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前，微信群里的一位群友发上一组照片，其中一幅是当年我们集体户户长写给他的鉴定材料的翻拍照，这引起我极大兴趣并由此开启尘封的往事。

    我们这个微信群共有8名成员，都是当年下乡的所谓“知青”，群主是“知青集体户”的“户长”。我们这个群体比较特殊，在“集体户”分崩离析之后并未丧失联系，而是通过时不时地聚会联络彼此，形成松散且固定的“团体”。后来网络渐趋发达，共同齐聚同一个网站交流成为一时的沟通渠道；再后来在网上建立一个类似论坛的小天地，发表各自的观点或感悟，成为密切联系的一时之选；最后微信横行天下，成了我们及时沟通并随时联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不，一组珍贵的图片呈现在微信之中，成为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桥梁。

    发来图片的群友说，他持有户长的鉴定书而立马“转插”，时间为1972年9月。所谓“转插”，就是由此地“插队”转而到彼地“插队”，是当年脱离农村的一条路径。脱离农村当然不只这一条路，还有“当兵”、“分配（工厂）”、“困退”、“病退”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集体户”组建于1969年4月，成员14人，10男4女。从“集体户”肇始其成员便开始零星地离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2月“集体户”寿终正寝。这些状况说明，“集体户”虽然突兀成立并勉强运作，还是不能笼络人心，人们用实际行动表明所谓“很有必要”多么差强人意！

    离开农村的正规渠道应该是就地分配工作，这也是大多数“知青”所期盼的，然而我们14人中只有3人有这样的幸运。第一个幸运儿是一位张姓兄弟，此人确实劳动勤恳，却不大融入集体之中，后来长期滞留于王姓队长家中，不第一个被分配简直天理不容；第二个幸运儿是一位许姓兄弟，尽管患有小儿麻痹症，却因与屯中会计（执掌财政大权）认了本家，不被分配都难；第三位幸运儿（准确说来说“幸运女”）是一位曹姓女孩儿，被分配到砂石场工作，不知上面“领导”脑子是怎样灵机一动的！

    离开农村还有一条正规渠道就是“当兵”，这是大多数“知青”可望不可即的，因而许多人并不作为选项。不过例外的事总是有的，我户的魏姓兄弟便是一个。魏姓兄弟的老爹是个高干，到底有多高，网上就可查到。他老爹靠边站，他就下乡；他老爹复位，他就上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当兵”就是红色基因增加亮色的光明大道，于是我们的魏姓兄弟便一身戎装，今非昔比了。

    既非干活儿能手且未能讨得领导欢心而又平民出身的众兄弟姐妹，眼见户中人员变动岂不动心？为追赶潮流，大家纷纷开动脑筋，无所不用其极，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场竞相逃离农村的大战悄然开始。

    女生中在曹姓女孩儿分配工作前，赵姓和凌姓女孩儿自行联系，双双转到军马场工作，严格说应该算“转插”一类。曹姓女孩儿分配工作后，王姓女孩儿便申请调到后屯的“知青集体户”，由于那里并没有她的位置，也可认为不受欢迎，而住到一农民家，从而与该户后生恋爱，却遭致非议，后不得不离去，而去向不明。有的说她也去了军马场，并与那里一职工结婚，这也算逃离农村的一条路吧!

    男生中“转插”第一人也许就是发鉴定书照片的这位何姓兄弟了，他“转插”之地选择离我们“插队”前所在城市旁边，为的是作为跳板，最终得以回城。将“转插”之地选在城市近旁的还有马姓和曹姓两兄弟，而户长则另辟蹊径选择我们“插队”所在省的南部地区。“转插”但不放弃“知青”身份是一大原则，否则便达不到回城目的。至于如何保有“知青”身份，我无此经历，不得而知。何姓兄弟说，依靠在东北打下的基础，在“转插”之地显得游刃有余，割麦能够挣满分10分了。马姓兄弟在“转插”之地更是得心应手，将大田作业的手段运用于关内，简直举重若轻。户长把自修的医药知识运用到在“转插”之地，成为药到病除的赤脚医生。他们的这些行为对于他们以后的回城无疑起到画龙点睛作用，当然不能排除尚有其他行动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男生中“病退”第一人是一位洪姓兄弟，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销声匿迹，过后才向一位沈姓兄弟透露期间正在办理“病退”，而沈姓兄弟转而告知了我，我才得知有“病退”一说。办理“病退”有一套既定的程式，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任何的断链都会导致功亏一篑，因而必须全力以赴且仔细认真。首先提出申请，清晰明白地告知病情原委和严重程度；其次取得正式医院的诊断证明，并将证明邮寄回需要返回的城市的有关部门；再次返回的城市里有人要为此事奔走联络相关部门，同时负责沟通乡下，互通情报；最后一俟“病退”办理完成便会有城里相关部门一级一级地通知，最终到达申请人手里，至此才算大功告成。

    显而易见，关键在于县级正式医院的诊断证明，没有这张纸，一切都是白扯。这张纸的取得有时轻而易举，有时却步履维艰，就看时运和机遇了。每个人的病情不同，取得诊断证明的手法也各异，但有一点却相同，那就是重要的不是病，是“纸”。

    遗憾的是我身体虽弱却无大恙，而“病退”所要的病却无从觅得，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哇！可喜的是，我的体质对于烟草具有非同一般的敏感反应，无论怎样细微的燃烧烟草味道均逃不过我的嗅觉，从而会产生异乎寻常的反应------手脚冰凉、血压增高，于是我歪打正着地走上了正儿八经的“病退”之路。

    那个时代的县医院，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就医问药困难重重，一般的状况是一大堆患者围定一个医生的诊治台，乱糟糟，闹哄哄，医生云山雾罩诊治，患者苦痛万状求医，不似打仗胜似打仗。在乱象丛生的状态下诊治病患，得需要多大的定力和耐心哪，何况还要对付我们这些不求医治，只求一“纸”的“病人”。当即将轮到我就诊时，我便拿出求老乡帮我卷好的当地最有劲最呛人的蛤蟆头烟，点燃猛吸，一瞬间烟气充盈于肺，血液充沛于脑，胸腔疼痛难忍，头脑眩晕异常，在这恶劣状态下就医哪能不被正确诊断呢！

    政策的惯常形态是一时一变，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而我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因而这种苦痛忍受了不止一次。“病退”的前人们曾告诫说，诊断证明须隔段时间便要开出一张用以证明该病不曾好转，因而符合“病退”要求。岂知这是陈年黄历了，到我办“病退”时段这项规定已然改弦更张：只须初诊证明即可。唉，往返县乡的苦旅不说，那些刻骨铭心的罪算是白遭了！然而不论如何，“病退”成功终归值得庆幸，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拨乱反正吧！

    我们完成“病退”，从而也结束了我屯“知青集体户”的历史。成为终结者，是幸运还是不幸？如果说我们不幸地赶上了那个年代、趟到了那潭浑水，那么这一点点死水微澜只能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让我们感恩，但绝不忍着伤痛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