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喜欢看地图，对那上面斑驳的色彩十分着迷，常常能幻化出许多幼稚的想象。当看到我国东北地区的时候，对吉林省东南部紧邻日本海的狭长地带产生兴趣，图上的国境线由于比例的关系觉得扫过日本海西岸，于是就产生疑问：我国靠着日本海吗？上小学地理课后，知道我国周围有4个海，日本海不在其内。但是，地图上那指向日本海的小角还是不断地萦绕在我的心头。

直到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之时，从当时的广播中我第一次得知，沙俄曾经用不平等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割去，于是我国的吉林省就成了内陆省份，而我国则丧失了日本海的出海口。

自从互联网兴盛之后，从中获得的资讯更加便捷、快速、丰富，各种地图、图片更是大量涌现，异彩纷呈。我从海量的信息中得知，那个萦绕于胸的指向日本海的小角是吉林珲春所辖的敬信镇防川村。防川北距珲春城70公里，位于张鼓峰下，海拔仅3米，是吉林省的最低点。登上附近山包上的了望塔向南望，左侧是俄罗斯的边城包德哥尔那亚，右侧隔江是朝鲜的豆满江市，而远处透过朝俄搭建于图们江两岸朝俄铁路大桥就是碧波万顷的日本海。防川是所谓“眼看三疆山川风貌，耳听三国鸡鸣狗吠”之地，也是只能眺望而不能到达日本海的地方。

从防川村向南数公里有一“土字碑”，这是中俄边境线上第一座界碑，从此顺图们江而下到日本海仅15公里。“土字碑”是1886年清政府督办边务大臣、督察院左副督御使、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澄与俄谈判而立，在我侧正中刻有“土字牌”三个大字，其左竖刻“光绪十二年四月立”八个字，在俄侧刻有俄文“T”字样。

关于“土字碑” 的来历有多个版本，其正版是：

“1888年4月22日（公历5月25日）吴大澄与巴拉诺夫等在第一次会谈时，吴大澄提出，按条约（指中俄北京条约）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20里处立土字牌。巴拉诺夫执意按旧图原立界牌之地（原立界牌之地离海口44华里，在沙草峰一带，牌已遗失）不变。并且辨称，海水灌入之地，谓之海河，除去海河20里才算图们江口。吴大澄当即指出，海口即江口，二者无区别。海潮时海水灌入地不止20里，退潮时也不止20里，江口就是海滩近处。吴大澄据约力争，再三辨驳，达成了协议。推翻了巴使坚持在距江口44华里处立土字牌的无理欲望，从而争回了一些失地……”

土字碑” 的山寨正版是：

“当时在吴大澄与俄国谈判后，负责立界碑的几个清兵由于喝醉了酒(一说是鸦片烟瘾犯了)，把界碑抬到防川后，再也懒得往前走半步。这样虽然东海近在咫尺，界碑却挡住了我们的出路。”

无论“土字碑” 的正版还是山寨版，不争的事实就是我国被锁在仅距大海15公里的地方，不得不望洋兴叹，突出显示了满清的腐败祸国和帝俄的蛮横狡诈。

这指向日本海的小角的土地十分狭窄，从敬信通往防川的公路就坐落期间，左边是俄境，右边是图们江。当江水暴涨之时，会侵蚀我方领土，甚至全部淹没，例如1957年便被江水冲断，因此，当地边民曾长期借走俄境入防川。至1983年8月8日才重新通车，防川才有了自己的通道。

陆路十分不畅，水路就更有困难。水路就要牵扯到境外图们江的航行权和出海权。《瑷珲条约》是满清政府签订的没有中文本的国际条约，只有满文、蒙文和俄文本。如果只懂汉语，便没有办法合法地理解它。据说，《瑷珲条约》的俄文本中，留了一段文字，说是中国渔民可以合法地在图们江上航行，也可以合法地通过图们江出海，只要他们以捕捞大马哈鱼为生。这是清政府在谈判时请来作翻译的一位法国传教士自作主张写上的文字，后来勘界的时候，吴大澄坚持了此条。从此我国有了15公里的航行权和出海权。从1886年至1938年，我国共行使出海航行权52年。时至1938年，日俄爆发张鼓峰战役，日本战败封锁图们江口，我国被迫停止出海航行。据网上传言，1991年通过谈判，我国终于获得了境外图们江上的航行权和日本海的出海权，但是从未得到确认，希望有识之士予以赐教！不过，即使获得了航行权和出海权，我国的大型轮船还是很难抵达日本海，原因就在于横亘在图们江上朝俄铁路大桥（长650米，宽20米，距江面高11米）。说服朝俄双方或加高或拆除铁桥，就要看我国的实力和外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