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前，微信群里的一位群友發上一組照片，其中一幅是當年我們集體戶戶長寫給他的鑑定材料的翻拍照，這引起我極大興趣並由此開啟塵封的往事。

    我們這個微信群共有8名成員，都是當年下鄉的所謂“知青”，群主是“知青集體戶”的“戶長”。我們這個群體比較特殊，在“集體戶”分崩離析之後並未喪失聯繫，而是通過時不時地聚會聯絡彼此，形成鬆散且固定的“團體”。後來網絡漸趨發達，共同齊聚同一個網站交流成為一時的溝通渠道；再後來在網上建立一個類似論壇的小天地，發表各自的觀點或感悟，成為密切聯繫的一時之選；最後微信橫行天下，成了我們及時溝通並隨時聯絡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這不，一組珍貴的圖片呈現在微信之中，成為連接現在與過去的橋梁。

    發來圖片的群友說，他持有戶長的鑑定書而立馬“轉插”，時間為1972年9月。所謂“轉插”，就是由此地“插隊”轉而到彼地“插隊”，是當年脫離農村的一條路徑。脫離農村當然不只這一條路，還有“當兵”、“分配（工廠）”、“困退”、“病退”等等，不一而足。

    我們“集體戶”組建於1969年4月，成員14人，10男4女。從“集體戶”肇始其成員便開始零星地離去，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76年2月“集體戶”壽終正寢。這些狀況說明，“集體戶”雖然突兀成立並勉強運作，還是不能籠絡人心，人們用實際行動表明所謂“很有必要”多麼差強人意！

    離開農村的正規渠道應該是就地分配工作，這也是大多數“知青”所期盼的，然而我們14人中只有3人有這樣的幸運。第一個幸運兒是一位張姓兄弟，此人確實勞動勤懇，卻不大融入集體之中，後來長期滯留於王姓隊長家中，不第一個被分配簡直天理不容；第二個幸運兒是一位許姓兄弟，儘管患有小兒麻痹症，卻因與屯中會計（執掌財政大權）認了本家，不被分配都難；第三位幸運兒（準確說來說“幸運女”）是一位曹姓女孩兒，被分配到砂石場工作，不知上面“領導”腦子是怎樣靈機一動的！

    離開農村還有一條正規渠道就是“當兵”，這是大多數“知青”可望不可即的，因而許多人並不作為選項。不過例外的事總是有的，我戶的魏姓兄弟便是一個。魏姓兄弟的老爹是個高幹，到底有多高，網上就可查到。他老爹靠邊站，他就下鄉；他老爹復位，他就上調。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而“當兵”就是紅色基因增加亮色的光明大道，於是我們的魏姓兄弟便一身戎裝，今非昔比了。

    既非幹活兒能手且未能討得領導歡心而又平民出身的眾兄弟姐妹，眼見戶中人員變動豈不動心？為追趕潮流，大家紛紛開動腦筋，無所不用其極，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場競相逃離農村的大戰悄然開始。

    女生中在曹姓女孩兒分配工作前，趙姓和凌姓女孩兒自行聯繫，雙雙轉到軍馬場工作，嚴格說應該算“轉插”一類。曹姓女孩兒分配工作後，王姓女孩兒便申請調到後屯的“知青集體戶”，由於那裡並沒有她的位置，也可認為不受歡迎，而住到一農民家，從而與該戶後生戀愛，卻遭致非議，後不得不離去，而去向不明。有的說她也去了軍馬場，並與那裡一職工結婚，這也算逃離農村的一條路吧!

    男生中“轉插”第一人也許就是發鑑定書照片的這位何姓兄弟了，他“轉插”之地選擇離我們“插隊”前所在城市旁邊，為的是作為跳板，最終得以回城。將“轉插”之地選在城市近旁的還有馬姓和曹姓兩兄弟，而戶長則另闢蹊徑選擇我們“插隊”所在省的南部地區。“轉插”但不放棄“知青”身份是一大原則，否則便達不到回城目的。至於如何保有“知青”身份，我無此經歷，不得而知。何姓兄弟說，依靠在東北打下的基礎，在“轉插”之地顯得遊刃有餘，割麥能夠掙滿分10分了。馬姓兄弟在“轉插”之地更是得心應手，將大田作業的手段運用於關內，簡直舉重若輕。戶長把自修的醫藥知識運用到在“轉插”之地，成為藥到病除的赤腳醫生。他們的這些行為對於他們以後的回城無疑起到畫龍點睛作用，當然不能排除尚有其他行動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男生中“病退”第一人是一位洪姓兄弟，他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銷聲匿跡，過後才向一位沈姓兄弟透露期間正在辦理“病退”，而沈姓兄弟轉而告知了我，我才得知有“病退”一說。辦理“病退”有一套既定的程式，各個環節緊密相連，任何的斷鏈都會導致功虧一簣，因而必須全力以赴且仔細認真。首先提出申請，清晰明白地告知病情原委和嚴重程度；其次取得正式醫院的診斷證明，並將證明郵寄回需要返回的城市的有關部門；再次返回的城市裡有人要為此事奔走聯絡相關部門，同時負責溝通鄉下，互通情報；最後一俟“病退”辦理完成便會有城裡相關部門一級一級地通知，最終到達申請人手裡，至此才算大功告成。

    顯而易見，關鍵在於縣級正式醫院的診斷證明，沒有這張紙，一切都是白扯。這張紙的取得有時輕而易舉，有時卻步履維艱，就看時運和機遇了。每個人的病情不同，取得診斷證明的手法也各異，但有一點卻相同，那就是重要的不是病，是“紙”。

    遺憾的是我身體雖弱卻無大恙，而“病退”所要的病卻無從覓得，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哇！可喜的是，我的體質對於煙草具有非同一般的敏感反應，無論怎樣細微的燃燒煙草味道均逃不過我的嗅覺，從而會產生異乎尋常的反應------手腳冰涼、血壓增高，於是我歪打正着地走上了正兒八經的“病退”之路。

    那個時代的縣醫院，醫療條件極其簡陋，就醫問藥困難重重，一般的狀況是一大堆患者圍定一個醫生的診治台，亂糟糟，鬧哄哄，醫生雲山霧罩診治，患者苦痛萬狀求醫，不似打仗勝似打仗。在亂象叢生的狀態下診治病患，得需要多大的定力和耐心哪，何況還要對付我們這些不求醫治，只求一“紙”的“病人”。當即將輪到我就診時，我便拿出求老鄉幫我卷好的當地最有勁最嗆人的蛤蟆頭煙，點燃猛吸，一瞬間煙氣充盈於肺，血液充沛於腦，胸腔疼痛難忍，頭腦眩暈異常，在這惡劣狀態下就醫哪能不被正確診斷呢！

    政策的慣常形態是一時一變，所謂計劃趕不上變化，而我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因而這種苦痛忍受了不止一次。“病退”的前人們曾告誡說，診斷證明須隔段時間便要開出一張用以證明該病不曾好轉，因而符合“病退”要求。豈知這是陳年黃曆了，到我辦“病退”時段這項規定已然改弦更張：只須初診證明即可。唉，往返縣鄉的苦旅不說，那些刻骨銘心的罪算是白遭了！然而不論如何，“病退”成功終歸值得慶幸，也算是一種另類的撥亂反正吧！

    我們完成“病退”，從而也結束了我屯“知青集體戶”的歷史。成為終結者，是幸運還是不幸？如果說我們不幸地趕上了那個年代、趟到了那潭渾水，那麼這一點點死水微瀾只能是不幸之中的萬幸，讓我們感恩，但絕不忍着傷痛歌功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