這些“女神”認為自己比上帝更“慈愛”，她們試圖抹除“後果”。如果烏鴉飛不上枝頭，她們不是鼓勵烏鴉進化，而是把枝頭砍斷，讓它落地成為灌木。哈佛的“灌木叢化”： 當你為了讓所有物種都顯得“平等”而不斷降低最高學府的門檻（DEI）時，你最終得到的不再是一棵參天大樹（人類文明的巔峰），而是一片平庸、雜亂且失去方向的灌木叢。

4. 這種“理想主義”的危險後果：文明的“逆向選擇”

這種試圖證明自己是“真神”的嘗試，往往會陷入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懲罰守信者，獎賞狡猾者： 當社會系統開始包容“先吃蝦再賴賬”的人，而讓正直的經營者受苦時，這個系統就在鼓勵更多人變成“蛇”。文明的降級： 如果一加一可以等於三或四，那麼橋梁會倒塌，經濟會崩潰，社會將失去最基本的預測能力。當“變性”和“身份政治”凌駕於生物學和客觀事實之上時，社會就進入了一種“幻覺”狀態。

總結

那些“女神”精英（佩洛西、希拉里等及其代表的階層），本質上在進行一場以文明為代價的豪賭。她們沉浸在一種“只要我足夠包容，惡魔也會變天使”的自我感動中。然而，正如《創世紀》所揭示的，蛇的狡猾並不因為夏娃的包容而消失，反而利用了這種包容去摧毀樂園。當一個社會把“狡猾”當成“靈活”，把“降低標準”當成“博愛”，把“解構秩序”當成“進步”時，它實際上正在從“文明的巔峰”跌回“低信任的叢林”。這種對“女神力量”的過度迷信，最終可能會發現，她們無法把蛇變成天鵝，卻成功地把原本有序的花園變成了蛇蟲橫行的沼澤。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的社會撕裂如此嚴重——因為一派在堅持“一加一等於二”的常識，而另一派在追求“一加一等於無限可能”的幻覺。

“滑溜溜”的審美：為什麼她們偏愛蛇與泥鰍？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心理學觀察。為什麼精英女性（白左）往往對具有“解構性、流變性”的物種情有獨鍾？

厭惡剛性： “一加一等於二”太冷冰冰了，它不講感情，不看膚色，不照顧情緒。這對於追求“全能感”的女神來說是一種冒犯。泥鰍的靈活性： 泥鰍和蛇可以隨時改變形態，這契合了“性別流變”、“身份政治”的邏輯。在這種價值觀里，“定義權”比“事實”更重要。只要我定義你是女的，你就是女的；只要我定義這份炒飯沒蝦，它就沒蝦。代價： 這種對流變性的崇拜，導致了社會失去了 “錨點” 。當一個社會不再尊重客觀事實（1+1=2）時，它也就失去了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

救贖的幻覺：當包容變成“資敵”

巴馬母親的經歷是一個縮影。這種“博愛”往往帶着一種救世主的優越感。幻覺： “我只要足夠溫柔，蛇就會被我感化。”現實： 蛇並不會因為你的包容而變成天鵝，蛇只會因為你的包容而獲得更寬敞的“下蛆”空間。逆向選擇： 這種政策最終獎賞了狡猾者，懲罰了老實人。那些辛勤工作、遵守規則的人（亞當們）被指責為“刻板、壓迫者”，而那些鑽空子的人（泥鰍們）卻被視為“受害者、需要被額外照顧的人”。

1. 認知的解構：從“客觀真理”到“意志權力”

“一加一等於三或四”，在後現代主義哲學中有一個核心邏輯：現實是由話語建構的。對於“剛性男子”： 1+1=2 是客觀真理，是橋梁不倒塌、航天飛機能上天的基石。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上帝法則”。對於“進步女神”： 1+1=2 是一種“排他性”的壓迫。如果一個烏鴉（或者‘蛇’與泥鰍）因為算不出1+1=2而被排除在哈佛之外，那就是系統的錯。為了實現“大同”和“包容”，她們必須宣布：事實（Facts）服從於情感和正義（Justice）。後果： 當“事實”變得滑溜溜、像泥鰍一樣可以隨意扭曲時，社會就失去了公共錨點。沒有了共同承認的事實，溝通就變成了權力的博弈——誰的聲音大，誰更“受害者”，誰就擁有定義的權力。

2. 生態的逆向進化：從“喬木林”到“毒沼澤”

精英主義的本質： 是優勝劣汰，是讓參天大樹自由向上，追求卓越的極限。這種環境雖然冷酷（1+1=2的硬核要求），但它創造了現代文明。DEI與“平庸的博愛”： 為了讓無法長高的物種也能站在“枝頭”，她們選擇砍掉大樹，把所有高度壓制在灌木的水平。沼澤的形成： 灌木叢（Bush）密不透風、標準模糊，最適合蛇、泥鰍和鱷魚潛伏。在一個沒有清晰規則和硬性考核的社會裡，“狡猾”比“勤奮”更有效，“表演受害（巴勒斯坦難民）”比“創造價值”更有利可圖。 於是，守規矩的“亞當”被邊緣化，而善於鑽營的“蛇，泥鰍”成為了系統的獲利者。

3. 救贖的傲慢：把自己當作“造物主”的替代品

這些“女神”階層（希拉里、佩洛西等）往往擁有一種強烈的彌賽亞情結（Messiah Complex）。對上帝的修正： 傳統宗教認為人性有幽暗面（原罪），蛇就是蛇，需要律法去約束，需要懲罰去警戒。但她們認為：“上帝做不到的，我通過政策能做到。只要我給蛇足夠的補貼、足夠的教育、足夠的社會地位，蛇就能退皮變成天鵝。”

零成本的慈愛： 這種慈愛往往是慷他人之慨。她們住在帶安保的豪宅里，卻要求中餐館老闆包容“吃完蝦喊沒蝦”的無賴。她們享受着文明頂層的光環，卻讓底層的老實人去承擔社會信任崩塌的代價。蛇的“反噬”： 她們忘記了，蛇之所以是蛇，泥鰍它就是泥鰍是因為其生物本能和博弈策略。當她們張開懷抱擁抱蛇時，蛇並不會感恩，蛇只會覺得這個“宿主”非常愚蠢且易於寄生。

總結：文明的“熱寂”

這種追求“一加一等於無限可能”的幻覺，最終會導致社會的 “熱寂” ——即所有能量都被內耗在這些“滑溜溜”的糾紛、欺詐和修正主義中。1+1=2 的社會： 預測性強，信任成本低，文明向上生長。1+1=3，4,5（甚至隨心所欲）的社會： 預測性消失，信任成本極高，文明向下滑動，回歸叢林。

這不僅是“過度高估人類的力量”，這更是一種精神上的虛榮。她們寧願看着哈佛變成灌木叢，看着樂園變成沼澤，也要證明自己比上帝更“博愛”。而那些守着“蝦炒飯”攤位、守着“1+1=2”常識的普通人，卻成了這場偉大實驗中被祭獻的炮灰。這正是當代西方文明最深刻的悲劇：那些掌握最高權力的“女神”，正在親手拆毀保護她們免受蛇咬的圍欄。

上帝的“愛”是“創造秩序+救贖恩典”：在基督教框架中，上帝的愛首先體現在創造了一個有秩序的、可知的、1+1=2的世界。公義與慈愛並行。祂的救恩是在承認“蛇就是蛇，人就是罪人”的前提下，通過恩典的介入，而非對現實的否認。“女神”的“愛”是“否定現實+重塑秩序”：她們的“博愛”始於對上帝創造的否定。她們認為，世界的苦難源於“錯誤的建構”，而非本性的幽暗。因此，她們不是祈求恩典，而是扮演恩典本身——通過社會工程重塑人性。這是用政治手段達成神學目標，註定失敗且帶來災難。“零成本的慈愛” 她們在安全的象牙塔（安保、特權、文化資本）中，推行摧毀社會底層信任基礎的政策。中餐館老闆、街頭小販、普通工人，這些真正的社會粘合劑承受着信任崩塌的代價，而她們收穫道德光環。這是階級性的虛偽。

在過去的20年裡，西方弱智白左做的最偉大的三件事就是：

1. 用女權，白人有罪論，完成了對自己的精神閹割。

2. 用LGBTQ，跨性別思想，完成了對自己的生理閹割。

3. 用大規模引進國外難民，投機鑽營者，泥鰍和蛇，完成了對自己政治權利的閹割。

這場史詩級的白左自我閹割，將會成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奇觀。

前第一夫人 米歇爾·奧巴馬，做客好萊塢演員 傑米·李·柯蒂斯的節目時表示：“那些富豪、名人，那些擁有一切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情並沒有讓他們感到快樂。”

嗯，正確的答案：金錢買不來快樂，你和你老公這種人，就以反川普為快樂，給美國下蛆，發現美國的道德縫隙為快樂，指控美國存在系統性的種族歧視為快樂。

兩種根本對立的價值方向：有一些人，終其一生研究，馭人術，權術，帝王術，研究人性弱點，例如：毛澤東最熱衷於“資治通鑑”，例如：商鞅，的統治理論。他們最熱衷於利用人性弱點，鑽空子，利用人性，道德與律法的規則。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他們關注：權力結構人性弱點（恐懼、貪婪、從眾）制度如何“卡住人”如何“在規則中利用規則”他們的目標是：成為變量的控制者，而不是被變量控制的人。而造物主，從來不研究人性弱點，而是饒恕人性弱點，提倡7個七，和70個七的饒恕，拯救，滿足他們各得其所。牛頓，法拉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愛因斯坦沒有研究人性，或者想利用人性，而是研究自然法則，客觀規律。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追求的方向，根本不同。彼此沒有共同的興趣和價值觀。這就是差別

這兩種價值方向，像兩條平行線，永不相交，甚至常常互相視為威脅或荒謬。第一種方向：馭人、權術、帝王術的路徑這一路人，把“人”當作最主要的變量、最核心的戰場“權力”。他們相信：人性本質上是弱的、可利用的、可操控的。權力、地位、資源分配的遊戲，才是真實的世界。歷史、權謀、心理學（尤其是負面人性：貪、懼、妒、懶、虛榮、從眾……）是真正的“有用知識”。最高境界是“治人而不治於人”，讓別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運轉，而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我對於資治通鑑，半點興趣都沒有，垃圾！我最大的興趣就是理解造物主的創造，和宇宙美妙的運行法則，和規律。與鴻瀚的宇宙，相比較地球，人類太渺小了。存在的弱點有限性，根本就是不言而喻。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就是上帝的律法，規則，和語言，文字包含的美，天意才是奇妙之極，能夠觸發我的興趣。

聖經里也有直接呼應：“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晝夜更替，發出言語；黑夜傳遞知識。它們沒有言語，沒有話語，也聽不到聲音，

但它們的聲音傳遍天下，它們的言語傳到地極。”（詩篇19:1-4）這裡說，宇宙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語言，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地在“述說”“傳揚”造物主的榮耀和智慧。羅馬書1:20也說：“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上帝的律法、規則、語言、文字包含的美”，在這裡體現得淋漓盡致：自然界的規律（物理定律、數學結構、光的傳播、星系的旋轉、DNA的編碼……）像一封寫給全人類的信，邀請我們去發現那位創造者的智慧、秩序與美。饒恕人性弱點、提倡七十個七的饒恕，是這位造物主在救贖層面的態度；而在創造層面，祂則用完美、和諧、不變的法則來運行萬物。

只有我們從規律與真理中，認識造物主，哪一位在天上的父，明白天意，天道，我們才能夠避免不必要的災難，儘可能減少失敗，和挫折感。人類的有效與愚蠢無窮無盡，幾千年以來還是亞當夏娃，蛇的誘惑，下蛆的故事？歷史不是線性進步 而是在同一個結構里循環；誘惑（蛇）選擇（人）偏離（墮落，下蛆）後果（代價）不斷重複。結果就是：從伊甸園的墮落到今天的地緣衝突、道德混亂、個人破碎……一代又一代人重複同樣的愚蠢。《傳道書》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箴言裡把這種反覆叫作“愚昧人轉回自己的愚妄，如狗轉回所吐的”（箴言26:11）。不是因為沒有知識，而是因為不願在真理里紮根。

正如《箴言》所言：“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不去研究如何操控人，而是研究如何順應天意和真理，這才是真正的避難所，也是減少挫折、獲得內心平安的唯一路徑。“紳士”為何會輸給“泥鰍”？ 因為紳士的規則是基於真理與信任的“網”，而泥鰍的本能就是鑽網眼，並以鑽過去為無上成就。

一、 兩個世界的絕對熵值對比

1. 馭人術的世界（高熵、封閉、存量博弈）

《資治通鑑》、商鞅、毛澤東，他們研究的是 “社會熵” 邏輯： 他們把智慧耗費在“利用弱點”上。這是一種零和遊戲。為了統治，必須讓別人變得更愚蠢、更恐懼、更依賴。

代價： 這種研究沒有盡頭，因為人性在低維度上的貪婪和詭詐是周而復始的。幾千年下來，這套“技術”除了讓互害更加精緻，沒有為宇宙貢獻任何新的信息。這正是讓人所厭惡的——在廢墟里玩弄塵土。

2. 自然法則的世界（負熵、開放、增量進化）

牛頓、愛因斯坦、柏拉圖，他們研究的是 “宇宙律” 。邏輯： 他們不在乎誰統治誰，他們在乎的是：“引力常數是多少？”“光速為什麼恆定？” 這種研究是向外、向上的。

收益： 當你理解了一個自然法則，你就獲得了一種 “神性視角”的自由 。這種知識是累積的、遞進的，它能讓人類從“爬行”變為“飛行”，從“匱乏”變為“豐盛”。

二、 為什麼“研究人性”是浪費時間？人性的弱點是有限的、重複的、不言而喻的。從伊甸園到現在，蛇的套路變過嗎？沒有。人的貪婪、恐懼、虛榮變過嗎？沒有。

研究一個常數級的缺陷（人性弱點），遠不如研究一個無限維度的奇蹟（天意與自然律）。 就像研究一塊石頭的裂縫，研究一萬年它還是裂縫；但研究光的波動，你能發現整個宇宙的頻譜。

三、 “七十個七”：造物主的“算法清零”

權術家： 記住你的弱點，是為了抓住你的把柄（控制）。造物主： 饒恕你的弱點，是為了重置你的系統（救贖）。

邏輯： 饒恕（七十個七）本質上是一種 “錯誤日誌清理” 。上帝不希望我們在“罪-責-罰”的低維循環里空轉，祂希望我們趕緊處理掉這些“人性垃圾”，把算力騰出來，去研究祂留下的那封信——大自然與真理。

四、 “網”與“光”：紳士的敗北與勝出

為什麼研究真理的紳士，常輸給研究鑽空子的泥鰍？短期： 泥鰍贏了。因為它利用了網的縫隙，偷到了能量，嘲笑了規則。長期： 泥鰍必死。因為它始終生活在“縫隙”里，它的生命維度被鎖定在低維的泥潭。真理的避難所： 通過規律認識造物主，是減少挫折的唯一路徑。泥鰍可能偷走你的錢包，但它永遠理解不了廣義相對論的美。泥鰍可能鑽了法律的空子，但它鑽不了引力的空子。

五、 結語：跳出“下蛆”的劇本；平面的劇本： 永遠是亞當、夏娃、蛇、下蛆。垂直的劇本： 是從數學到神性，從物質到光，從“鑽空子”到“登耶和華的山”。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這不是一句口號，這是一個坐標選擇。當你把目光從“人的後腦勺”移向“璀璨的星空”時，你就已經脫離了那個幾千年的鬧劇。

毛澤東愛讀《資治通鑑》、商鞅的法家理論，正是這一脈的典型。他們確實把“與人斗”視為其樂無窮的事，甚至視為人生最高意義。毛澤東那句“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幾乎是這一路精神的宣言。這一方向的人，往往在現實政治、商業、組織管理中更容易“成功”（至少短期可見的成功），因為他們直接作用於人類社會這個最複雜的系統。他們研究規則的漏洞、鑽空子、設局、平衡各方利益、製造依賴、利用恐懼與欲望……這些技能在人群密集、資源有限的環境裡，確實威力巨大。第二種方向：探求客觀法則、饒恕與創造的路徑另一路人，把目光投向“非人”的領域：自然法則（物理、數學、宇宙結構）

超越人性的永恆真理（哲學、形而上學、宗教）

創造與饒恕（科學發現、藝術創造、宗教式的救贖）

他們不以“征服他人”為樂，而是以“理解造物主的手筆”為樂。牛頓、法拉第、愛因斯坦、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研究的是“不管人類怎麼想，它都如此”的東西。重力不會因為皇帝的意志改變，光速不會因為權謀而妥協，數學真理不會因為人性弱點而讓步。基督教傳統里“饒恕七十個七次”（馬太福音18:22），正是這種精神的極致：不把人性弱點當作可以利用的槓桿，而是當作需要被超越、被醫治、被饒恕的對象。造物主在這裡被理解為不靠操控人性來維持秩序，而是用愛與公義來救贖人性。這一路人，往往在短期“現實成功”上顯得笨拙，甚至吃虧。他們不鑽人性空子，不設局，不玩零和遊戲。他們相信：真正強大的東西，是與客觀真理對齊，而不是與人性弱點對齊。根本的對立在哪裡？對象不同：一個研究“人”（可變的、主觀的、情感的），一個研究“道”（不變的、客觀的、超越的）。

方法不同：一個是利用、操控、征服；一個是理解、順應、創造、饒恕。

樂趣不同：一個的快樂來自“勝過他人”，一個的快樂來自“發現/接近真理”。

終極目標不同：一個追求“人間權柄”，一個追求“與永恆和解”。

這兩種人沒有共同的興趣和價值觀。前者看後者是“天真、書呆子、不懂人間疾苦”；後者看前者是“在糞坑裡打滾，還自以為掌控了世界”。歷史上，這兩種精神經常碰撞：法家 vs 儒家（甚至道家）馬基雅維利 vs 基督教人文主義；極權主義工程 vs 自由主義/科學精神；權謀文化 vs 啟蒙/科學革命；

有趣的是，真正偉大的文明，往往是這兩種張力達到某種動態平衡的結果：有足夠的空間讓探求真理的人不受馭人者的過度干擾，同時又不讓馭人者徹底失去約束（因為純權術社會會迅速腐爛）。但在個人層面，這是兩條幾乎無法調和的生命道路。一個人如果一生都在鑽研如何更好地“馭人”，他就很難同時保持對客觀真理的純粹好奇；反之亦然——當你真正沉浸在自然法則或神聖饒恕里的那種喜悅時，權謀遊戲會顯得極其渺小、乏味，甚至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