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大罪状：牺牲无辜民众生命
         目的不纯，行动盲目，“六四”民运精英的偏激，最终导致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折戟沉沙。事情变化失控之后，这些平日里鼓动学生闹事时口若悬河、激情洋溢的学运领袖们本质马上暴露：他们在呼吁学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与政府对抗后，自己却在西方国家及反华组织的帮助下仓皇逃跑。最终导致中共部队在6月3日夜至6月4日晨的清场行动中伤害了一些无辜学生（那些浑水摸鱼的社会或者学生渣子除外）。据现在一些当事的学生讲，1989年5月20日宣布在北京市实行戒严后就有学生要撤离，而在听到6月3日夜要清场时，绝大数学生更是要撤退的。但是，王丹、乌尔凯西等人在向他们的主子请示后决定继续抗议。他们不但向学生宣传说中共绝对不会镇压，美国等国家会保护他们的，他们会永远跟学生在一起的，等等，而且对一些急于撤离的学生以殴打、威胁等方式迫使他们留下来。然而，在紧急关头他们逃跑了，让其他无辜的学生承担后果，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
如今，这些所谓的“精英”们总是指责中共屠杀无辜学生，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屠杀学生的刽子手。试想，如果没有他们误导学生，学生们怎会走上与中共政权对抗的道路？如果没有他们的欺骗和威胁，学生们怎么不知道戒严、清场的意思而继续留在广场等死？
一个号称“天安门母亲”的网站呼吁中共公布真相、还她们孩子清白。亲人死去，自然是一件令人痛苦和难过的事情。可是，她们在责问共产党（但愿她们的动机是单纯的）的同时，是不是该问问：为什么自己的孩子死了，而其他的学生活着？为什么自己的孩子死了，而王丹、乌尔凯西、柴玲等人不但没有死，而且还出国了、还成为了美欧等国家的座上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