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 日抗日戰爭爆發，戰前中國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軍的轟炸，財產損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辦，繼續維持的僅有83所。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數量也急劇下降。由於日軍的侵略，政府財政狀況極為窘迫。一些政界和教育界人士極力倡導實施戰時非常教育或國防教育，主張中斷正規教育，師生員工應徵入伍，共赴國難。針對這種狀況，蔣介石提出“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觀點:“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 所以我們教育上的着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陳誠更是直接批駁戰時非常教育“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萬年的大計,所謂‘百年樹人’,一個國家,要建國,要強盛,就要培養無量數的人才,以為領導,以為中堅”；“教育是立國的根本,尤其當國家臨到存亡斷續的關頭,成為絕對的需要,這是一個國家最強韌、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當時的教育部根據以上精神制定了“戰時需作平時看”的辦學方針:“我國高等教育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抗戰是長期的,各種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戰後的建國事業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斷。這就是當時中國政府的基本決策。

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地將大學遷往內地，淪陷區90%的高級知識分子、50%以上的中級知識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轉移到了大後方,這是一個奇蹟。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餘人。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僅次於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教育是百年大計,是一個國家復興和富強的根本。正因為教育是百年大計，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內就見到成效和回報。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政府在抗戰艱難時期毅然摒棄了戰時非常教育的實用主義的短視主張，將眼光投向了戰後國家的復興和重建，決定採取“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教育政策，確實值得我們後人學習、敬仰和紀念。

抗戰後期，國民政府輸送大量留學生去國外學習，其中包括楊振寧等諾貝爾獎獲得者。 解放後，大學裡眾多留學教授都是這個時期送出國的。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當年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學家和工程師頒發和追授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當檢視這些元勛的簡歷時發現了一個驚奇的現象，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的大學教育是在抗戰時期大後方接受的,隨後才出國留學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