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春天，我从崇明被抽调回上海当工人。那时候，伟大领袖还在念念不忘地 呼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过那时候他的接班人副统帅已经出事儿了。想 必这件事对老人家打击沉重，自己千挑万选指定的接班人，明文写进党章，全国人民天天 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怎么料得到他会想在背后捅皇帝的刀子呢？事败出逃，折戟 沉沙，让伟大领袖情何以堪啊！ 所以尽管“进行到底”的口号还例行高呼，毕竟中气不足， 政策上也渐渐向宽松转移了。 

            宽松的结果就是知识青年不必“扎根农村一辈子”，可以回城当工人了。我被分配到 冶金局属下的 901 厂。这是一个编号工厂，按理我这样的资本家狗崽子是不够资格进去的。 但是厂里生产的铍、钛、硅等稀有金属技术落后国外几十年，还有什么“密”可保？大概上 头自觉这个保密保得没趣，所以放宽政策，把我这种出身墨墨黑的人也招进去了。第一天 上班，我们一行二十几个人，个个兴头得了不得，来到卢湾区泰康路的分厂报到。我心中 计算着从家里到厂里的距离，大概骑自行车二十分钟，想想都会笑出声来，今后下班，有 的是时间，总算可以轧女朋友了。君子好逑，不是吗？ 

            厂长致欢迎词，第一句话便是：“你们这一批新工人，全部安排在松江总厂，下星 期一上班。”我的天哪！当头一盆冷水！那时候，松江地处上海远郊（与崇明同一地位）， 单程汽车需一个半小时，当天不能来回，必须住在宿舍里，一星期回家一次。901 厂生产 的稀有金属，过程中排出很毒的氯气，厂里一支当时全中国最高的 120 米烟囱，就是用来 排放氯气的。为此，厂址坐落在松江的郊区，四周全是农田。从农田到农田，这种“回城” 所为何来？！但是生米煮成熟饭，后悔也来不及了。 

            进了工厂，当起电工，屁股上晃悠着电工皮带，成天在车间里兜圈子。前两天看到 63 兄的博文，说在美国碰到跳电，电闸合不上去，花了 40 元冤枉钱。要是我在，那是小 菜一碟，可以帮 63 兄省下一笔铜钿银子。工厂里八小时上班，空闲时间更多。我依然不 喜欢打扑克，但轧女朋友的心思却是有的。问题是上海的女孩子挑选男朋友的标准之一： 必须是当地人。我在松江工作，一星期才能回市区一次，那已经落入半个外地人的层次， 哪能入得妹妹们青睐？在同一个厂里找吧，冶金局的工厂阳盛阴衰，女孩子寥若晨星，多 数是名花有主，也轮不到我。那时候上海的年轻人结婚，男方必须准备“三十六只脚”。我 月薪三十六元，还要奉养高堂老母，怎么省也省不出三十六只脚来。看来纵然君子好逑， 物质条件不具备也是枉然。百无聊赖，只好重拾看闲书的旧营生了。 

            那时候的看书，选择余地略微大一点。比方说批林批孔，孔子怎么讲的总得让吾伲 工人阶级晓得吧？不然怎么批呢？于是乎，有了赵纪彬教授的《论语新探》，有了杨荣国 教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这两位教授都是向来批判孔子的，这本是他们的学术立场， 无可厚非，偏偏赶上政治的浪头，把他们拖将出来，胭脂花粉地打扮起来，当作批孔英雄 般的供着。等到四人帮倒台，这两位又跟着倒霉。做学术的被玩政治的折腾来折腾去，这 可算是中国特色，却又偏偏充满了悲剧色彩。有了这两本书，我又学会一套“反书正看” （也是我杜撰的词）的本事。赵、杨教授的批判文字匆匆掠过，着重看的是孔子及诸子的原文和一些训诂解释，这些书的价值就被看出来了。古人云“读书得间”，我的经验也算现 代的无可奈何的“得间”吧。 

            伟大领袖喜欢卖弄学问，一会儿叫人看《红楼梦》，一会儿叫人看《水浒传》，把 几个粗人出身的将军像许世友之辈弄得晕头转向，对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他这点花 头骗不过真的读书人，所以伟大领袖最恨读书人，说“高贵者最愚蠢”，把他们赶到乡下去 劳改。有了御口金言点名《红楼梦》、《水浒传》，这两本书也就名正言顺地可以看了。 我喜欢《水浒》，钟情里面性格鲜明的人物；对《红楼梦》则不甚恭维，觉得脂粉气太重。 当然黛玉、宝钗教香菱作诗这一段很喜欢看，也郑重推荐给我们古韵诗社的诗友们，那可 是金针度人，受益匪浅的。 

            车间领导见我经常在电工间看书，有时候上头交代大批判的差事，就叫我去应差， 写几篇批判文章。没多久，厂里大概见我文字还过得去，便借调我去厂宣传处临时帮忙。 不需要在充满氯气的车间干电工活，我也乐得清闲。写大批判稿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找 两张解放日报、文汇报拼凑一下就搞定。多下来的时间，可以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看书。 不过要看一些从朋友处借来的好书，我还是不敢太放肆。便想出一个很妙的方法，把书放 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将抽屉拉开来看书，办公桌面上则堆满各种报章文件，作“努力批林 批孔”状。偶尔领导走进来，我便恭敬起立迎接，顺便挺直身子，将抽屉自然地归位，不 落丝毫痕迹。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从来没有失风过。可惜那年头不尊重知识产权，否则我 可以去申请“安全读书法”专利的。 

            大概 74 、75 年左右吧，伟大领袖又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于是各地停办的大学纷 纷重新开张。我们用老眼光看新事物，以为要考试招生，着实兴奋了几天，却马上被一条 新闻醍醐灌顶。人民日报报道辽宁省朝阳农学院招生，考生张铁生交白卷，同时在考卷上 撰文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届时主辽，一见大喜，赞为反资反修 的模范，拍板录取。一时间，白卷英雄全国闻名，还有读书人什么余地呢？

过了几天，上 海戏剧学院也来招生。厂党委书记老钱对我印象不错，就推荐我去上戏的编剧系。名字报 到局里，组织部找他谈话，劈头一句：“你什么人不好推荐，怎么推荐他？”老钱不解： “小伙子表现不错啊！”组织部：“他这样的出身，父亲自杀，叔叔在台湾政府当高官，有 可能上大学吗？”老钱默然，回到厂里将宣传处应处长找去，关照他做做我的思想工作， 不要灰心。应处长同我一讲，我马上表态一定继续革命，他颇为意外，但也松了一口气。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出身这么黑，有可能读大学吗？我感激钱书记和应处长的器重，他 们是基层干部，良心犹在，看人还真是重在表现。文革后我离开厂子，同应处长也失了联 系。今年年初，通过当年的同事联系上他，大家都非常兴奋，计划着我回国时好好聚一聚。 谁知没隔几天，同事来电邮，说应处长心肌梗死，突然去世。我闻讯泫然泪下，不知说什 么好，从电邮中送了一副挽联去，表达对他的无穷哀悼：暌违三十年，方期重剪窗西烛； 噩耗两万里，讵料遥对灵右灯。 

            75 年，我还放弃了一次机会。那是一家电子专科学校，来招自动化仪表专业的学 生。我是电工，专业对口，车间领导也同意推荐。当时电工组的副组长也想去学，同我商 量能否将名额让给他。我思忖他出身工人阶级，推荐上去一定能通过，我何必占着位子， 最后浪费一个名额呢？就让给他了。他感激不尽，我也心安理得。出身这块大石头压在头顶，是永远挪不走的，心思放平，还是看闲书罢。从 73 年进厂，到 78 年离开，这一看又 是五年的光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