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英格兰秋日的枫叶纷纷落尽、满目萧然中，我收到了一本从国内转展到日本、又邮寄到我手里的画册《铭刻》。捧在手里似乎还能嗅觉到新鲜的油墨香和邮寄人手上的余温。 委托寄画册的人名字叫胡杰，是位独立纪录片导演和画家。我“认识”他有四年多了，却还没有见过面，一直在EMALI上“网上谈兵”。我最早在阳光卫视上看过胡杰拍摄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母亲王佩英》、《远山》、《沉默的怒江》、《平原上的歌》等数十部片子。这个说着一口字正腔圆普通话，留着许多艺术家都留着的全脸胡的北方汉子曾经面对镜头说：“有些事情，是比生命都重要的！”字字直撞我心，他不畏险恶，执着地挖掘历史真相的精神给我启发、同时带给我榜样的力量。和他认识不久，我开始了大饥荒三部曲的寻找之程。 小心翼翼的撕开信封，唯恐损坏了画册，出于我一向对书的珍爱。胡杰特意为今年九月十三日在广州举办的《铭刻.胡杰版画展》所印刷的画册《铭刻》出乎意料的精美，又简单朴素，铭刻两个字是烫金红色的，其他字是黑色的。如果这本画册摆放在如今各出奇招千姿百态的书丛中，就不那么显眼了。犹如胡杰一向的不修边幅，自嘲：“大街上当乞丐的都比我穿得好。”在生活中，他始终把自己归位在普通平凡人的位置，决不是居高临下自命不凡的艺术家。 画册不厚，打开却是沉甸甸的分量。 《铭刻》中有一组版画总题叫《要有光》，它的创作背景是关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饿死三千六百万人口的中国大饥荒。在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有的地方甚至村村发生人相食、亲杀食的年月，当年大名鼎鼎如今依然流芳的大师们却遵照伟大领袖“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圣旨，白日游山逛水，晚宴山珍海味，享受着优渥的待遇。李可然画出《万山红遍》，关山月、傅抱石创作出《江山如此多娇》等，无不对大饥荒闭目塞听，笔下尽是歌功颂德欢呼万岁，换了人间的盛世景象。当然，全国一大批有思想和胆识的老右们都成了夹边沟、兴凯湖、沙坪、清河农场的劳教分子和野地里的饿死鬼。 鸦雀无声雁无语，半个世纪过去了，几乎从来没有一位画家的笔端去探索和描绘过这段历史，好像悲剧不曾上演过。前三十年，画家为革命画画，到处可见红色涂抹，不过是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颜料加刷子的高级宣传员。毛死后，画家们为自己画画，张扬着个性、荒诞和古怪，还有对市场和拍卖的无比热衷。对这一点胡杰说：“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选择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道路，他们一下子和世界接轨了，尤其是和西方艺术也接轨了，但是与此同时远离了中国这片土地，与中国甚至与中国的文化都没有关系了。我并非苛求这些艺术家，但他们追求的是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艺术。” 如今就是翻阅各地的档案馆，也很难找到几张当年饿死人的图片。如海外评论家胡平所言：“毛泽东犯下的其他罪行，如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在当时都是被视为丰功伟绩，大肆宣传的，这就从反面留下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大饥荒这件事则不然。毕竟，即使按照当年共产党的标准，饿死人也属于“阴暗面”，是见不得人的，因此一直被精心掩盖，被毁尸灭迹。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斗争地主资本家、枪毙反革命、给老干部老教授戴高帽挂黑牌的照片，可是我们看不到一张大饥荒年代饿死人的照片。” 唯有人间的苦难成就卓越的艺术，就如一粒珍珠要经过千百次疼痛的磨砺。胡杰以自己博大的悲悯之心和超凡的艺术表现力，激情飞扬大刀阔斧地刻下这一张张黑白分明、构图独特、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的版画。我灯下翻看《铭刻》，那些栩栩如生的面孔，呼之欲出的眼神，刺激着我的神经和心理承受底线，胸口一阵阵的被野兽狂抓着般的撕扯和难受。胡杰的刻刀和黑墨将我毫不留情地拖回人们很长时间以来所不知道真相的“三年自然灾害”，拖回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疯狂年代，拖回了那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人造大饥荒。 
我的目光停留在《要有光》之十五，且称呼这副版画为<<母子>>吧。饿得面黄肌瘦发如枯草的年轻母亲呆坐着，窗外田地里的庄稼早收割了，家里却没有剩下一粒麦谷，全部被逼迫着上交给了“国家”。她怀中的婴儿早已经唆尽了她乳房中最后一滴奶水，多些日子没有吃的，母亲的乳房早饿得干瘪平坦，像掏光所有粮食的烂布袋子，不像个女人。她怀中的婴儿没有力气啼哭，没有力气挣扎，没有力气睁开眼睛......。渐渐的，婴儿停止了呼吸，合上了眼睛，没有了痛苦。“我的娃娃就饿死在我的怀里，大人吃不上， 哪里有奶哩？”死了的小娃娃，抱出去随便扔在山沟下，有人一次看到六、七个死娃娃的尸体，没有人顾上铲土埋掉。 凝视着这副画，我的眼泪禁不住涌出来，不停的流泻。那时候有多少这样的母亲？多少这样的幼儿？......饿死孩子母亲的悲伤，今天顿顿吃饱饭的我又如何体会？ 
要有光之十二，我且称它《父母都死了》。公社化后的农民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土炕上的席子上躺着一对能数清肋骨的夫妻，他们看上去已经饿死了，一个孩子守着他们的尸体。那时候许多人都是在夜晚睡觉中默默死去，没有喊叫没有呻吟。等孩子早晨起来，发现父亲母亲都已僵硬了。“你的父母亲死了，你哭了吗？”我曾问幸存下来的人。“没有，饿瓜(傻)了，不知道哭。”很多的时候，村里没有人有力气挖坟墓抬死人，更是为了“冒名顶替”在大食堂多打一份汤。如通渭农民的打油诗：“超英赶美百姓苦，挖来野菜无锅煮。停尸冷炕装病汉，只为食堂多打饭，”十天半月的活人和死人睡在一个炕上。画面上这个头大脖子细，四肢如麻干的孩子望着墙上的伟大领袖像发呆，他是想问：“毛主席不知道我爹我娘饿死了吧？” 
《要有光》之九为《打击盲流》。那是一群不甘心在农村等待饿死，不甘心坐以待毙的人。可是他们的逃荒行为却遭到阻拦、收容、关押、遣返等。在村路的各个关口、火车站、汽车站、收容所这些衣衫褴缕饥肠辘辘的逃民被定为“流窜犯”“盲流”“社会不安定因素”。他们被惨无人道的剥夺了逃生的权利要饭的权利，只因为逃荒要饭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许多人饿死、冻死、被暴打死在半路上、收容所，有的人被野兽吃掉。我在成中和所著《凄风苦雨四十年》一书中看到作者女儿这样的纪录：“与山丹车站一样，站台附近有尸体。站站如此，有的多得甚至叠在一起，靠近铁道铁轨的看得很清楚，有的仰着张开口，有的扑着，半边脸和嘴尽是泥土，形状恐怖惨不忍睹。到了兰州终点......望望进站口的两边，有几个汉子在剥死人的衣服，连被子捆起拿走，这个大站的尸体多的吓人。怎么没有人管？”也就印证了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兰州人对我说的话：“那时候农民都以为城市有粮食，结果大批大批的涌进来，还是没有吃的，结果就饿死在火车站、大街上，我们每天得出动几个大卡车收尸，运出去埋掉。”一位老人还告诉我：“我那时候在火车站专门拉死人，那个场景就和南京大屠杀一样，死人多得很，惨忍得很，我拉一次能多喝人家的一碗汤。” 没有人纪录没有人统计，这以卡车为单位埋掉的男女孩子野猫死狗般只有一个名称就是“流窜犯”，多年等他们不回来的家人只以为他们失踪了。 ...... 
文如其人，那么画也如其人。我在 《要有光》这十九副版画中总是看到胡杰那张阅尽人世苦难的脸庞；能感触到他挥洒热血的创作激情；能看见他“只因到了悲伤处”的男儿泪；能侧耳听见他手中刻刀力穿纸背的嚓嚓声......上世纪初德国有杰出的版画家坷勒惠之，创作出 《战争》《无产者》等惊世骇俗的版画佳作，被作家罗曼罗兰形容为：“她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伟大诗歌，她照出穷人的困苦和悲痛。这是巨大牺牲的人民的沉默之声。”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最惨烈的一场大饥荒过去五十多年了，今天，终于有了中国画家胡杰的 《要有光》这组版画，铭刻下了大饥荒饥饿、死亡、自杀、逃荒、绝望等等场景。在我看来，这组版画分明是累累白骨的呻吟，是无数饿鬼的怒吼，是可怜母亲们的哭泣，是孩子们黑色眸子的质问：“谁饿死了我？”这组版画所体现的艺术家的道义、勇敢和良知，不再让中国艺术家为民族的苦难百姓的血泪无动于衷沉默缺席而羞愧！更有画界评论这组版画是宋以来一千余年中国专业画家针对大饥荒唯一的一组版画！ 合上胡杰漂洋过海邮寄来的的《铭刻》，我在思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一个心灵纯净如雪的孩童，创作的时候不会考量他的作品将会带来荣誉还是灾祸，富比士的排名和金子。在我眼里，胡杰不过是一位永远长不大却留着胡子的天真率性儿童，有着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和顽固的倔强，他用一把刻刀肆无忌惮的宣泄他的愤怒与悲伤，淋漓尽致地表达对那些无辜生命的爱和尊重。写到这里，我突然鼻子酸了，想哭。我十分地心疼视为兄长的胡杰创作这些画时所承负内心的悲苦和折磨，虽然他从不提及。 胡杰去年在天津的《要有光》画展和今年在广州的《铭刻》画展均以两、三天的“短命”展期被迫提前关闭，因为既不是主旋律又不是正能量。可是谁有能力收回撒向大地的光芒？谁有能力抹去铭刻在观者心上深刻的印记呢？我给胡杰去信：“看到它，我心里踏实了。你的《铭刻》将是美术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大饥荒史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人们一定会记得胡杰，记得《铭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