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夫生涯回忆录:中国看守所角落 第二章 起因(之二)
一部熟悉的”解放”开过来,从进厂的第一天,我就坐上这辆车,从一个知青(1969年全中国的初中高中学生被毛泽东赶到农村去,给这些盲童青年封上知识二字,于是简称“知青”)变为工人,也曾是这辆车从工厂的批斗大会上把我戴上镣铐扔进牢狱。同厂的驾驶员看到我以是漠然不识的神态,那年头的术语叫做划清界限。曾是天天见面,谈笑自若。那年头的人,谁都怕被说成为不恨反革命。 看守所门前的地坝连接农村房,破朽的小街边见缝插针的挖掘为庄稼地,背后是逶迤的山丘起伏,历历在目,街后的黄沙土地斜下延伸到嘉陵江边的礁石,那是九月最后的日子,江流依然浑浊滚滚,偶有浮尸漂流。江对面一片山坡山还在视线之内,哑口上那株远远可见的黄角树象一把伞吸引人,那曾是人们在周日去北碚街上赶集,乘船回到东阳镇的步行爬山到最高点的歇脚处。那坡下就是我被定为罪犯的所在地,可怜的剧毒(任水银横流地面,无人问津)工厂地,被名为“重庆体温计厂”。 现在拉扯到我的所在工厂,不得不节外生枝的啰嗦几句。 这是我呆过七年的工厂,从十九岁到26岁的年份,那里曾有过当众洒尿的癞子(因头长癞疮)书记,有贪污加黑吃黑的新领导,他将工厂机器送给重庆钟表厂,换得几支手表由几个办公室的头目瓜分。据说建立这给厂的原因是周恩来与一个泰国商人喝醉了茅台之后,泰商说现在国际市场上体温计不好买,其实他只想中国能给他便宜的,并随口答应回泰国去怂恿王室,以后在国际上有什么纷争都给中国举手不就得了。周千岁一听就乐起来,信口答应人家,说我们给你搞定。我估计是那家伙端起酒杯二晃二摇和昏头昏脑扭扭捏捏周来恩一碰杯就碰出来的工厂,就这样大功告成。
据说卫生部得到指令,就考虑打战之后西南三省还没有这样的产品,就设立在重庆,成为部属的下级单位。 建厂投产要钱,工人来源就由重庆玻璃器皿陶瓷公司调配北碚玻璃仪器厂派出技术工人负责体温计的玻璃构造部分,余下的员工就由我们这批知青进场培训上岗。体温计的技术来源是由上海体温计厂派出技术指导。那年头的计划经济需要每一个投资建设的工厂都得年初申请上级,也就是部里下拨资金,年底花不完的就被回收。到第二年又在年初申请,又审批下拨。这样周而复始,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不知道现在的国企是不是这样。那时候我们工厂都从头目口里流出的话语,知道年底得把钱花得干干净净。怎么花,那就是天明白的事。总之,账目上都是一个罗卜一个坑的做得天衣无缝。 最后卫生部被工厂头头年年派人上京纠缠要钱,而产品总不见出厂,就感觉头痛了吧,只有付出没有回收的活儿,谁也不想要。最后几经协商,就扔给了重庆的玻璃陶瓷公司,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频频改换书记(那时候没有厂长之职)为走马灯。作为工厂头目,没一个懂技术,管理之混乱糟糕,无不为工人讪笑和咒骂。当一位北京轻工设计院的工程师来厂技术指导,在会上对工人讲解水银对人体的危害常识,立即被头目粗暴无礼”扭转”话题,当众撒谎,不懂装懂,因违章生产造成的死亡和病残,至今历历可数。包括我们同期进厂最后爬到厂长位置的工友也因在含汞量大的车间里表现积极,最后弄成了双肾坏死而亡,尽管已经爬到厂长位置,病情查出之后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公安局的帮忙宰了两个犯人,捞出肾脏来给他填补修复,也不过仅仅是多活了半年而已。鉴于这样的剧毒侵染,工厂里的工人牙齿脱落,头发早白,肝炎盛行属正常现象,唯有的补偿是在水银最重的车间,工人每月有两斤黄豆和一斤白糖。那时候工厂领导当官的都象刨沙的狗儿,掏几下,闻几下,抬起后腿犯点正常确错误就溜掉。
这厂年年花耗资巨款,废品满厂,冲入农田的汞液和污水,惹得村民多次围住工厂要扎机器。唯有请吃请喝,送送礼抵消索赔,年年从公社书记到生产队长起从头吃喝一遍,钱还是要给,只有从饭桌上讨价还价。倒霉的是工人农民。有个姓刘的党支委居然利用谈话交心将女工诱奸,正书记营私舞弊,付书记也强奸不误,整个工厂之乌烟瘴气,已经让胆小怕事的工人逼迫到火山口似的。 这一切的一切,以及头目对工人的欺压,都被我和被我说鼓动的工友纷纷揭竿而起,在我的带头秉笔直书之下,领导们的系列肮脏行为和管理的粗忽混乱,等等所作所为都成为我们的大字报上的调侃,讽刺,挖苦,批判的对象。贴满工厂围墙和办公室楼壁,大家呼吁工厂由工人自己管理,要求成立独立(脱党的)工人委员会,我是首当其冲书写墙报者,“肆无忌惮”的揭发批判工厂头头的污秽恶心,一时间工厂全部乱套,所有的官员都成了过街老鼠。在伸张正义呼声四起的工人面前,他们都成了低头过街,弯腰伉背的低姿态高手。那位被雄赳赳工人呼吁罢工并要求赶走的书记,平常所有的威风凛凛都成了笑话。在文革末期的我们,借毛反毛融会贯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对付中共官僚,那是恰到好处。然而,时过境迁,想不到关键时候,毛老太皇就这这个时候毙了个球,从奄奄一息到萎靡咽气后的宫廷政变,接踵而至的抓捕在全国如恶浪黑涛卷袭而来。
沸沸扬扬,风风雨雨的1976年里,我们就这样闹了过去,但不得不静下来,因为举国要办殇事。皇帝薨了呀。
俱往矣,一晃不过一年而已,我就成了囚犯,被捆起来示众,以此威慑敢于放对共产党的下场,就是我现在的模样。
此时此刻,蒙蒙空旷的天,几偻虚无缥缈的云,漂移着光怪陆离的色彩。运送我们的囚车缓慢在道,这几部车从看守所(杜家街处)开往过江的朝阳桥到黄角树,走在比较闹市的厂区地段,路边看热闹的居民有的还端着饭碗,筷子在口里,眼睛盯车上,看到认识的就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街道处张贴红红绿绿的大小横幅标语口号: “遵照我们敬爱的领袖华国锋同志的教导:一定要把‘双打’运动进行到底!” “狠狠严惩坏人!维护社会!”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力量!”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各家各户的门前是小条幅标语口号。劈天盖地的纸条迷乱眼目。
太阳更高了,红里透白,热辣辣烤着我们的光头,警察一手下压我们的头颅,一手抓紧我们背后的绳子,随行使的囚车左右摇摆,黑牌抵住我们的下巴,不时会撞击到胸口。 “嘿,犯人这幺多!”一个半大孩在叫了起来。 “不学好嘛,你要不听话,长大了也是这条路。”有人在即席赋诗。 “好的不祝愿,尽说这些丧气话,他成了那样子,你有啥好日子。”女人说。
“嗨,别闹哇,听广播,看热闹嘛,又是5%!”另一个男音。
“每次一小撮,合起来呢?”悄悄有议论声。
“你老兄当心点,这幺想就容易吃八俩。”有经验在教训。 “呀,好多个车,可能所有工厂的车辆今天都来了,好阵仗,好...看呀!”
囚车还在颠簸,边缘的车栏板那交接的铰链吱嘎不停磨擦,声声刺耳。我突然想:如果这时候车箱板坏在悬崖(有些路段在山水间),那我们岂不滚瓜般的给倒出去,我还真希望这样显灵。到了这临时目的地暂停等候,我们终于停下,后车箱板哐铛一声打开,突然起来,一阵昏眩,容不得我久站,一个随一个往下跳,有的一咧趄,幸好还没头破血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