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5号纽约上空被阴霾笼罩，上午10时许，罗森堡夫妻被分别带入法庭。根据在场的记者报道，罗森堡表情严肃，而伊瑟尔苍白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两人没有说话。法官考夫曼表情严峻地入庭，伊瑟尔的63岁的母亲苔丝在前一天曾经请求和法官考夫曼见面获准，在法官的办公室和考夫曼单独谈了近一个小时，恳求法官不要动用死刑。但是没有能够打动法官考夫曼。 法官考夫曼入席后，面对被告席上的罗森堡夫妻，开始缓慢地宣读判决：“你们的罪行甚过谋杀。你们的所做作为帮助了俄国人以超出我们最好的科学家估计的速度制造出了（原子弹）。你们的叛国行为已经造成了近五万美国人在共产党入侵南朝鲜之中丧失了性命，更有可能百万以上的人民可能会因此丧生。蓄意谋杀和你们的罪行相比已经微不足道。你们自己选择了背叛上帝和神圣。出卖自己的国家是件肮脏的交易。。。”判决书很长，法官考夫曼一字一句的念至中午时刻，“我翻遍案情档案，搜寻自己的良知，希望找到怜悯的理由，可最终认定，任何对于你们的怜悯都是对于我所肩负的职责的背叛。” 考夫曼宣布判决罗森堡夫妻死刑，执行日期为1951年5月21日。 就在此时，附近教堂的钟声响起，给这个判决蒙上了一种殉道的悲哀。 瘦弱的伊瑟尔在判决后带着凄惨的微笑着望了一眼自己的丈夫，罗森堡也报以微笑，在回牢房的路上，两人只是平静的耳语了几句。

这个结果是联邦检察官萨珀尔所期望的。他以违背1917年间谍法为罪名起诉罗森堡夫妻而不是1946年通过的原子能法案，就是考虑到这两个法律的量刑权的差异。1917年间谍法量刑权在法官手里，而1946年原子能法案量刑则需由陪审团提出。 虽然两个法律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都是死刑，但量刑权在法官的间谍法显然更容易把罗森堡夫妻送上电椅。法官考夫曼的死刑判决果然不出如萨珀尔所料。

罗森堡夫妻的律师布劳奇在判决后对庭外的媒体声称，“这是受外界和此案毫不相干的政治因素干扰的审判，他们是政治疯狂迫害的牺牲品， 他们（罗森堡夫妻）绝不认罪。”布劳奇同时表示，他们会立刻上诉，会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伊瑟尔学过声乐，有着一副美妙的嗓音。据看守罗森堡夫妇的警察说，在宣判后的当晚，她在自己的牢房里轻声吟唱代表想念和期待的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里的“美好的一天”（One Fine Day), 歌声婉转凄美。而罗森堡则在自己的牢房里吟唱南北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共和国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在随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 罗森堡夫妇案件进入了上诉程序。1952年1月10日美国第二上诉法庭开庭审理了罗森堡夫妻的上诉。上诉书陈诉了三条理由要求推翻原判。第一，所谓的传送的原子弹情报不在1917年间谍法禁止的范围，被告的信息传递行为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应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第二，检方的证人是出于自保而作伪证；第三，考夫曼法官和大陪审团被舆论左右，没有公正的审理此案 。上诉法庭于同年2月25号驳回了罗森堡夫妇上诉理由：第一，有关被告所谓的原子弹情报不在1917年间谍法禁止的范围之说，根据案例法（United States v. Heine, 2 Cir., 151 F.2d 813）， 任何有可能被利用的国防情报被转移给外国都适用于此法，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第二，检方的关键证人格林格拉斯，露丝和格德提过的证词是经过验证和被告律师交叉质询过的，经过了第三方科学家检验过，符合格林格拉斯的教育背景，提交过程也符合法律程序，是大陪审团可以定罪的依据。第三，被告提出的主审法官不公的指控是在本案宣判以后提出的，和被告律师先前的对同一法官的公正的褒奖不符。 而此案在开庭前的三个月挑选大陪审团的时候，媒体并没有广泛报道。另外大陪审团的挑选是经过严格甄别的，任何对此案已有先入看法的人都会被剔除。被告的陪审团不公的理由不成立。

这次上诉被驳回把罗森堡夫妇推向绝境，打破了他们生还的希望，因为上诉主法官法兰克因反对死刑而闻名，可他却维持了原判。

在上诉被驳回后，唯一的希望就落在了美国最高法院身上。罗森堡夫妇和律师随即向最高法庭上诉。

此时，美国共产党也开始了大规模声援罗森堡夫妇的行动，成立了援救罗森堡委员会，一年内其分支机构遍布20余个国家。在美国大城市举行声援游行，并呼吁国际社会施以援手。当时国际社会对于在二次大战期间犹太民族遭受的迫害深感痛心，对于犹太族群抱有普遍的同情。罗森堡夫妇的死刑判决让人联想到政治迫害和排犹主义。纽约，巴黎，伦敦等地都发生了抗议示威。巴黎的抗议示威活动更是造成了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有一人死亡。

舆论的声援给了罗森堡夫妇信心和希望，但他们也清楚，自己的生命只能靠法庭上的胜利才能获得。但是，1952年10月13号，最高法院拒绝受理罗森堡夫妇上诉案。

至此，罗森堡夫妇的唯一生还希望就在于公众的舆论能够迫使美国总统下赦免令。爱因斯坦发表公开声明，呼吁杜鲁门总统赦免罗森堡夫妇。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左翼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痛斥美国政府是“用合法的私刑让美国被鲜血玷污”。 毕加索写信给法国左翼报刊呼吁“争分夺秒，阻止这一反人类的罪行发生”。  罗马教皇向艾森豪威尔发出呼吁，希望总统能免罗森堡夫妇一死.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示威者到白宫门口守夜，要求赦免罗森堡夫妇。

示威人群

然而，就职不到一个月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于2月11日拒绝赦免罗森堡夫妇。在拒绝声明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这样写道： “ 他们背叛了整个国家。。。能够导致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丧身。。。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让我改变法庭决定的理由。”

国际舆论没有使美国政府屈服。1953年6月10日，上诉法院最后驳回上诉，决定罗森堡夫妇的死刑将于同年6月18日在纽约州的辛辛监狱执行。

在押的罗森堡夫妇

在漫长的两年多上诉时间里，罗森堡夫妇一直是同一监狱隔离关押的，不得见面。等待的日子是痛苦的，孤独，难以忍受的。他们只能靠通信相互慰藉，相互支撑。他们之间保留下来的通信充满对彼此深深的依赖和留恋，伊瑟尔在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朱利，他们很快就要熄灯了，我就可以在幻想中和你在一起了，多么希望我能躺在你的怀里，晚安，亲爱的”在上诉期间，关押他们的监狱允许他们每周三见面。伊瑟尔把这一天称为“美好的星期三”，他们可以隔着铁网短暂见面。这样的相聚给了他们极大的快乐。伊瑟尔在一次相聚后这样写道：“你的慰藉和爱语使我如入云端，你的爱使我坚强。。。”

在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的后来，伊瑟尔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用你的爱来抵挡身体的疼痛，紧紧的拥抱我吧，我渴望你的爱。”

罗森堡也同样流露出对伊瑟尔得深深的眷恋： “我最亲爱的，你是我的阳光。。。世上没有比你更可贵的东西了。”

后来在律师的安排下，监狱破例安排了一次没有屏障的单独见面。 见面的地点不是探视室，而是在一间单独的会议室。伊瑟尔像是要参加盛大庆典一样兴奋，精心打扮。在看守护士和律师的陪同下，伊瑟尔首先来到会议室。 随后罗森堡也到达。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伊瑟尔！” 罗森堡哭喊着扑了过去，两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狂吻对方。随即都倒在地上，不顾一切拉扯着对方的衣衫，仿佛对方是能拯救生命的救生圈，是可以攀沿的绳索，是可以逃出黑暗洞穴的向导。拉扯渐渐变的粗暴，两人使劲全力扭打着，挣扎着，拽扯着对方，完全不顾在场的人们。 当看守和护士反应过来，把他们强行分离开之后，罗森堡的脸上沾满了伊瑟尔的口红，像是流血一般。 而伊瑟尔也是衣裳不整, 被分开的二人象是被拖回牢笼的野兽，绝望的互视着。看守取消了这次见面。狱方规定从此之后两人的见面需戴手铐，而且只能隔着会议桌谈话，不得有任何身体接触。

刑期越来越近，他们的律师做着最后的努力，试图以拘押权为理由上诉最法院暂缓行刑。1953年6月17日，最高法院下令暂缓执行死刑，让便审阅此案定罪的1917年间谍法引用是否合法， 6月18日最高法院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此案，核心问题就是间谍法所赋予法官的量刑权是否适用于此案。最后5比4的投票结果宣布认为间谍法适用于此案。这就给死刑开了最后的绿灯。随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再次以罗森堡夫妇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由拒绝赦免。罗森堡夫妇于6月19日被囚车载着驶向他们人生终点站-辛辛监狱。晚7:20分，罗森堡夫妇下了囚车，被带进了一间被铁网隔开的房间，两人默默无言，隔网凝视着对方。看守动了恻隐之心，帮罗森堡把手举到嘴边，罗森堡咬破手指，鲜血顺着手指流淌。他把手指伸进铁网，和伊瑟尔的手指紧紧相扣，作最后的吻别。 八点时许，罗森堡首先被带入行刑室，被皮带固定在电椅上，没有留下遗言。狱吏合上电闸，2000伏的高压穿过罗森堡的身体。几分钟后，狱医宣布罗森堡死亡。伊瑟尔随后被带进行刑室。伊瑟尔的死亡过程比较痛苦，第一次通上电流后，狱医发现伊瑟尔并没有死亡，狱吏重新把伊瑟尔绑在电椅上，再次接上电源，强烈的交流电让伊瑟尔的脑浆沸腾,青烟从她的头上喷出。8:18分，狱医宣布伊瑟尔死亡。至此，罗森堡夫妇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处死的非军事间谍。

当晚，在纽约17街的联合广场（Union Square）聚集了上万名同情者，他们默默地祈祷。当罗森堡夫妇死亡的消息传到广场时，广场没有愤怒，没有骚乱，只有眼泪。

（左）罗森堡夫妇墓碑（右）罗森堡夫妇遗体

后续：

格林格拉斯被判处15年徒刑， 他的妻子露丝没有被指控。他于1960年出狱，和妻子露丝隐姓埋名居住在纽约皇后区。 1997年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承认他作了伪证，他姐姐伊瑟尔并没有卷入罗森堡的间谍活动，他没有说明到底是伊瑟尔还是外界一直怀疑的露丝当时把情报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只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但他自己已成为是出卖自己姐姐的当代犹大。 演员伍迪.艾伦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爱他就像爱我的兄弟大卫.格林格拉斯一样。” 露丝于2008年去世，享年84岁。格林格拉斯依然健在。

联邦法官考夫曼于1961年被肯尼迪总统提名为联邦第二上诉法庭法官，1987年被里根总统授予总统自由勋章。1992年在纽约死于胰腺癌。他的罗森堡间谍案的判决至今仍是美国司法史上最具争议的判决之一。

英国物理学家福克斯于1950年12月被判处14年监禁，并被剥夺英国公民身份，1959年出狱回到东德，加入了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1988年去世。

 核科学家福克斯

罗森堡夫妇被处死后，他们的两个儿子迈克和罗伯特成了孤儿，被另一名美国共产党人家庭收养，改了姓名。成年后迈克成为麻省西英格兰大学经济系主任，罗伯特毕业于密执根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后来成了律师。 他俩于1975年出版了名为“我们是你们的儿子：伊瑟尔/朱利厄斯.罗森堡传奇”一书。 他们兄弟二人多年来一直为调查自己父母的案件真相而奔波。苏联垮台后，前苏联KGB的档案陆续公布出来，这些资料证明罗森堡窃取的原子弹情报並不重要。1997年3月，已82岁高龄的前克格勒上校、当年曾直接参与经管罗森堡间谍案的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也终于向世人披露了这起鲜为人知的内幕。根据他的回忆，伊瑟尔从来没有和任何苏联官员见过面，也没有参与罗森堡的窃取情报活动。

罗森堡夫妇的两个儿子参加纪念罗森堡的活动

为什么罗森堡没有为伊瑟尔申辩，而伊瑟尔也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人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罗森堡放弃了招供求生的选择，为自己的信仰奉献了自己的性命，而伊瑟尔则无怨无悔的追随着自己的丈夫,至死不渝。

从人格和爱情的角度来看，罗森堡夫妇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