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盤西化不是什麼新創舉，可以追溯到天演論翻譯家嚴復。他從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得出人類也需順應“運會”（意同進化）。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人類都是自私的，而自私帶來自營，自營帶來自治，自治帶來自由。 這就是嚴復認為當時處於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為什麼富強的原因。中國也應追循此進化之道。 晚清維新人物容閎（1828-1921）提出的“西學東漸”之說，把西學看作是中國富強之唯一可行之道： “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不過，提倡全盤西化的鼻祖並不是嚴復或容閎，而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從“適者生存”給自己取筆名的“胡適”。

 胡適畢生終身致力於全盤引入西方的人文思想，哲學體系和民主自由治國信仰。他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與諸子進行對等比較研究，產生了開創性的影響。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雖只出版了上卷，有下卷，可都是以西學研究方法作為學科基礎的經典性著作。他的“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的方法論對也對中國學術發展影響深遠。

胡適參加過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幾次著名的觀點論戰，這幾次論戰對於中華文明進步和轉型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不過可笑的是，胡適在這幾次論戰中多數都站在落敗的一方。在上世紀十年代與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等人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所反對的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了勝利。20年代的中西文化論“人權論戰”以反黨治的胡適和羅隆基被迫辭公職去，離開上海而轉赴京津另謀生路而告終。在與學貫中西的胡先驌的“文學之爭”中，胡適所宣稱的文學的“時代精神”終敵不過胡先驌的“勿鶩於時代精神”的觀點。事實證明趨時的文學作品無法禁受時間的考驗。只有含有“不朽”的要素，超越時代的文學作品才具有傳世的價值。只有在與張君勱，梁啓超為代表的玄學派的“科玄論戰”中，胡適所支持的科學派吳稚暉占了上風。

胡適的全盤西化是在華夏文明處於最低谷的五四時代提出的，如果把當時的歷史特定條件放進去，胡適的觀點對於封閉的中國有其警醒功效，對於國民們摒棄封閉盲目的唯我獨大的精神，敞開胸懷迎接西方文明，科學技術，人文倫理，哲理思辨方法，華夏文明的升華有着積極意義。可這種對西學的投降式的俯首稱臣一直被詬病，挑戰。經過近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驗證，“全盤西化”論漸現頹勢，破綻百出，無法自圓其說。胡適的一些推崇西方文明的驚世駭俗言論如今聽起來也不再振聾發聵，只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妄自菲薄和無緣無故的自殘趨向：中華民族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的民族。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自序）》

華夏文明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的洗禮，已經從西方文明里汲取了大量的養分，從愚昧封閉解脫出來，形成了一個新生的儒文化，既有自身固有的兼容凝聚的優點，又包含了基督文明的重要元素如科學技術，邏輯思辨等等。這種新生的儒文化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之中迸發其他文明無法比擬的活力。這和經歷過文藝復興時期猛烈批判的基督教一樣，並沒有因此而退出歷史舞台，而至今仍然是西方的民族主體價值。它同新的價值觀一起，共同構成了現代西方的基本價值體系。當然，這已不是原本的中世紀的基督教，而是經過宗教改革運動洗禮的基督教。同文藝復興思潮一樣，改革之後的基督教也滲透着人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精神，強調個人信仰高於一切，甚至也提出了平等、自由等主張。

西方是權力本位的道德價值（right-based morality），所強調的是個人權力的合法性和不可剝奪性， 這種價值觀在現代社會中公民對抗國家權力的武器，常常在個人和國家對抗的脈絡中被論述。 而中國是德信本位的道德價值 (virtue-based morality)， 強調的是與人俱來的責任（obligations）如孝道，家責，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儒文化是把家國的利益至於個人權力之上。 前者是契約責任關係，後者是人依其職何人應盡的職責。責任重於權力，職責先於契約。 西方的經濟結構是建立在以納什非合作的自我利益的基礎上的，是自下而上的，每個成員把合作看做是獲得最大利益的唯一途徑。 而儒文化則是自上而下的，把自我貢獻看做是成員獲利的最佳方式，即“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成員通過自我犧牲和貢獻和來構築堅強的集體，已達到給每個成員獲得最大的利益。這種儒家文化觀念在現代經濟競爭中體現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均是以儒家文化基礎形成的經濟競爭優勢迅速富強起來。自80年代至今，中國大陸更展現出無可比擬的經濟競爭力，實現了經濟連續30年兩位數的增長，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進入本世紀以後，東盟之中另一個儒文化國家越南，也遵循了同樣的發展途徑，加入了經濟高速增長國家之列。這就了證明了一個事實，儒文化說體現的其他文明不具有的現代經濟所需的文化價值體系不是偶然的，是帶有規律性的。儒文化優越的東西，像勤勞的人口，單一民族，重視家庭，講究人與社會整體的和諧，是西方國家沒有的，能夠象火箭助推劑一樣讓儒文化圈國家取得了歐美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國家在任何此類時間段內都望塵莫及的突飛猛進。這種優勢不僅能在勞動密集型的經濟結構里凸顯其無私耐勞的優勢，還能在經濟轉型後的技術經濟結構里繼續得以保持。有人說二十一世紀經濟發展屬於亞洲，這不無道理。而另一反面，西方價值體系的種種弊端日益呈現，“人人為我，我不為人”的極端自私，貪婪造成的社會經濟弊端已讓西方社會陷入無法解脫的價值觀陷阱和財務債務之中。對於地球有限資源的不合理的霸占讓西方無法忍受其他文明崛起，短視的民選政體缺乏歷史責任感，行政效率低下，嚴重的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亞洲，儒文化圈以外的國家的發展速度就遠遠比不上儒文化圈國家。以菲律賓為例，被西班牙殖民三百三十多年，後又被美國殖民半個世紀 ，是基督教國家。又是民主國家。基本上全盤西化。但是其腐敗、落後、貧窮、內亂非常嚴重，且暴力恐怖主義盛行，菲律賓的經濟如果沒有少數華僑撐着，更是糟透。綜合所有社會指標如發達、清廉、高效，或僅從富裕程度上看，和儒文化圈，如日韓港台新相比，差距可謂天壤之別。 不僅如此，其他非儒文化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命脈幾多都由華裔後代控制。這些這些大多已是3-4後代的華裔的儒家文化烙印依然非常顯著。在這種情形下，再奢談什麼“全盤西化”就是仰短避長了。  

 儒文化的活力是可以用經濟學理論來驗證的。現代經濟學家對儒文化為什麼能促進經濟發展作了很深刻的論述，結論是肯定的。假設有兩個參與者，每個參與者選擇策略 , 參與者i獲利為參與者獲利的加權平均。就有了下列數學表達式：

其中a為參與者的奉獻，a=0為完全利己，不為集體着想， a=1/2為完全利他，集體的利益至高無尚。如果 a=1/2條件成立，也就是兩個參與者都是無私的，那獲利的函數式則為：

 其中為成本函數

如果排除懲罰因素，根據納什的最大利益化原理，可以推導出如下函數式。

  其中，i=1,2

一階條件為： ,為參與者的策略。 (注)

這個函數可以解讀為每個參與者的貢獻為 ½, 則獲利總和為1(最大值)，減掉成本函數，就是參與者的獲利。 反之，如果如果參與者的貢獻小於1/2，則獲利總和小於1，參與者的獲利也就相應減少。 這種利他性的價值觀只有在單一文化體系主導的社會裡才能發揮其優越性。

胡適老先生不是學理科的，所以他的論點經不起數理的推敲，他的觀點也經不起歷史的驗證。胡適死於1962年，沒有看到儒文化國家上世紀後半期的經濟上的崛起正是得益於儒文化的的活力這個歷史事實。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估計會為自己的“全盤西化”觀點扇自己的嘴巴。

胡適的晚年弟子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對胡適有個非常精彩的評論。有一次胡適打麻將，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的來，他東拼西湊，手忙腳亂，最終還是和不了牌，而牌桌上家那位女太太則慢條斯理，運籌幃幄，她只摸清一色，而不管“好張子，壞張子”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很快就和牌了。這恐怕就是胡適一生的寫照吧，手忙腳亂，七拼八湊，無法為自己的理論圓場，敵不過打清一色的對手。

註： 數學推導參見Can Altruism Hinder Cooperation? by Keisuke Nak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