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雨，氣溫回升。讀到王安憶的這篇文字，贊。 王安憶的《長恨歌》給人印象很深刻，和諸多女作家的寫實探索一直伴隨着我的思考前行：女人也是人，也是不同於男人的人。在各自生活際遇和思想瞬間變化的時刻，既能清醒知道自己的有和缺，更要坦然去面對自己的生活，不貪多圖逸，不止步於今。
女人愛美，喜歡被異性欣賞，這是為人妻母的自然性；然女人又極力和情緒化抗爭，這是為人獨立的理性，二者微妙對立。 如王安憶所道，“性別中有許多奧秘，然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我們常常難以認
清自己，只有當我們超然於自己的性別之上，方可看清其中奧秘。而一個人的性別是那樣融於我們的血液，建築起我們的肉體，推動我們的頭腦，我們基於我們的性別活動與判斷，如要超然，就好比是重建一個自我。重逢一個自我的工程是那樣浩大與艱難，自然助不了我們一點，只有憑我們自身理性的力量。” 
王安憶:她到底要什麼
為《天生是個女人》作序
也許，所有的人生就是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到底要什麼。不同在於，有人不
自覺，而另有人自覺。在自覺的人中間，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不同：就是自覺者各以不同
的位置與身份在考慮：我到底要什麼。而其位置與身份將決定其考慮的深度和廣度。陸
星兒的位置是：作為一個女人，我到底要什麼。這是我從她的小說中所窺察到的。
在她那些眾多的以女性為主角的小說中，我們可見到女主角往往面臨着兩種選擇。
如《風暴，又是風暴》，安妮面臨着鄧岩與朱捷飛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理想的選擇，鄧
岩代表了激動人心的冒險精神和人道主義的修養；朱捷飛代表的則是務實而利己的庸俗
人生。作者並不抑制她的態度，使我們清楚地了解善與惡，美與丑，好比我們幼年時所
讀的馬雅可夫斯基的兒童詩：《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
陸星兒在她天真地編織美好的鄧岩的時候，就已決定安妮將得不到他了，這又流露
出一種蒼老的心情。如《關於一個女記者的“新聞”》，記者陳小依，她或者乖乖做一
個“新聞發布機器”和道德的榜樣，或者做一個健康自由的自然人。而陸星兒實際也沒
有給予她多少選擇的機會和決心，因此，覺醒之後的陳小依除了痛苦以外，沒有別的出
路。
再如《一根杏黃色的水晶鎮尺》中的母親，就更無回頭路可走了。一切都已發生過
了，她除了嘆息而外，做什麼都晚了。這是為了兒女的母親的一生，到了兒女獨立的那
一日，母親才明白兒女是兒女，她是她，其間所謂骨肉血的相聯其實只是詩話的想象而
已，這一生便有了些為他人做嫁衣棠的味道。到此，我們可看出，陸星兒一方面在對過
去和現在，總之是既定的女人的行為方式進行痛心的檢討，另一方面則在尋找更美好更
合理的行為方式。至於什麼是美好與合理的，陸星兒沒有提供給我們參考，或者說她自
己還不很清楚，甚至相當含糊。在《風暴，又是風暴》裡，鄧岩所象徵的那一份浪漫與
求實相結合的人生理想，在陸星兒這樣的年紀中，不可不說是過於稚氣，因而顯得極不
可靠。而《關於一個女記者的“新聞”》裡陳小依另一種生活的可能，也被很布爾喬亞
地以“公園、小橋”虛擬掉了。《一根杏黃色的水晶鎮尺》中的美好生活則需有一個假
設的前提，切實的是已經渡過以達今日的幾十年現實生活。對既定生活的寫實能力在這
篇小說中要超出了以往，幾乎每個細節都可經住推敲，十分靠得住，就象在眼前歷歷經
過。於是那一個假設便更虛無飄渺了。這樣，我們就發現陸星兒雖然已經知道了不要什
麼，卻還不知道要什麼。這一問題困擾着她，她總是在想：她們應當要什麼。這個念頭
在她心中一日比一日明晰，然後，她就決定寫一組題名為“天生是個女人”的系列小說
。這也是我從她的小說中揣摸出來的。
現在，陸星兒考慮“我到底要什麼”的時候，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角色意識。在此
之前，她並不單純是以一個女人的位置與身份去想這個問題。她曾經以知識青年，作者
，記者等等的社會位置與身份考慮這一帶有人的本體意味的懸念，雖然也伴隨了女人的
因素。然而象如今這樣，以性別為主要的因素，還是第一次。如《掛在牆上的背帶裙》
里的“她”，她在緊張的人生奮鬥中因偶然事故得到了一段餘暇，使她回悟到她所錯過
的做一個女人的快樂與享受：和丈夫全心全意忘記一切地做愛，做一個有吸引力的美麗
姣好的女人，再做一個母親。她對她所負荷的社會性身份感到了疲勞，渴望角色更新，
做一個純粹的女人；再如《今天沒有太陽》，通過一個人工流產手術間的情景描繪，很
實際地指出了在愛情與性上，女人比男人所付出的更為痛苦的代價。決定這一代價付出
的不是任何社會性的原因，而卻是自然的生理原因，這是有如真理一般難以違背的天意
。到了這時，陸星兒已將“我到底要什麼”這個問題中的某一個特定環境的性質與某一
個特定時間的性質的困難都解決了，剩下的問題是在一個較為廣闊的社會與較為漫長的
時代中可能發生的困難，這是更接近於人的本體性質的困難，也就是較為人類性的困難
，便是女人的困難。應當說陸星兒是進了一步。
倘若說，象前面的安妮，可通過解約和鄧岩離婚來得到重新生活的可能；而陳小依
也可使自己性格堅決而擺脫她的兩難境地；這一個母親雖已無從後悔，可是假如她能夠
後悔，重新經歷一番，也可是另一種人生，當然，那將是另一篇小說，(至少在這篇小
說中，陸星兒沒有完全說服我們，這一個母親是必得這樣做一世人生)。總之，以上的
困難全可因社會與人類的進步而日益改善和解決，也至少是陸星兒並沒有設制更具實質
性的解決障礙。那麼，讓我們設想一個， 《掛在牆上的背帶裙》中的她，是否有可能
緩解她的矛盾。
她是在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她的社會職責之後，才認識到她身上潛伏着的自然人性
，其自然人性帶有強烈的性別色彩，如愛漂亮，希望被人欣賞，要與丈夫親熱做愛，要
做母親。這時候，覺醒是已經晚了，可是在事情還不晚的時候，當身體內自然而然生出
愛美的心情，吸引異性的渴求，為人妻母的願望的時候，作為一個身在社會中的人，卻
面臨了那麼多尚待完成的責任：謀生，職業，社會的承認，群體中的適當位置……
這麼多的職責壓迫在她身上，將自然的請求全抑制了。這種抑制是共同面對男人與
女人的，可是對於女人來說，結果似更殘酷一些。因為至少在目前為止的意識中，男人
比女人更適於承擔更多的社會職責，而女人比男人更趨向於對自然性的服從。而社會越
是朝向文明發展，卻越違背於自然。社會性越強，人的職責也越重，越來越沒有緩解的
希望。而時代又不會倒退，人類從蠻荒中走出的時候，就失去了回頭的可能。這是強者
和弱者都無法逃避的困難，強者的困境只會比弱者更深重，而更加難以自拔。
《今天沒有太陽》，在一個人流手術室門前，聚集了一群女人，有未婚先孕者，有
超生育計劃的不慎懷孕者，有好不容易爭取到上場機會卻懷孕了的女演員，還有象女主
角丹葉這樣與有婦之夫發生戀情的非法同居者……事情就是這樣簡單：女人與男人的接
觸是天經地義，自然而然；接觸之後女人要懷孕也是天經地義，自然而然，懷孕之後的
事情就複雜了，就再不能天經地義，自然而然地生育了，有人要艱苦奮鬥，完成事業；
有的因為國家人口膨脹的可怕前景必遵守生育計劃原則；有的因為不符合法律程序，還
有的因為違反道德……等等的原因，使得不是每一個生命都有誕生的權利，生命誕生的
神聖的天意的權利被人類生存的嚴酷現實取消了。而在人流手術間門前，這些悲壯的詩
意又煙消雲滅。既使得象丹葉這樣，可以將愛情刻劃得非常優雅的女人，到了這一刻，
也只得接受現實，這現實就是人如動物般的卑下醜陋與無可柰何的一面，這對浪漫蒂克
的愛情是一個挑戰。女人無論在落後的社會或是進步的社會都會有愛情和孕育的問題，
而越是進步的社會就越限止人們順乎其然地表現自然性要求。文明的社會也是一個人為
的社會。這樣，陸星兒所發現的，不僅僅是人的遭際所給人帶來的不幸，而是人的存在
本身給人帶來的不幸。陸星兒發現了人與社會的本質的對峙，在這互相難讓的對峙中，
女人又往往處於失敗與妥協的地位。陸星兒雖然滿腔熱望，卻又是清醒的，甚至有些悲
觀，她似乎隱隱察覺到了她要的是什麼，卻及早地明白，想要的都難以得到。於是她想
到：乾脆換一種活法試試看，就是說，脫胎換骨做一個新人，活活看。要知道，在八十
年代中末期的中國北京，是非常流行這一句口號的，而那時候，陸星兒正住在北京。“
換一種活法”的思想使她激動了起來，她寫作了“天生是個女人”系列中的第五篇小說
：《一個和一個》。
我想，當“換一種活法”的念頭衝動着她的心，她如她所習慣的那樣，日以繼夜地
寫着這一篇小說的時候，陸星兒並沒有想到，她寫作生涯里最重要的小說之一誕生了。
《一個和一個》裡寫了兩個女人，宋惠珊和華菁。宋惠珊是一個寡婦，由於她的全部生
活都圍繞着丈夫，所以在失去丈夫的日子裡，她也失去了生活的目標以及全部的人生內
容；華菁則是一個獨身的女人，她受過完美的教育，在工作中甚至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骨
干，且具備女性的魅力和高度自覺性，修養較高，有自己的準則，不為世俗偏見所左右
，總之，是一個既已在社會上成功地立足，又保護了自然的完美性的女人。在兩個女人
的交往相處之中，宋惠珊不斷受到華菁的影響，使她覺悟到丈夫並不是她人生的全部，
她應當還有自己的生活。可是，她卻無意中在墓地發現華菁與有妻室子女的尹工程師的
綿長的戀情，她終於明白華菁所以獨身是由於她將愛情已交付給了一個男人。看到此處
，我的心情是：兩個女人，一個為了死去的男人活着，另一個為了活着的男人活着，其
間是否存在什麼本質的區別?就如生者與死者之間已無法有平等意義上的愛情，因為生
者的一方還在付出，是死者已無法付出了，華菁與尹工程師之間的愛情也早已喪失了平
等，因為華菁付出了她整個青春與生活，而尹工程師卻一點也不曾犧牲。這兩份不平等
的愛情本質上是那樣接近，而華菁的灑脫，自在，自我完善，弄到頭來，其實只是為了
向男人奉獻一個更完美的“我”，其奉獻的目的是一致的，其喪失自我的結局也是一致
的。這是一個比宋惠珊更可悲哀的女人，她自以為自己解放了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
豈不知不過是向男人提供了一個“新女性”罷了。看來，無論換多少種活法，結果都是
在一個固定的樊籬之中。
那么女人終究如何才可找到自己?終究是什麼才是女人自己?陸星兒到了這裡才真
正地碰了壁，走到了絕境。在以往的陸星兒的小說中，很少有過絕望的境地，每一種困
難都可找到解決的辦法，今天沒有，明天、後天就有了。而在此，她終於接觸到一種難
以解決的困難。這種困難的難以解決是在於：造成它的原因同時也是它的結果，它的結
果也就是原因。其原因和結果可以互相轉換，如在某一面加力，就只會將困境向深處推
進。比如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寫香港失陷促成一對苟且偷安的市民男女的婚姻
。文末她說，是其愛戀傾城，還是傾城造成了他們的婚局?有時候，誰是因，誰是果，
是難以說清的。在《一個和一個》這裡，華菁越是完善自己，使自己獨立，其結果就越
是完全徹底的奉獻，使這奉獻升級，提高了質量；而也正因為有一個男人在等待着接受
她，她才能平靜地，安祥地，內心充實地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人生不至象宋惠珊那樣的
虛空、無聊與前途茫茫。於是，受到華菁思想啟蒙的宋惠珊在發現她與尹工程師的戀情
時，她象受了騙一樣，一遍一遍地對自己說着：“原來……原來……”地上了車，然後
，有一段描寫——“跳上車，車便按着一個循環的路線運行，起點便是終點，終點又便
是起點。”她心裡甚至生出了換房的念頭。此時此刻，她的心情就好象失去了一個同路
人，她無法了解，其實她與她全是在一個樊籬中活動，只不過華菁的姿態優美一些罷了
。這個樊籬就是男人。接下來的問題是，她們能不能衝出這個樊籬，或者說，這個樊籬
是不是她們想衝出就可衝出得的。象華菁這樣的女人都作了努力，卻依然沖不出；而陸
星兒下決心換一種活法，歸根到底還是沒有換成，那麼就有一個問題升起在我們面前：
究竟，女人是什麼，男人又是什麼。這是一個人類的命題，也是一個人性的困境。陸星
兒走過了許多路，終於到了這一個困境，我希望她不要因為害怕困難，而回頭，或者繞
道而行。
《一個和一個》是陸星兒至今為止最成熟的一篇小說，且不說小說寫作上的種種
嫻熟自然的手法，最重要的是，陸星兒在此終於接近了人性的困境，這困境是在人性深
處，可說是核心的地位。陸星兒作為一個女人的發問：我到底要什麼?可說已到山重水
復的盡頭。她百思不得其解：一個女人終究要什麼。她想象不出一個幸福得意的女人，
她的女人總是處在很多層的重負之下，而到了宋惠珊和華菁，她才將她的女人放在了女
人自己的重負之下，於是，問題就變得無從解決了。陸星兒終於想到了作為一個女人的
自身的問題。她不再陷落在女人的自我意識中，眼光向外的眼光自審了。於是，這一個
“我到底要什麼”的問題，就不僅僅是從作為女人的陸星兒的腦海里升起，而是超出了
性別的界限，在一個更大的範圍里響亮地發問。
性別中有許多奧秘，然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我們常常難以認
清自己，只有當我們超然於自己的性別之上，方可看清其中奧秘。而一個人的性別是那
樣融於我們的血液，建築起我們的肉體，推動我們的頭腦，我們基於我們的性別活動與
判斷，如要超然，就好比是重建一個自我。重逢一個自我的工程是那樣浩大與艱難，自
然助不了我們一點，只有憑我們自身理性的力量。偏偏女人又缺乏理性，洶湧澎湃的感
情在理性脆弱的堤壩里奔流。但是，做一個作家，已是陸星兒別無選擇的命運，她已幸
運或不幸地邁出了腳步，儘管前途茫茫，卻無法再回頭了。
一稿於1989年1月11日
二稿於1989年1月1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