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拜年，好好聚一聚。

第二天就要回上海了，每个人都把采购的农副产品打包定当，准备明天一早动身去船码头。傍晚时分，突然连队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大家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忐忑不安地走进食堂开会。书记姓徐，临时传达场部紧急通知：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今年春节取消假期，一律留场准备春耕。真是TNND！天下世界哪有如此不讲情理的事！整个食堂像炸了锅似的，怨声载道。可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压下来，谁敢反对？

回到宿舍，大伙儿怒气难消，什么脏话都骂出来。唐班长（我们都叫她唐队长）铁青着脸，沉默了一刻，斩钉截铁地说：“勿睬伊，阿拉管阿拉走！”一言既出，石破天惊。那年头，违抗场部“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可以扣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但是，每个人都太想回家了，有队长带头，还怕什么？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血气方刚，也不考虑后果。现在想想，革命确实要靠年轻人。毛泽东那一票人拉起共产党准备造反的时候，不都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吗？一旦年纪大了，世故深了，前瞻后顾，思虑重重，还造什么反？

全班十二个人，马上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唐队长决定由她带头，出了连队往北走，引开可能出马阻拦的连队领导；然后副班长带着多数人往南走，大家分两个码头上船。商议完毕，各回宿舍。当天晚上，谁都没有睡好。满腔的怒气，反抗的激情，临战前的紧张，令人辗转难眠。有一条令我们事后引以为傲：没有叛徒，没有告密者，抵制乱命，义无反顾。

第二天一早，唐队长带着两个队员，悄悄溜出连队宿舍区，往北边的公路疾走。徐书记万万没有料到这一着棋，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赶出去，对着渐行渐远的唐队长一行大叫：“唐队长，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啊！”徐书记是苏北人，一口标准的苏北腔，在空荡荡的田野上回响，却引不来任何回音。不知怎么地，徐书记的喊声，似乎是恳求多于命令，哀怨胜过威严。多年以后，我们赤脚兄弟们重聚，回忆那一次反抗成功，都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徐书记苏北口音的呼吁。大家一致认定，徐书记是个好人，只不过当年他代表的那个专制而愚蠢的政权，面对基层群众的奋起反抗，却也有黔驴技穷的时候。

唐队长出走成功，第二拨马上跟进。我们跟着副班长往南边的公路开溜。徐书记顾此失彼，一个都没有追回来。更严重的是，骨牌效应产生了，其他班的人见我们出走成功，马上仿效，一天之内，全连队三百多人全部走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