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胡兰成（资料图）
对大自然的感激，最早的就是舜的卿云歌，尚书尧典与洪范就是日月星辰与岁时、名山大山与天子巡狩的文章。
诗经讲朝阳里的梧桐与凤凰，讲「倬彼云汉」，讲「七月流火」，讲「春日迟迟」。楚辞虽多名状草木，还不及诗经的阳光世界，与种稻割麦蒸尝的陇亩
与家室风景。易经的象、文言与系辞，与老子庄子，皆是世界上最好的文章，皆是直接写的大自然。孟子的文章好，是写的人对大自然的觉。周礼王制，惟王建国，
与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中国文学里朝廷之尊与官人的贵气的由来。
宋玉的赋比屈原的离骚更近于自然，高唐赋写那神女对楚襄王问，「妾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巫山之下」，与后来曹植写洛神的容貌若晓日之
发芙蕖，其姿态是「若将进而徘徊，意欲止而复翔，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皆是人与自然同一美。其写东邻之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脂则太
白，施朱则太赤」，是比数学还绝对。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都有这样自然，班固就在自然上较差了。后世是李白苏轼的诗有大自然的浩浩，而亲切现前。中国文学的仙
意，与此有关。
班固的汉书不及史记，是汉书里理人事压没了自然。李白说六朝的诗不好，也是因为六朝的诗里人事胜于自然。宋儒很败坏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因为宋儒只知在那里讲天理与气，但是不知天意，又不知大自然的象与文言，变得更是人事压没了自然。
西洋文学就低俗在其有人事而无天意。
西洋的古代文学没有写自然风景，近世的有写自然风景，如托尔斯泰写俄罗斯的大雪旷野中的马车，如英国王尔德童话中的为月光，但皆是只写了物形，
没有写得大自然的象，那情绪也是人事的，不知自然是无情而有意，所谓天意。近世西洋的画家想要脱出物形，但亦还是画不得大自然的象。想要弃绝情绪，但亦还
是画不得大自然的意思。
西洋是古时有先知与女巫预言神意，但也神意不即是天意。冈洁说自然科学不能知自然，而只能知自然的末端的表面的现象。宗教能知大自然的根本与无
生有，但是不知其变化演绎。西洋的先知与女巫知神意而未必知天意，西洋的产国主义的做法今到了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此中消息是早在他们的文学中已透露了。西
洋文学里没有自然。如此缠更知道中国的礼乐文章的可贵了。乐就是通于大自然的。西洋没有礼乐之乐，西洋音乐的都是人事的情绪。贝多芬读了舒伯特的乐谱，说
是有神的光，但也只是接近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自然的新鲜感罢了。
而如此亦可来评中国历代文学的气运了。凡属三分人事，七分天意的，乃是新朝方当开创之际，这在当时的音乐与文章里最显明的可以看出。如西汉，唐
初宋初的文章，皆有日月山川的气象。明初清初的较差，亦明初尚有高青邱的诗，清初尚有王渔洋的诗，比较的清明高标。一份人家亦是如此，凡属三分人事，七分
天意的，必是兴旺之家。
其次，凡属五分人事，五分天意的，则是到得全盛时代了。如东汉盛时，如唐朝开元年间。
东汉的盛时比西汉丰饶，但东汉是虽当光武帝复国之初亦没有西汉的清新。汉乐府中许多好的都是东汉盛时的，但也还是不及西汉的。杜甫也是不及李
白。两人只相差十岁，但李白的诗是初唐到盛唐过渡期的顶点，杜甫是盛唐到晚唐过渡期的顶点。李白有「浮生若大梦」，与「登高台、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
今安在」的诗，非杜甫所能有。杜甫有「禹功接混茫」的诗，亦非其后柳宗元与刘禹锡所可及。初宋的诗文是欧阳修与梅圣俞，苏轼是初宋过渡到盛宋的顶点，而如
秦观柳永就是宋全盛时的了。盛极则衰。清朝袁枚的诗所以不好。
又其次就是七分之事，三分天意，落入衰期了，最显着的是五代。以前五胡乱华，乱中还有新机，都不像残唐五代的诗文最是熟滥恶调。还有宋亡后辽金的诗讲故国末季之痛，而没有一点轩豁。金诗只有一个元好问，亦缺少一个兴字。
元曲的好是音腔亮烈。蒙古入主中国是一劫，元曲的那亮烈使人强，也多少近于兴。内容是「汉宫秋」与「长生殿」好。汉宫秋有塞外的雁声，长生殿是
其乱流落中旧乐工李龟年的唱词好。南曲是桃花扇的结尾好，牡丹亭则是开头游园惊梦好。清朝惟红楼梦的宝玉与黛玉是生在大自然里的。但是到得曲与小说，文章
已离开士了。当时之士，是宋儒加上科举，连一分天机亦没有了。
缩佛教讲空色，本是从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结果，乃至于否定了对现实的自然界。基督教的信神，亦本是从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结果乃至于否定了对现实
的自然界的新知识。宋儒讲理气（天理与气数）原是有对易经的新发见，其先陈搏邵康节是道家，以之开拓了对大自然的新的说明方法，其传却在朱子。可是后之宋
学者，收为只讲天理与人欲，易经是读朱注，而宗程传，程颐的易传是以人理糊没了大自然，后来儒生又包办了科举，他们对现实的自然界疏隔的程度，到了对现实
的世事亦迂腐无知。而自此，士遂无复文章了。
宋词尚是士的文学，作者有士的自觉，最代表的是晏殊，其子小山，谓先大人词未尝为儿女子语。非不涉女人，而是以士的自觉看女人之正之美。至元曲
作者，则宁是自侪于俳优，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出自茶店说书人，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润色写成之，自以为不是士所应做的。曹雪芹写红楼
梦，也自居于为士者的经世文章之外。这个事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台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原来中国祭政一体的传统，文章属于天官太史，文章是士之事，作者有着礼乐文章的自觉，以前是王官省察民间的风谣，后来亦一直是士以礼乐文章教化
民间的风谣。士对文章的这种强烈的自觉，贯彻于昭明文选，至欧阳修苏轼皆然，而被其教化的中国民间风谣，连茶店说书与戏曲在内，亦为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
民谣与戏剧所不及。
中国的旧小说亦在世界上他无伦比。但是明清以来的儒生，因为迂疏，对现实的自然界的知识无新鲜感与欢喜，士无复文章，读书人写小说，可比是偷私
情，偶一戏为之，可以很好，但是失了礼乐文章的自觉的教化，久后就难为，红楼梦之后就不再有好小说了。至清末民初，惟崑曲平剧尚好，因戏曲是艺，可以传
授，非如小说的不可传授。但太久远没有上面礼乐文章的自觉为教化，终于连到戏曲也要败坏的，话剧的趣时与平剧的改造就是这个败坏。
宋儒及科举八股对现实的自然界闭锁，把文章也丧失，遂反激起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但是以为用科学就可以来对应自然界，用民主就可以来代替士，这就大错了。
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的新发见，可以使人因它以为兴，但是以物理学与天文学的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则不是以建造新思想的。
文明的新思想是因一个兴字而悟得，是自己生成的，不是用方法可以被建造的。诗经「桃之夭夭」，只是因它为兴，而你若把桃之夭夭来切题，那就离脱
了之子于归了。五四时西洋文学原只是借它为兴，而弄到当真要来西洋文学化，遂离脱了中国现代化的本题了。兴不是比，更不是赋，民间起兵是兴，而把它来比成
赋成阶级斗争，中共祸国之深，追本溯源，还是因为五四时文化界要向西洋文学看齐。西洋文学里是没有兴的，所以大家都对诗经说的一个兴字无知了。文章一失，
如秦失其鹿，革命云云，政治云云，跟着文章．一齐都失了。（ 文章来源：家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