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年1月16日-2004年12月28日 ）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她的写作领域广泛，在文学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著称。著作主要有《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等。2000年，她的历史小说《在美国》获得了美国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s）。

除了创作小说，她还创作了大量的评论性作品，涉及对时代以及文化的批评，包括摄影、艺术、文学等，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此外，她也是一位反战人士及女权主义者。”

偶然读到她的一篇访谈，很喜欢，上网下了她的两本原著。 果然是敏锐理性的思考者， 更喜欢。

访谈录如下， 发人深省，读之获益匪浅：

疾病的隐喻

作者：乔纳森-科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讯读书

　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病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四年前当你发现自己罹患癌症，你马上开始了关于疾病的思考。我记得尼采 （Nietzsche）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心理学家来说，很少有像健康与哲学的关系这么有趣的问题，如果他本人生病了，他会把对科学的全部兴趣带入他的疾病。”这是你写作《疾病的隐喻》的初衷吗?
嗯，生病让我开始思考关于疾病的问题，当然是这样。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我都要思考。我所做的就是思考。如果我遭遇一次空难，成为唯一的幸存者，我很可能对航空业的历史产生兴趣。可以肯定，过去两年半的经历会体现在我的小说中，不过是以非常迂回的方式。但是就写作随笔而言，要问的问题不是“我经历了什么?”而是“疾病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是怎样想的?”我检视了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自己就对疾病抱有许多幻想，特别是关于癌症。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疾病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思考，你很可能就会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即使是那些相对开明的观点。
　　这并不是说我给自己下达了一项任务——“好吧，现在我病了，所以我要思考它”——我就是在思考它。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走进来谈论你的病情……你听着，开始思考他们在说什么、是什么意思、你得到了哪些信息、应该如何评价这些信息。但同时你也在想，人们这样说话多奇怪啊，然后你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疾病的世界里存在着一整套独特的信条。你可以说我是在将其“哲学化”，我不想用这么夸张的词，因为我对哲学太崇拜了。不过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将任何事情哲学化。我是说，如果你恋爱了，你会开始思考什么是爱，如果你生性喜欢思考的话。
　　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普鲁斯特（Proust）的专家，他发现妻子有了外遇，嫉妒得发疯，受到很深的伤害。他告诉我他开始带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重读普鲁斯特关于嫉妒的论述，开始思考嫉妒的本质，并将这些想法进一步深化。这样一来，他在普鲁斯特的文本与自己的经历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关系。他很痛苦。他的痛苦是绝对真实的，而且他无法逃避这样的事实：即他开始思考关于嫉妒的问题是因为妻子有了外遇。但是直到此时此刻他才第一次对嫉妒有了深刻的体会。他以前阅读普鲁斯特笔下的嫉妒时，是以一种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方式。只有在经历之后你才能真正把自己跟作品联系起来。
我也渴望像那样阅读，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病态的嫉妒。同样，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生病和像你那样思考疾病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需要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刚好相反，对我来说不去思考它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是思考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躺在医院里，想着自己可能要死了，对我来说需要相当超脱才能不去想它。在我看来，有两个最需要努力超脱的阶段：一个是病得最重、完全无法工作时，另一个是回过头来完成我的摄影书（《论摄影》）时。那段日子快把我逼疯了。我终于能够开始工作，是在诊断出癌症的六七个月之后，当时《论摄影》还没有完成，尽管那本书在我头脑中已经成型了，剩下的只是执行，要以一种生动有趣、谨慎恰当的方式把它写出来。但是去写一些与当时的我无关的东西，这让我抓狂。我只想写《疾病的隐喻》，因为在我生病的头一两个月里，所有关于这本书的想法纷至沓来，而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摄影书上。
　　你看，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地活在当下——真正地活在此时此地，全身心地关注世界，包括自己。你不是整个世界，世界跟你不同，但你身处其中并且关注着它。这正是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作家关注世界。我强烈反对唯我论那种一切都存在于你头脑中的观点。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是否置身其中，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正在经历某个重大事件，在我看来，去写正在发生的事情，要比放弃它去写别的东西容易得多，因为后者需要你把自己劈成两半。人们说我写《疾病的隐喻》是一种超脱，实际上我一点都不超脱。
或许“距离”这个词更准确?我注意到你经常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比如你在《论风格》中说：“一切艺术作品都基于某种距离，即与被再现的生活现实拉开的一定距离……正是距离的程度、对距离的利用以及制造距离的惯用手法，才构成艺术作品的风格。”
不，不是距离。或许你比我还要了解我的作品……这不是讽刺，因为很可能我的理解并不充分。不过我根本没有感觉到距离。对我来说，写作通常并不是一种享受。写作常常是冗长乏味、令人厌倦的，因为我写作时要修改无数遍草稿。我不得不等了一年才开始创作《疾病的隐喻》，但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写得相当快、而且写得很开心的作品之一，因为我终于可以跟那些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了。
　　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每周去三次医院，听着这样的语言，看着人们成为这些愚蠢的想法的受害者。《疾病的隐喻》和关于越战的文章可能是我毕生作品中仅有的两个例子，我知道自己写的东西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能够以一种直接、实际的方式真正对人们有所帮助。我不知道我的摄影书有没有用，除了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它增加了人们的认知和事物的复杂性，我认为这总归是好事。但我知道有人因为读了《疾病的隐喻》而去寻找恰当的治疗方案，这些人本来抱着抗拒的态度，只肯接受一些辅助的精神治疗，因为读了这本书，他们现在愿意接受化疗了。这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唯一原因——我写它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说出了真相——但是写的东西能够对人们有用，这让我非常高兴。
接着尼采的话说：“那化为哲学的，在一个人是他的缺点，在另一个人则是他的财富和力量。”有意思的是，在你因疾病而遭受痛苦时，你的“缺点”却并没有化为哲学上“病态的”作品。事实上，你创作出了一部丰富而有力的作品。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想的……当然，他们告诉我，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痛苦的手术，还有我所有的思想都将在一两年之内死去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我经历了不折不扣的动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狂喜。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病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不想说这是一次积极的经历，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当然，其中有积极的一面。
　　所以可以说，你的经历并没有把你的思维过程“癌症化”。
没有，我得知自己患上癌症两周后，就把这些念头赶出了脑海。我最先想到的是：我做了什么，必须承受这样的痛苦?我选择了错误的生活方式，我太压抑了。是的，五年前我遭受了巨大的悲痛，这一定是严重抑郁的结果。
　　然后我问我的一位医生：“你认为哪些心理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他说：“哦，关于得病的原因，不同年龄的患者有过各种各样有趣的说法，不过当然都不是真的。”他就这样彻底否定了我的想法。所以我开始思考结核病的问题，然后这本书的主要论点就明朗了。我决定不再责怪自己。我跟所有人一样有着产生负罪感的倾向，可能比一般人更甚，但我不喜欢这样。关于负罪感，尼采是对的，它很可怕。我宁愿感到羞耻。羞耻更客观，而且与一个人的个人荣誉感有关。
你在关于越南之行的文章中谈到过羞耻和负罪文化之间的差别。
嗯，显然这里有一些重叠。一个人可能因为没有达到某种特定的标准而感到羞耻，但是人们的确会对疾病抱有负罪感。我是个喜欢承担责任的人。每当我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比如跟错误的人在一起，或者在某件事情上走投无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类事情——我总是倾向于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抱怨都是别人的错。我讨厌把自己看成受害者；我宁愿说：好吧，我选择跟这个人相爱，事后证明他是个混蛋。这是我的选择，我不喜欢责怪别人，因为改变自己要比改变别人容易得多。所以不是我不喜欢承担责任，只是在我看来，当你生病乃至患上绝症，就像遭遇车祸，为生病的原因而烦恼一点意义也没有。有意义的是尽你所能地保持理性，求助于正确的治疗方案，以及一定要保持求生的意志。毫无疑问，如果你自己不想活了，你就成了疾病的同谋。
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他被描述为一个受祝福的人，行为完全正直。但是撒旦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侍奉上帝。于是上帝一步一步撤去保护，容许撒旦夺去约伯的财富、子女和健康。约伯保持了忠诚，没有诅咒上帝。没有负罪感——他感到坚定和愤怒。 后来上帝对约伯的祝福超过以往，他又活了140年
我也同样坚定不移。但我没有感到愤怒，因为没有愤怒的对象。你不能对大自然愤怒。你不能对生物学愤怒。我们都会死，虽然很难接受，但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在你的意识当中，你似乎是一个人被困在一具通常只能体面地维持七八十年的躯壳里。从某个时刻起，身体开始衰退，然后在你的后半生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你眼睁睁地看着它渐渐损耗，什么也做不了。你被困在里面，当它损耗殆尽，你就死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可以去问问那些六七十岁的人对年龄的自我感觉，如果你跟他们足够熟悉的话，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感觉只有十四岁……当他们照镜子，看到那张苍老的脸，他们会觉得一个十四岁的人被困在了一具衰老的躯壳里！你的确被困在这样容易朽坏的东西里。它不仅会像一架机器达到预期寿命、最后报废一样，而且会慢慢地损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着它渐渐失灵，皮肤不再有光泽，原本简单的事也变得困难重重，这是非常让人难过的。
就像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说的：“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
是的。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说“老年如船难”，的确如此。
你如何看待尝试从哲学甚至神秘学的角度去克服这种二元性?你现在所说的这些都是从经验的、常识的角度出发的。
我认为这种受困的自我感觉是不可能克服的。这是一切二元论的起源——柏拉图的、笛卡尔的，诸如此类。尽管我们知道这经不起任何的科学分析，但我们无法不在保持清醒的同时意识到“我在我的身体里”。当然，你可以试着去接受死亡，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将重心转移到不那么依赖身体的活动上来，但是你的身体对其他人不再有吸引力，运转的状态也不再让你满意，因为它就是在衰退，就是越来越虚弱。
　　传统的人生轨迹是在生命的前期更加偏重体能，后期更加偏重思想。但是要记住，尽管机会渺茫，尽管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但一个人总是可以拥有其他选择。应该说，我们关于人在不同的年龄能够做什么、年龄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观念是相当武断的——跟性别定势一样武断。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两种最主要的成规。与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做人类的价值标准，其他东西至少是没那么有价值，或者干脆是劣等的。老年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因为年老而感到难堪。
　　你年轻时能做什么、年老时能做什么，跟如果你是女人能做什么、如果你是男人能做什么一样，是一种武断的判断，完全站不住脚。人们经常说：“哦，我做不到。我已经六十岁了，太老了。”或者“我做不到。我才二十岁，还太年轻。”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一生之中你总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不过你更希望能够真正自由地做出选择。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拥有一切，你必须选择。美国人倾向于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我就喜欢美国人这一点（笑），在这方面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你不能把一件事情无限期地推迟下去，事实上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说到性别定势，我和戴维（David Rieff）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我们来到文森尼斯大学，我应邀参加那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戴维、我和另外四个人一起去喝咖啡。碰巧的是，四个人都是女性，她们都是文森尼斯大学的教师。我们在桌子旁落座后，其中一个女人用法语对戴维说：“哦，可怜的家伙，不得不跟五个女人坐在一起！”大家都笑了。然后我对这些女人说：“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刚才的话是在贬低你们自己?”如果情况相反，一个女人跟五个男人坐在一起，你能想象其中一个男人会这样说吗：“哦，可怜的家伙，不得不跟五个男人坐在一起，没有一个女人作伴。”不可能，这个女人会感到骄傲。
不知道戴维是怎样想的。
　　我敢肯定如果你去问他，他只会说：这有什么奇怪的?（笑）但实际上我知道他受够了这些女人的不自尊，女人对女人的厌恶。而且别忘了，她们是职业女性，可能还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她们的表现完全是下意识的。
当然，另一个极端就是这些女人应该对戴维说：“你怎么不走开！”
是的，没错。
这种反应也不怎么得体。
一点也不。但我认为，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你能在年轻人和老年人身上看到非常类似的情景。如果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无论男女——跟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个老人会说：你真可怜，跟五个老人坐在这儿，一定无聊死了！这样的例子在女性身上司空见惯，但是还没有人说过衰老让他们感觉多么可怕、难堪、退化和懊恼。
有一个有趣的巧合，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的《岁月的来临》和《第二性》中也探讨了同样的问题。
　　嗯，我觉得她是个传奇，她在法国始终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我不同意《第二性》中的部分观点，但我仍然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女权主义著作，她是这项运动的先驱。我还认为她是第一个把衰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的人。
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Kafka）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健康人赶走疾病，而病人赶走健康。这种作用是双向的，所以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怎样才能逃出这个陷阱?
我想，每当你有一种极端的体验，你会跟那些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们建立起一种团结。我知道这种感觉，因为自从我生病后，我与我接触到的那些有残疾或者生病的人更有共鸣了。我感受到一种更加深刻的同情，而且我从不回避跟他们接触。这并不是说我以前是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只是我以前的感触没有现在这么深，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地渴望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
你更富有同情心了。
是的，因为我现在对那些无助、走投无路和遭受痛苦的人们感同身受。这个世界中的人们表现出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令人动容。不过当然，我也知道有的病人是表现癖和虐待狂，利用他们的疾病来控制和剥削别人。无论如何，我的意思不是疾病能使你成为更好的人，相反，疾病可能让人做出任何你能想到的事。但是如果你一直很健康，就像佛陀说的，生病的经历会让你与人建立起另外一种更富同情心的关系。它能做到——不是一定如此，但是它能。而且轻而易举。
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和儒勒·德·龚古尔（1830—1870）在他们的日记中写道：“疾病使人成为敏锐的观察者，就像照相机的感光底片。”结合你在《论摄影》和《疾病的隐喻》两本书中探讨的问题，这个说法似乎特别有意思。
的确很有意思。或许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文化中的人们决定赋予疾病各种各样的精神价值。这是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从自身提炼出任何东西。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合谋消除了一切，只留下最平庸的感觉。我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们经常谈论的神圣感和超凡脱俗的境界。许多曾经用来描述那种境界的宗教词汇正在消亡。或许现在人们能够想象那种境界的唯一方式——一种可悲的替代的方式——就是从健康和疾病的角度……去想象神圣与世俗、人类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的区别。
　　在疾病的浪漫化中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不想说生病只是一种无奈的生理状态。当然各种各样的价值都可以跟它扯上关系，好像这些价值一直悬在半空，现在终于能够落地了，因为现在它们是无害的了。所以我们开始认为，当我们生病时，一些心理上、精神上、人性上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唤起更加极端的意识状态。超凡脱俗不仅是人类的需要，而且是人类的能力，人类能够体会更深刻、更敏锐的感情，而在某种意义上，这通常归属于宗教的范畴。这些宗教词汇消失了，现在我们用医学的、精神病学的词汇来填补它们留下的空白。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人们为疾病注入了各种精神的或道德的价值。你要做的就是回头去看看过去人们是怎样描述疾病的：人们罹患疾病，并不把它当成一种或大或小的灾难，他们并不认为生病是遇到了什么好事，或者意味着什么重大的心理转变正在发生。
　　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如此轻描淡写，是因为若干个世纪以来，他们发明了一整套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其他机制，并使之成为惯例和仪式——例如，斋戒、祈祷或者肉体上的苦修，比如殉道。这些到今天已经所剩无几，由于宗教信仰的消失，精神价值只能依附于两件东西：艺术和疾病。
你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心态导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疗疾病——此类理论，无一例外地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
从18世纪法国的梅斯迈尔（Mesmer）等人开始，诞生了一种现代唯灵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说自己是宗教，有的说自己是某种疗法，比如梅斯迈尔就自称为医生。这些理论否定疾病的存在，认为疾病本质上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或者只是某种精神作用，主张以精神力量医疗疾病。其他一些关于疾病的心理学理论实际上也都是一回事，它们都将疾病转化为某种精神的、非物质的东西，都否定疾病的真实性。
　　例如，我发现在疾病的世界里，一个普遍现象是大多数人对科学缺乏起码的理解和尊重，除非是其最原始的形态，也就是像魔法一样的形态。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声名狼藉，好像它只会带来恶果。当然，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作恶，任何成果、知识或工具都可以用于坏的目的。但我认为，尽管在我们的社会中医疗行业的运行方式并不尽如人意，患者任人摆布，医院浅薄、腐败、物欲横流，但是一个重症患者要想得到正确的治疗，去首都的一家大型医院比去找巫医可靠得多。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被心理暗示的力量治愈，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复杂，比起那些生活在相对简单的社会中的人们，更不容易对暗示做出反应。在简单社会中，传统的民间医学能够成为真正的灵丹妙药。许多草药可以找到明确的科学解释。例如，一种重要的化疗药物就是从植物中提取的，许多所谓的原始社会使用这种植物来治疗癌症。但是我相信科学知识的存在及其进步性，相信人类的身体作为一种有机生物体，能够被研究和解密。基因序列的发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其中可能就包括有效治疗大部分癌症的方法。现在，人们掌握了一百年前的人们所不了解的医学知识，而且是真正的知识。
你怎么看待一个人或多或少应该对自己的疾病负责的信念?你能从爱海德小组疗法est，由沃纳·爱海德（Werner Erhard）开创的一种小组形式的自我实现训练法。的追随者那里听到这样的观点。
我总是尽我所能地承担责任。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讨厌把自己当成受害者，那不仅让我不愉快，甚至让我寝食难安。在可能的范围内，只要不太极端，我的自主意识总是不断膨胀，所以在友谊和爱情中，我总是迫切地为一切好事和坏事负责。我不喜欢这样的态度：“我本来好得很，都是那个人害了我。”即便有时候事实的确如此，我也会努力说服自己，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至少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这让我感觉更有力量，让我相信自己有可能改变现状。所以我对这种信念抱有很多同情。
　　但是就像你说的，在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这种信念变成了妄想。如果你被车撞了，很可能你根本没有责任。如果你生病了，你也没有责任。有细菌、病毒、基因缺陷，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种混淆视听的观念，把人们从他们真正应该负责的领域支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反智的，疾病的心理学理论的大部分拥趸都不相信科学。爱海德小组疗法的信条之一是不许说“但是”。你在讲话时必须消除“但是”和这一类限定语，你必须一直以肯定的语气讲话，这样就把自己绕进了一个死结，因为每当你要表达否定，你就要说“但是”。因此你只能以一种一边倒的方式讲话：你永远不能说“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但是思考的本质就是“但是”……
或者“或者”。
没错，或者“或者”。就是这么回事。
有人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然很可能是杜撰的，有个人极力反对“要么……要么……”（either/or）的句式和思维方式，居然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和/或”（And/or）！
当然，这些都是给人们洗脑的花招，我认为它们本质上是让你变得更自私、更自我，让你只考虑自己的快乐，随意践踏其他人的需要，因为如果这是个“你或我”的问题，毫无疑问你会选择“你”。这赋予人们一种生活中的优越感或者安全感，但是非常简单粗暴。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相信疾病有其物质基础。显然，我无法说服一个基督科学教徒，他可以说：“我就是不相信疾病或死亡是真实的。”当医学或科学不能对某种特定的疾病给出明确的病因，更重要的是，不能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时，这种信条就会大行其道。
　　结核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其病因在1882年被发现，但治疗方法直到1944年才出现。送病人去疗养之类的方法根本没有用。《魔山》 说结核病是变相的爱，卡夫卡说它只是心理疾病蔓延到了身体上。当几乎不再有人死于结核病，所有关于结核病的神话传说都破灭了。所以如果人们发现了癌症的病因却不能治愈它，那么关于癌症的神话还会流传下去。
在你的书中，结核病摆脱了谋杀的隐喻，成为一种信仰和启示。例如，你指出结核病会造成自我提升的假象，让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生出文学上和肉体上的“浪漫的痛苦”，使他们更优雅、更有创造力，甚至更时尚，这些都是将这种疾病的隐喻浪漫化的例子。至于癌症则没有脱离谋杀的隐喻，它就是谋杀。
癌症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事实上癌症也的确没有那么多矛盾因素。它就是一种恶的隐喻，不象征任何积极的东西，但它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当人们说他们真的痛恨、恐惧或者想要谴责什么东西——当他们不知道要如何表达一种恶的感觉时——隐喻是最方便、最可行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灾难、对拒绝接受的事物的感受。
我想谈谈你为《疾病的隐喻》的封面选择的插图。那是一幅15世纪曼特尼亚（Mantegna）画派的版画，描绘的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s）大战九头蛇（Hydra）。在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为了赎杀死妻儿的罪，必须完成十二项功绩，他的第二项任务就是杀死一条有九个头的剧毒水蛇。有一种符号学的解释称，每一件功绩都代表黄道十二宫的一宫，由此证明赫拉克勒斯是代表太阳的英雄。在这种解释中，九头蛇刚好代表巨蟹座，联想到《疾病的隐喻》的封面，这个巧合让我眼前一亮。
　　也让我眼前一亮，我对赫拉克勒斯的功绩的象征意义一无所知。
　　决定自己为我的书选择封面后，我看了各种各样的图片——所有显而易见的选择，比如维萨里安德雷亚斯·维萨里(1514—1564)，著有七卷本的《人体的构造》，是16世纪的人体解剖学教科书。和许多医学图片，还有我从博洛尼亚的一座医学博物馆得到的蜡质解剖模型的彩色照片。我看了又看，看到这幅画时，它一下子跳到我的眼前。我没有做过任何研究，也从来没有去弄清楚这幅画的意义，我甚至不知道它描绘的是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功绩之一。我的选择纯粹是凭借主观直觉，我知道这就是我的书的封面了。
它为什么这么吸引你?
　　首先，我觉得画中的男性人物有一种惊人的美。我想我们的反应首先是感官上的，最后发展为一种艺术审美。表现人的一侧肩膀跟头部一样高、或者高过头部的姿势的作品中，有一种极其动人的东西——我觉得这表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脆弱、激情和强壮。
　　我发现每当我看到一幅画上的人低着头或者抬起肩膀，我都会感到一种疼痛。然后是他的斗篷、他张开的嘴和身体按透视法缩短的方式。他非常年轻，看起来快要睡着了……他的脸上有某种非常色情的东西，你几乎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人高潮时的表情。你不知道他的眼睛到底在看着什么，它们好像在向里看。你看过所有那些描绘圣乔治与龙的图画——都是同样刻板的英雄形象，圣乔治举起手臂，正要将宝剑刺入恶龙的身体。但是在这幅画中，尽管赫拉克勒斯也举起了武器，但九头蛇实际上正在攻击他，你甚至觉得他来不及在九头蛇咬到他的身体之前砍下这一剑。所以这幅画带给我的是一种脆弱和激情的组合。
　　有趣的是，你本能地为你的书选择的封面刚好跟星座暗合，而且象征着赫拉克勒斯在寻求永生之旅中的自我解放。
关于九头蛇，我自己想到的唯一联系是癌症就像九头蛇——砍掉一个头，又重新长出来。
你的话让我想起了罗兰·巴尔特所说的“无处不在的隐喻”。
是的。你知道，当我完成《疾病的隐喻》时，我忽然意识到在这本书中我又回归了《反对阐释》的主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在说：不要阐释疾病。不要用一件事物来解释另一件事物。我的意思绝不是不应该努力去解释或理解事物，而是不要说x的真正意义是y。不要摒弃事物自身固有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的确存在。疾病就是疾病。
　　顺便说一下，有一个隐喻我在书中没有提到。到了现代，原本归结于结核病的东西一分为二——积极、浪漫的一面给了精神疾病，消极的一面给了癌症。但是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隐喻，跟结核病一样耐人寻味，那就是梅毒，因为梅毒也有积极的一面。梅毒不仅因为跟滥交有关而充满罪恶感、令人生畏和富于教化意义，而且附带有精神疾病的属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结核病与其分化之间缺失的一环：一方面是精神疾病，另一方面是癌症。
　　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举止怪异、可能受到欣快症困扰的人——法语中有个词exalté（狂热者）——就被认为患有梅毒。如果一个21岁的年轻人忽然开始语速加快、夜不能寐、焦躁不安、情绪高涨、各种念头层出不穷，他的家长会送他去看医生，检查他是否患上了梅毒。
听起来与速度有关。
正是如此，就像是生命忽然间加速了。因为这些表现被认为是梅毒患者的典型症状。你可以在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中看到，梅毒被认为是天才的代价，它被赋予了某些原来归结于结核病的特质。当然，梅毒会带来疯狂、痛苦和最后的死亡，但是在开始和结束之间，一些了不起的事发生了。你的头脑迸发火花，产生了天才的想法。尼采、莫泊桑（Maupassant）这些梅毒患者都死于梅毒。但是他们都有过那种狂热的精神状态，疾病是他们天才的一部分，或者说疾病造就了他们的天才。所以梅毒作为一种天才的疾病有其浪漫的一面，在你陷入彻底疯狂之前，给你十几二十年心理活动最剧烈、最亢奋的时间。当然，他们本来就有天赋，这同样重要。
那么白血病呢?
是的，白血病是癌症的隐喻中唯一具有浪漫色彩的。如果说有哪种癌症可以成为一种浪漫的疾病，那就是白血病。
说到浪漫色彩，可以参考埃里奇·西格尔（Erich Segal）的《爱情故事》，或者电影《夕阳之恋》。
没错。也可以参考钢琴家迪努·李帕蒂（Dinu Lipatti）1950年在贝桑松最后的独奏——我肯定你听过那场音乐会的唱片——他在别人的搀扶下登上舞台，奉献了这次精彩绝伦的演出，两个半月之后就去世了。死于白血病的迪努·李帕蒂就像死于结核病的帕格尼尼 （Paganini），后者在最后的演出中甚至在舞台上吐血。所以说，白血病是浪漫的癌症。或许因为它是一种与肿瘤无关的癌症，血液中不可能长出肿瘤。白血病给人的感觉不是你的体内长出了什么东西，而是你体内的某种东西正在生长，因为白血病让你的白细胞从20亿增加到90亿。细胞在增殖，但是不形成肿瘤，你也不能做手术摘除它，癌症令人恐惧的截肢和器官切除都不会发生。好吧，或许我在《疾病的隐喻》中对白血病讲得不够多。
关于疯狂，你在书中强调了其浪漫的一面。但是我感觉在过去这些年里，疯狂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很多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
但是你不觉得R.D.莱恩 （R.D.Laing）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被很多人接受了吗?他说归根结底，疯子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因为他们达到了某种意识的极限。最近的《纽约书评》上有一篇奈杰尔·丹尼斯（Nigel Dennis）的文章，他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欣赏的作家之一。文章评论了洛娜·塞尔夫（Lorna Selfe）的一本书，
　　书名叫《娜迪亚：一个拥有惊人绘画天赋的孤独症儿童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娜迪亚的五岁小女孩的治疗过程。这个无师自通的小女孩拥有令人惊叹的艺术天赋，能够像戈雅（Goya）一样画画，而她患有孤独症。这本书的作者是她的心理医生之一，记述了医生们关于应该拿她怎么办的讨论，他们意识到如果治好她的病，可能就会毁灭她的天赋。最后他们治好了她，而她再也不能画画了。奈杰尔·丹尼斯讲述了这个故事，提出了一种观点，就是让她疯狂下去，继续画画。我不可能比他讲得更好了。没有人说当疯子更好，但是显然她的天赋是孤独症的结果，她只有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她的天赋，这种与世隔绝正是疯狂造成的。不过丹尼斯问道：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很重要吗?再说她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了。
正如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莱纳·玛利亚·里尔克（1879—1926）说的：“假如我的魔鬼离开了，恐怕我的天使也会离我远去。”
没错，因为这两件事情是一体的。在这个例子中，一个人的孤独症和她的天赋是一体的，当你剥夺了其中一样，另一样也消失了。你不必相信她的天赋一定来自她的孤独症，只是当你着手干预，你无法在消除一样的同时保留另一样。在这本书中，心理医生说他们认为让娜迪亚享受家人的陪伴对她更有好处，因为她每天只顾埋头画画，她的家人根本不知道要拿她怎么办。但是奈杰尔·丹尼斯指出，她其实是有人陪伴的——她有艺术家的陪伴！他这样说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