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風雨兄弟情

    竹心

    史伯伯是父親最好的朋友，祖籍東北。據說是孤兒，從小流浪，不知故鄉何處,父母何名，只知道姓史而已。大概13歲時，東北野戰軍占領東北，他參加了部隊文工團。遼瀋戰役結束後隨部隊一路南下。由於年齡太小，在部隊繼續南下之時，他就轉業到地方，最後落腳在北方一座小城市。

    五十年代中期，父親畢業後分配到市文化系統工作，與史伯伯成了同事。史伯伯會唱歌、能跳舞、打快板、說相聲，不僅可以指揮樂隊，文字功夫也相當了得，是當時文化系統有名的筆桿子、話筒子。在小城人都說着軟綿綿、慢吞吞鄉音的年代，史伯伯一口標準的東北普通話，字正腔園、抑揚頓措，可謂才華橫溢、文采飛揚。

    史伯伯根正苗紅，很早便入了黨。據父親說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一切，他的前途將無可限量。

    五十年代末，單位組織群眾給領導幹部提意見。雖說是文化系統，但由於人才流失嚴重，很多人的文化程度並不高。唯有史伯伯筆頭功夫過硬，文筆流暢尖銳。一份洋洋灑灑幾十頁的意見書遞交了上去。結果可想而知，最後被定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簡稱 “右派”。右派的帽子被戴在頭上很多年。猶如金箍咒般，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在劫難逃。使本來光明的前途就此暗淡了下來。

父母和史伯伯、史伯母的關係淵源頗深。父親與史伯伯相識於職場, 志趣相投成為摯友。而母親與史伯母是同學、鄰居，也是極好的閨蜜。六十年代初期，母親在省城讀書學習圖書美術設計，而史伯母則就讀於護士學校。

一九六二年，母親與史伯母相繼畢業回到小城。母親在當時的圖書館和新華書店工作，史伯母則回市醫院當了一名護士。

    據父母講，當時的文化系統包括了圖書館、文化館、新華書店、廣播電台、體委、電影院等多家單位。工作人員並不多，都集中在一個大院裡工作，所以大家彼此都很熟悉。那個年代，父母分別在文化館和圖書館工作，他們也因此相識而相愛，最後結婚組成家庭。

    戲劇性的是，母親與父親在工作中相識而相愛的同時，身為護士的史伯母也認識了能歌善舞、風流倜倘、口才一流的史伯伯。兩對年輕人先後結婚各自組成了家庭。

    史伯母與史伯伯相識、相戀，以及結婚，都帶有那個時代的特色，就是惟成份論。史伯母的父親是小城的大地主。而史伯伯雖然根正苗紅，但是彼時的頭上卻赫然戴着右派的帽子。據母親說，其實史伯母當初是有很多選擇的。她年輕貌美、嬌小而秀氣，可以選擇一個幹部，改變自身的命運與處境。但是史伯母卻深愛着史伯父的才華與能力，堅守着他們的愛情，頂著右派家屬的壓力嫁給了史伯伯。

    平靜的生活了兩年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史伯伯受到了更大衝擊，經歷了無數次的批鬥。幾十斤重的牌子掛在脖子上，不給吃、不讓睡的交代罪行。文革初期還有所收斂，一切有規有矩。到了後期，武鬥開始後，一切都沒有了章法。無政府主義泛濫，人身安全基本沒有了保障。

    父親回憶說，有一次，造反派們拿着史伯伯的照片，在街上搜查他。當那些人耀武揚威地走在街道上，喊着口號“把反革命分子史XX揪出來”之時，史伯伯穿着一身破爛的衣服，戴着一頂破舊的草帽，拄著一根拐杖，瘸著一條腿，彎腰馱背、慢悠悠地從遊行隊伍旁邊走過去，儼然一個老人家。 紅衛兵怎麼也沒有想到三十多歲的史伯伯會是這麼一個樣子。事後他偷偷地告訴了父親，與父親分享他的得意和聰明。而父親則一直堅守着這個秘密。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史伯伯在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有一次，史伯伯來到了我們家。母親說不到四十歲的史伯伯滿臉滄桑鬍子拉碴瘦削羸弱。完全看不出原先的風流瀟灑神采飛揚，象小老頭一樣，萎靡不振。母親給他做了一碗麵，當時大家的白面都很緊張，都是按照人頭供應的。臨走時，母親把家裡的幾個餅子，給了史伯伯。他手裡拿着餅子，欣喜不已。當母親把他送到大門口時，史伯伯的眼睛濕潤了。

    八十年代初期，史伯伯的冤假錯案終於平反了。摘掉了右派帽子，補發了十幾年欠發的工資。他開始自學法律，獲得律師資格證書。在即將知天命的年紀，改行當起了律師。而且很快地成為了全省有名的執業律師。我想他是吃盡了無法無天的苦頭，才立志要用法律作為武器來保障普通人的合法利益。後來史伯母也當了市醫院的總護士長，他們苦難的日子終於熬過去了。

    八十年代末期，父親透露了一件保守將近四十年的秘密。

    史伯伯根本不是孤兒。他們家是東北當地的財主。史伯伯是家中唯一的兒子。四十年代中期，東北地區搞土地改革運動，史伯伯的爺爺父親都被抓。當時的情勢是風聲鶴酈、人人自危。他的奶奶和母親擔心家中唯一的男丁再遭不測、斷了香火。於是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讓年幼的史伯伯假扮成孤兒，最後混入了四野的部隊。臨行前，千般叮嚀萬般囑咐，千萬不要再回故土。

    據父親說，七十年代中期，史伯伯從五七幹校釋放後，單位曾經安排他去東北出差。他乘機偷偷跑回家。那時祖父母已經去世，父母仍然健在。與父母匆匆相見，得知彼此境況。史伯伯讓父母看了他的全家福，當初離開家時十幾歲的少年，三十年後， 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而且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

    那次從東北回來後，史伯伯對父親說，他的父母看過全家人的照片後，甚是欣慰。只是一再囑咐千萬保守秘密，否則地主的成分會影響了他的前程。史伯伯當時沒有告訴父母自己是右派，不久前才剛剛從五七幹校的農場釋放回來。

    直至八十年代末期，史伯伯才光明正大地回了一次故鄉,只是那時父母已不在人世。他的父母一直都以為當初讓兒子隱姓埋名避走他鄉，才換來兒子日後的錦繡前程。他們至死都不知道他們的兒子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命運坎坷、幾盡磨難、歷經生死攸關。農場、改造、批鬥，在歷次運動中倍受折磨和迫害。

    父親保守這份秘密長達近四十年。我想這也是他和史伯伯的感情為什麼看起來淡如水，表面並不怎麼親近。但是卻能夠守候彼此秘密數十年。其實在那份單純的水裡，早已融化了難以言表的深厚情誼，還有完全的信任和彼此的忠誠。

    幾年前，父親生病期間，已經八十歲高齡的史伯伯幾次探望父親。兩個老友，經常是相對而坐卻無言。記得母親曾經對父親說，“你看老史那麼大歲數，來看你一回多不容易，你也不多說會兒話，就那麼呆坐着。”我有時看着兩個老頭沈默地坐着，彼此對望。就會走過去說些話活躍一下氣氛。史伯伯總是說，“你們忙你們的去，我和你爸爸坐坐就可以。”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對於史伯伯和父親，或許他們之間已經沒有秘密，所有的心意也都明白。只是看看老朋友、老兄弟，默默地坐一會兒。一切竟都在不言中了。

    長達六十年的知交和故友，可以守候彼此悠關生死秘密的兄弟，在垂暮之年，在病榻之旁，依舊是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相知和懂得。

    父親葬禮那天，史伯伯一個人來了。也是默默地坐了一會兒，未等結束，就走了。

    我把他送到門外，看着他衰老的步伐緩慢地、卻也堅實地走着。感慨萬千。當年那個為了自己的理想，據理力爭、不畏危險的年輕右派；母親敘述中的那個萎靡不振，為了幾個餅子而落淚的勞改人員；壯年時口若懸河、意氣風發的著名律師；如今蒼老衰弱、步履蹣跚，來參加老友葬禮的垂暮老人。此時正走在小城古老的街道上，就象他曾走在中國現代史的風口浪尖上。歲月蒼茫中，他依舊是我的史伯伯。僅願以此文見證父親與史伯伯歷時六十年的生死情誼，和他們所經歷的那些年的風雨滄桑。

（刊登於《國際日報》08022022 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