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福相倚的省悟
1971 年，伟大领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元帅不知什么原因乘机出逃，折戟沉沙，葬送了一世英名。这宗公案，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迷雾缭绕，难见真相。而四十年前的那会儿，对圣上的沉重打击则是显而易见的。据说龙颜憔悴，再没有66 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时那份志得意满和骄横跋扈的气概了。
独裁者的淫威稍挫，体现在政策层面马上就见了一些宽松。从那时开始，上海郊区农场开始执行知识青年大规模上调回城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些已
经在田里跌打滚爬了几年的人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霖啊！
所谓大规模上调，以我所在的连队为例，300 个知青，大概一次会抽调十分之一。我们全连有十四个班，十二个大田班，一个林带班，一个菜
园班。我是林带班的班长，按理说第一批上调是题中之义。从内部透露出来的小道消息，也说我在上调名单之内。正当我憧憬着回城的美景时，正式名单公布，没有我的名字。小道消息又传出来，说我的名字在最后一刻被划掉，换给了一个老柴爿。
“老柴爿”是当时给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到崇明农场务农的社会青年起的绰号。那些人多半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被送到崇明来了。同老柴爿们混久了，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很有才气，不像高考落榜的样子，慢慢才知道，那些人是因为出身不好，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
老柴爿比我们早来好多年，他们早一点走，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几乎到手的名额被人换走，心里总是难过。连队党支部徐书记见我情绪低落，便找我谈谈。我在种田植林之余，经常帮徐书记写一些应付上头的大批判文章，所以两个人关系还不错。他对我说：“班长也不能一下子全走掉，你就再帮我一年，好吗？好好干，明年一定让你走。”
我打年轻的时候就生性温和，随遇而安，换句话说，便是胸无大志，平庸得很。领导既然温言相劝，自然不好驳他的面子，便点头答应下来。自幼儿又浸淫于“君子重然诺”的旧传统，答应了人家，就当桩事情去做。
整整一年，我做得特别辛苦。农场月薪18 元，做不做一样拿，有谁肯好好干活呢？比较苦的就是我们这批当班长的，凡事都得冲在第一。四十年前的事，记忆都淡漠了，唯有一次意外，至今尚未忘却。崇明地处长江入海口，江海之风强劲，因此每隔一段距离，农田间便需开辟一条林带，遍植榆树以抵挡强风对庄稼的吹袭。每一条林带的两侧，是水稻田的排水明渠。明渠内长着很多芦苇，一个春天下来，芦苇长得又高又密，稻田的排水就显得不畅。我们林带班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这些芦苇除掉。明渠很深，总有两米左右，人站在岸上，用锄头够不到下部的芦苇，需要一个人下到渠底，铲除下部的芦苇；另一个人站在岸上，铲除上部的芦苇。谁下去呢？当然是当班长的。盛夏溽暑，骄阳似火，明渠下面水虽然不深，但被炎阳一照，水汽蒸腾上来，就像在蒸笼里一样。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我在渠底锄了半日的芦苇，突然眼前一黑，就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宿舍的床上了。是岸上那个队友见我昏倒在渠内，赶紧把人拖上来，背回连队。其实也没啥，中暑而已。休息半日，第二天照样出工。
一年时间容易过，眨眼又到了上调时间。徐书记实践当初的承诺，专门将我叫到他家，拿出三个去向让我挑：海运局、港务局、冶金局。他帮我分析道：“海运局跑外国，要政审，你的出身肯定通不过。港务局是在码头上扛大包子，重体力活儿，也不适合你；还是去冶金局吧。”我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决定选冶金局。那一年，全连十四个班长清一色上调，听说后来连队里人人争当班长，纷纷表态一定好好干，徐书记的工作轻松了好一阵子呢！
我到了冶金局，才知道工厂远在上海郊区松江县，一个星期仅仅回家一次，比崇明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木已成舟，只能聊胜于无了。上调之后不久，徐书记来上海出差，我们几个同他要好的旧部下请他吃顿饭。当他知道我被分到松江的时候，不禁大叫起来：“阿咦喂，没得命喽！”徐书记是扬州人，一口标准的苏北腔，充满着浓浓的歉意。我赶紧安慰他：“已经蛮好了，已经蛮好了！”我真的丝毫没有埋怨他的意思，这是命，非人力可为。
我的五年农村生涯，就这样结束了。那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回忆起来，如梦如烟，痛苦和恐惧皆已淡去，留下的是趣味和省思。想当年，
如果没有被一脚踢到农村，经历那一份艰难困苦，往后的数十年人生坎坷，恐怕也做不到如此坚韧不挠。分到松江远郊看似倒霉，却因此提供了大量的空闲时间，让我得以继续读书不辍，文革结束后终于考上第一届研究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老子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哲人长于观变，深探事物的底蕴。从青丝盈颠到两鬓如霜，我对于祸福相倚的道理，是参悟得越来越亲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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