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拜年，好好聚一聚。

第二天就要回上海了，每個人都把採購的農副產品打包定當，準備明天一早動身去船碼頭。傍晚時分，突然連隊臨時召集緊急會議。大家一聽就覺得不對勁兒，忐忑不安地走進食堂開會。書記姓徐，臨時傳達場部緊急通知：為了抓革命，促生產，今年春節取消假期，一律留場準備春耕。真是TNND！天下世界哪有如此不講情理的事！整個食堂像炸了鍋似的，怨聲載道。可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抓革命，促生產”的大帽子壓下來，誰敢反對？

回到宿舍，大伙兒怒氣難消，什麼髒話都罵出來。唐班長（我們都叫她唐隊長）鐵青着臉，沉默了一刻，斬釘截鐵地說：“勿睬伊，阿拉管阿拉走！”一言既出，石破天驚。那年頭，違抗場部“抓革命、促生產”的決定，是可以扣一頂“現行反革命”帽子的。但是，每個人都太想回家了，有隊長帶頭，還怕什麼？都是十八、九歲的小青年，血氣方剛，也不考慮後果。現在想想，革命確實要靠年輕人。毛澤東那一票人拉起共產黨準備造反的時候，不都是二十出頭的小青年嗎？一旦年紀大了，世故深了，前瞻後顧，思慮重重，還造什麼反？

全班十二個人，馬上聚集在一起商量對策。唐隊長決定由她帶頭，出了連隊往北走，引開可能出馬阻攔的連隊領導；然後副班長帶着多數人往南走，大家分兩個碼頭上船。商議完畢，各回宿舍。當天晚上，誰都沒有睡好。滿腔的怒氣，反抗的激情，臨戰前的緊張，令人輾轉難眠。有一條令我們事後引以為傲：沒有叛徒，沒有告密者，抵制亂命，義無反顧。

第二天一早，唐隊長帶着兩個隊員，悄悄溜出連隊宿舍區，往北邊的公路疾走。徐書記萬萬沒有料到這一着棋，頓時慌了手腳，急忙趕出去，對着漸行漸遠的唐隊長一行大叫：“唐隊長，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啊！”徐書記是蘇北人，一口標準的蘇北腔，在空蕩盪的田野上迴響，卻引不來任何回音。不知怎麼地，徐書記的喊聲，似乎是懇求多於命令，哀怨勝過威嚴。多年以後，我們赤腳兄弟們重聚，回憶那一次反抗成功，都還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徐書記蘇北口音的呼籲。大家一致認定，徐書記是個好人，只不過當年他代表的那個專制而愚蠢的政權，面對基層群眾的奮起反抗，卻也有黔驢技窮的時候。

唐隊長出走成功，第二撥馬上跟進。我們跟着副班長往南邊的公路開溜。徐書記顧此失彼，一個都沒有追回來。更嚴重的是，骨牌效應產生了，其他班的人見我們出走成功，馬上仿效，一天之內，全連隊三百多人全部走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