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了朋友转来的《秦晖忧患乌克兰》的音频（实话实说，秦教授的演说与他的文章水平迥异，他的讲课功夫似乎远逊于高华与沈志华教授，虽然他的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可能是国内名教授中最强的），有些不同意见，在此冒昧献疑。

秦教授那个讲演的主题似乎是，民主国家因为国事由人民决定，所以不轻易发动战争，在战争爆发后又经不起重大伤亡。因此，比起轻忽民命的专制国家来，民主国家天然有绥靖趋势。这似乎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弱点。

此话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我觉得，所谓“民主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所谓“专制国家”也有威权国家（authoritarian regime）与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regime）的重大区别。同样地，所谓“战争”的规模与后果也千差万别，似不便将其笼统归纳在一起，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例如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然而该国过去也是世界上最好战的国家，连他们自己都承认，这世界上就找不到他们没有打过的国家。这话当然夸张了，不过虽不中，不远矣，有一段时期，该国几乎每年都要发动外战。就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他们自己去抢来的。

英国的欧陆政策历来是防止一强独大，因此该国总是支持欧洲的次强国，去反对最强国。战前欧陆结成了以德奥为一方，俄法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英国游离在外。战争爆发后，他们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但因为此前英国曾为比利时的中立作了担保，而德国按照施里芬计划，入侵了比利时，英国于是对德宣战。一场大战下来，不但许多村庄出去参军的人全死光了，而且贵族子弟遭受了比平民更惨重的伤亡。

当然，一战爆发前，谁也没见过大规模的工业化杀人。战争爆发时，无论是在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人民都满怀激情迎九大，载歌载舞报名参军，生怕错过了转眼就会结束的圣战。在这种情况下，政客们将人民果敢投入血海，似乎也情有可原。

但在战死上千万人后，政客们总算知道慎重从事了。这其实也就是英法绥靖政策的实质。希特勒上台后开始逐步撕毁凡尔赛和约，但英法都没有制止。法国是因为那时只有走马灯似的短命政府，而英国则是觉得凡尔赛条约太苛刻，不利于持久和平，应该对德国作适当让步（凯恩斯在愤然退出巴黎和会时就这么大声疾呼过。如果当时鼠目寸光的政客们听了他的话，那后来希特勒也就不会上台了）。

这绥靖政策的顶峰，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如今慕尼黑协议成了耻辱的代名词。窃以为，后人看历史，必须将自己放到当时的情势下，才能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须知捷克斯洛伐克本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是在一战后根据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独立的。既然是民族自决，那在张伯伦、达拉第辈看来，该原则同样适用于德语住民占大多数的苏台德地区，希特勒的要求应该视为改错。更重要的是，更正这小小的错误，就能换取“一代人的和平”，当然是应该的。

所以，个人觉得，张伯伦的错误是典型的“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他一度被希特勒“合理要求”欺骗，但在希特勒吞并了整个捷克，露出“非其道”的真实面目来后，他就再没有上当，反而还走到了另一极端，果敢地将英国再度投入血海。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动了英国政府。两天后，英国公开向波兰提出了安全保证。光从利益博弈来看，此举蠢不可言：英法与波兰根本不接壤，没有可能对波兰提供实质性援助。而且，希特勒私下对英国非常倾慕。在他看来，英国人就是他心目中的“主子种族”，只派出两千多人，就能将庞大的印度治理得井井有条。元首的梦想，是与英国人一道征服世界，由英国征服大洋，而德国人征服大陆。所以，英国根本没有必要卷进去。张伯伦之所以作此冲动决策，我觉得与希特勒撕毁君子协定给他的刺激分不开。

战争爆发后半年内，英法实行了所谓“静坐战”（又称“假战争”——Phoney War）。这又被视为“绥靖政策”的表现。其实，英法之所以乖乖坐在战壕里等着德国人来进攻，是出于一战的惯性思维。他们以为二战将又是一场堑壕战，进攻方一般要承受重大损失（在一战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天就死了两万人，什么战果都没取得）。最好还是以逸待劳，静待德国来攻。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军虽有着比德国人更多更好的坦克，却将其分散用于支持步兵防守，完全忽视了德军在波兰战场上首次实施的闪电战。

所以，上面这些“绥靖政策”的经典例证，个人觉得基本是后人脱离了具体历史环境作出的指责。苏联人写的教科书（也就是我们当年高中用的教科书）就更是纯粹的欺骗宣传。似乎不能用以证明“民主国家怯战论”。

最能反驳“民主国家怯战”的历史事实是，法国投降后，英军狼狈逃回本国，希特勒出于他的“慕英情结”（有趣的是，斯大林有深刻的“慕德情结”。据他女儿斯维特兰娜披露，战后斯大林多次慨叹：“唉，若与德国人联手，我们本可无敌于天下！”），先后通过罗马主教、葡萄牙总统与芬兰首相向英国政府传话，希望与英国缔结“光荣的和约”，只要英国不来欧陆管闲事，则爱怎么“统治波浪”都无妨。

其时苏德是盟国，老美举国被孤立主义思潮笼罩。环顾全球，只有不列颠“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根本就没有取胜的任何希望。战时内阁里的哈利法克斯爵爷看到了这点，主张与德媾和，但丘吉尔坚决反对，声称“在战斗中倒下的民族必将再度崛起，而怯懦投降的民族则从此完蛋”。他说服多数阁员击败了哈爵爷，后者于是回绝了多国信使。

为了展示义无反顾的决心，丘吉尔还悍然下令英国舰队突袭停泊在阿尔及利亚Mers-el-Kébir港口的法国舰队，击沉了一艘战列舰，重创五艘其他舰船，致使1297名法国军人丧生，干出了比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还卑劣的烂事。

我想，上述史实足可反驳“民主国家不敢打”论。而“民主国家不经打”好像也不能成立。如上所述，英国在失去了取胜希望后还死撑到底，似乎就足以证明民主国家还是经打的。

一战时不经打的反而是专制国家。若仅从军事角度着眼，一战中并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战败了的。德国投降时寸土未失，所有的军队都驻扎在国外，其实是自己撑不下去垮掉的。这就是希特勒为何要在战后到处嚷嚷“犹太人在背后捅刀子”。

最先自我崩溃的是俄国，其次是奥匈帝国，最后是德国。这三个国家都是专制国家，以俄国专制程度最高。德国和奥匈帝国好歹还是君主立宪制。俄国虽有个杜马花瓶，实行的其实是绝对君主制。如果“经打度”与专制程度成正相关，那么最先崩溃的应该是英法，其次是奥匈，第三是被兴登堡与鲁登道夫操控的德国，最后才是俄国。可事实是，法国虽在凡尔登战役后发生过军队哗变，但还是摇摇晃晃地挺下来了，英国则从未动摇过。

实际上，“经打度”是多个自变量构成的函数，其中最重要的自变量恐怕是综合国力。同盟国经不起消耗，是因为英国卓有成效地实行了海上封锁。协约国中的俄国之所以率先垮掉，是因为该国的经济与科技太落后。如果一定要说一战参战各国的“经打度”与该国的社会制度有关，那我们大概也只能说，专制国家缺乏民主国家化解内部矛盾的机制，在资源消耗到一定程度时便可能达到断裂点，引爆各种内部矛盾。

不过，那时的民主国家不是今日的民主国家，那时的专制国家也不是后世才出现的极权国家。二战时最先垮掉的就是法国，而无论苏联还是德国都表现出惊人的“经打度”。这两个国家都是极权国家，统治者具有空前强大的控制民众的能力。在此类超级下流国家，独裁者不死就不可能投降。在这方面，更下流的苏式极权远比纳粹极权皮实耐打。

所以，如果说政权的耐打度与政体确实相关，那么迄今的史实只提示极权政体最耐打，比旧式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都强。当然，作此比较的前提，是彼此的国力相当。若光把制度因素拎出来说事，那赤柬也不会灭亡了。好在今日的俄罗斯已非极权政体。普京没有一个全能党来操控百姓，更像旧式沙皇。所以，他的耐打度与斯大林和希特勒根本不可比。

另一方面，今日的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也与当年的英法大不相同了。二战前英法实行的是精英民主，国策基本由精英决定；而二战后的民主国家实行的则是全民民主，民众在国策决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普通百姓天生倾向于“铸剑为犁”。英国在工党当政期间自废武功，一门心思建设福利国家就是例证。此外，经过两次大战的血洗，民族主义在欧洲已无市场，和平主义甚嚣尘上。人道主义的昌行使得社会对生命的珍视无以复加。空前发达的大众传媒更使得战争成了一种“直播”，给普通民众造成了空前的心理冲击。凡此种种，似乎都有利于绥靖主义国策的形成。

另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全球化，国际间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造出了“利”与“义”的严重矛盾，民主国家在与中俄打交道时普遍面临着“经济利益”与“价值观”的深刻冲突。而左派在欧洲的勃兴使得这些冲突更难化解。窃以为，正是这些二战后出现的社会变化，才导致了真正的绥靖主义出台。德国就是最典型的示范。

早在苏联还顽健时，德国就已经在购买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了。冷战结束后，自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起，直到默克尔卸任为止，德国一直在奉行亲俄政策，完全成了不问是非的经济动物。川普与中国打贸易战期间，德国企业家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声称要抓住美国人撤退的千载良机，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与此同时，绿党鼓吹“清洁能源”，悍然关闭核电厂与煤电厂，使得德国的能源有将近一半靠俄罗斯供给。

俄乌战争刚爆发时，德国朝野正义冲动大发作，颇有与毛子不共戴天状。然而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民调显示，当初有80%以上的答卷赞成停止向俄国进口天然气。但当后来被问道“你是否愿意冬天多穿衣服，少用暖气，以减少从俄国进口天然气”时，却只有20%的答卷表示同意。居民消费还是小事，如果真停止从俄国进口天然气，德国的许多工厂恐怕都要倒闭。

这就决定了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必然要归于失败。必须承认，俄罗斯还是有理财高手的。西方决定将俄国踢出SWIFT结算系统后，卢布汇率一度暴跌。然而普京马上就宣布，以后其他国家必须用卢布购买俄国油气。这就是说，德国人要买俄罗斯的油气，就得在俄国银行开个账户，用美元或欧元按俄国定的牌价换成卢布。如此一来就托起了卢布的汇率，拆除了西方的“金融核弹”的引信。

目前已有匈牙利表示将遵照俄罗斯的规定。我断定，德国最后肯定也会这么办，让西方的金融战最终归于失败。只要德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向普京源源不绝地跪送外汇，普京就没有军费匮乏之虞。换言之，炸死乌克兰无辜百姓的那些炮弹炸弹导弹，是用欧元铸成的。

“民主国家怯战论”的另一缺陷，是没有考虑战争有着不同的规模与后果，而民主国家是否怯战必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二战后出现的核弹，使得有核国家之间开战时，不能不多出了过去没有的顾虑。如果对方不是有核国家，则无论英美都并不怯于开战。美国打越共、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时都非常果敢。这倒不能简单理解为美国自忖恃强凌弱，有胜无败，我看主要还是没有引起核大战的风险。例如英国打阿根廷并无胜算，但因为对方不是核国家，所以不惜放手一搏。

另外还要指出，美国狼狈逃出越南和阿富汗，也不能简单归结于“民主国家不经打”——那并不是全面战争，夹着尾巴逃跑了，对方并不会追上门来，认输也不妨碍美国的大国地位，所以当然要“成固欣然败亦喜”。

但若是全面交战就完全不同了。即使是核毁灭，也未必能让民主国家丧失自卫的勇气。80年代苏联军力达到顶峰，在欧洲部署了几万辆坦克。北约明知不敌，却也没有屈服，而是靠核地雷来对付钢铁洪流。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还是BBC在冷战结束后对原“火神”战略轰炸机飞行员们的采访。飞行员们说，那时他们日夜值班，一旦战争爆发就立即起飞，到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地去投掷核弹。上级对他们说，扔完核弹后就不用回来了。那时英国也被核弹毁灭了，他们已无家可归，所以还是飞到亚洲去，找个国家呆下来，在那儿娶妻生子算了。

所以，并不是只有专制国家的独裁者才会发疯，民主国家的政客们照样会。这种事将来也未必不会发生。前些天约翰逊扬言，如果普京胆敢在乌克兰动用核武器，他就要履行英国当年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诺，而且英国将单独行动，不需要北约允可。考虑到英国过去曾为履行向比利时和波兰提供安全保证的承诺而两次介入世界大战，约翰逊这叫嚣不能不让人不寒而栗。

综上所述，个人觉得秦晖教授提出“民主国家有实行绥靖主义倾向”时，似乎没有考虑到时代给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内部政治生态带来的变化，没有考虑到核武器的出现对战和决策的影响，以及全球化造成的不同制度国家的利益互锁，而是只看到制度因素，简单归纳出了一个一般性结论。个人觉得，二战前的民主国家并没有真正奉行绥靖主义。绥靖主义思潮是在二战后的民主国家中泛起的。即使在今日的世界上，这个观点也仍然只适用于目前的俄乌战争分析，不能推而广之，用到所有的场合里去。

2022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