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钱先生缘悭一面，未曾面谒。虽然曾经在同一个学术领域工作过，但他是泰山北斗，我是新进后辈，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胆量去当面请益。我的同门学兄写了一篇《“折断”新解》发表在《文史知识》上，有读者发信批评为“胡说八道”，但钱钟书先生却认为“精细准确”，给予明确的肯定。学兄惊喜之余，用骈文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我曾经在村里全文介绍过，这是链接http://www.backchina.com/blog/298023/article-124190.html ），钱先生也回信奖掖，从此便因文结缘，成就了这一段忘年交。我们同班同学都为学兄感到高兴，他的学问，因为家学渊源，是迥出于班里其他同学之上，也只有他，才有实力与钱先生做如此学术切磋。

近来因杨绛先生去世，社会上议论纷杂，对钱杨伉俪的评价非常两极化。赞之者据说将钱杨二位“捧上神坛”，贬之者又欲将二位“撂在地上”。对钱杨二位先生的政治立场和人品做派，我不想多置一词，因为我根本不了解，无从妄言。对于钱先生的学问，有人指责为“两脚书橱”，指责为“没有创造性思想”，我自认为这方面多少还懂一点，所以想来讲几句。

一位学术前辈在评论钱钟书的学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想最好的解决办法只有采用“文革”时排印革命导师语录的方法：即凡属钱公发表议论处都用黑体字排出，所引各家之说的异同接榫处也用符号标明，这样才不致被那些人误认为是他人之说。钱公之语真是字字珠玑、言言金玉，纵有时只有寥寥数语，却也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有了这几句话，整段的引文也都会随着破壁腾空而起了。不过，若不看前面的引文，专挑钱公之语来看，则对其论证的过程往往不甚明暸，也依然会对其妙谛体会不深的。要读懂钱书，必须像读经典那样，字字句句，反复研读。试想不读全书，仅草草浏览，就信口雌黄起来，何尝不是另一种痴人说梦？

以我学习《管锥编》的体会，这位前辈的讲法是通人之论，非常到位和深刻。《管锥编》之难读和难懂，不是读一般古典文学评论书可以相提并论的。说实话，我至今也没有通读过《管锥编》，因为实在太化时间，也实在太难懂，看这本书，对我而言，并没有阅读的享受。但是，当年为了工作的需要，我确实反反复复地通读了《管锥编》第一册的“周易正义二七则”和“毛诗正义六十则”。今天，我就来犯个傻，将“毛诗正义二六则”按那位前辈的方法转录于下，让大家看看钱钟书先生到底有没有学问。凡是钱先生的议论，均以红色加粗标明。

毛诗正义二六    河广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笺》：“船曰刀，作‘舠’，亦作‘舟周”。” 按解为刀、剑之刀，亦无不可；正如首章“一苇杭之”，《传》：“杭、渡也”，《笺》：“一苇加之，则可以渡之”亦极言河狭，一苇堪为津梁也。汉高祖封功臣誓曰：“黄河如带”，陆机赠顾书诗曰：“巨海犹萦带”，隋文帝称长江曰“衣带水”，事无二致。“跂予望之”谓望而可见，正言近耳。《卫风 ∙ 河广》言河之不广，《周南 ∙ 汉广》言汉之广而“不可泳思”。虽曰河、汉广狭之异乎，无乃示愿欲强弱之殊耶？盖人有心则事无难，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歧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此如《郑风 ∙ 蹇裳》中“子惠思我”，则溱、洧可“蹇裳”而“涉”，西洋诗人中情人赴幽期，则海峡可泳而度，不惜跃入（leap’d lively in）层波怒浪。《唐棣》之诗曰：“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论语 ∙ 子罕》记孔子论之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亦如唐太宗《圣教序》所谓“诚重劳轻，求深愿达”而已。苟有人焉，持诗语以考订方舆，丈量幅面，益举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唐诗中示豪而撒漫挥金则曰“斗酒十千”，示贫而悉索倾囊则曰“斗酒三百”，说者聚辩（参观王观国《学林》卷八、王楙《野客丛书》卷二、赵与时《宾退录》卷三、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史绳祖《学斋占哔》卷二、周婴《卮林》卷三、王夫之《船山遗书》卷六三《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一若从而能考价之涨落，酒之美恶，特尚未推究酒家胡之上下其手或於沽者之有所厚薄耳！吟风弄月之语，尽供捕风捞月之用。杨慎以还，学者习闻数有虚、实之辨（杨有仁编《太史升庵全集》卷四三论《公羊传》记葵邱之会），而未触类圆览。夫此特修辞之一端尔；述事抒情，是处皆有“实可稽”与“虚不可执”者，岂止数乎？汪中论数，兼及词之“曲”与“形容”（《述学》内篇一《释三九》中）章学诚踵而通古今语、雅俗语之邮（《文史通义》外篇一《<述学>驳文），已窥端倪。后来刘师培（《左盦集》卷八《古籍多虚数说》）则囿於量沙擢发、海滴山斤，知博徵之多多益善，而不解旁通之头头是道，识力下汪、章数等矣。窃谓始发厥旨，当推孟子。《万章》说《诗》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餘黎民，靡有孓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尽心》论《书》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论衡》之《语增》、《艺增》、《儒增》，《史通》之《暗惑》等，毛举栉比，衍孟之绪言，而未申孟之蕴理。《文心雕龙 ∙ 夸饰》云：“文辞所被，夸饰恒存。.......... 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亦不道何以故。皆於孟子“志”、“辞”之义，概乎未究。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无害，夸或非诬。《礼记 ∙ 表记》：“子曰：‘情欲信，词欲巧’”；亦见“巧”不妨“信”。诚伪系乎旨，徵乎言者之心意，孟子所谓“志”也；虚实系乎指，验乎所言之事物，墨《经》所谓“合”也。所指失真，故“不信”；其旨非欺，故无“害”。言者初无诬罔之“志”，而造作不可“信”之辞；吾闻而“尽信”焉，入言者以诬罔之罪，抑吾闻而有疑焉，斤斤辩焉，责言者蓄诬罔之心，皆“以辞害志”也。高文何绮，好句如珠，现梦里之悲欢，幻空中之楼阁，镜内映花，灯边生影，言之虚者也，非言之伪者也，叩之物而不实者也，非本之心之不诚者也。《红楼梦》第一回大书特书曰“假语村言”，岂可同之於“诳语村言”哉？《史记 ∙ 商君列传》商君答赵良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设以“貌言”、“华言”代“虚言”、“假言”，或稍减误会。以华语为实语而“尽信”之，即以辞害意，或出于不学，而多出于不思。《颜氏家训 ∙ 勉学》记《三辅决录》载殿柱题词用成语，有人误以为真有一张姓京兆，又《汉书 ∙ 王莽传 ∙ 赞》用成语，有人误以为莽面色紫而发声如蛙。《资治通鉴 ∙ 唐纪》六三会昌三年正月“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句下，《考异》驳《旧唐书》误以李德裕《记圣功碑》中用西汉故典为唐代实事；《后周纪》一广顺元年四月“郑珙卒于契丹”句下，《考异》驳《九国志》误以王保衡《晋阳闻见录》中用三国故典为五代实事。皆泥华辞为质言，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盖不学之失也。若夫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诸如此类，无关腹笥，以不可执为可稽，又不思之过焉。潘岳《闲居赋》自夸园中果树云：“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殖”；《红楼梦》第五回写秦氏房中陈设，有武则天曾照之宝镜、安禄山尝掷之木瓜、经西施浣之纱衾、被红娘抱之鸳枕等等。倘据此以为作者乃言古植至晋而移，古物入清犹用，叹有神助，或斥其鬼话，则犹“丞相非在梦中，君自在梦中”耳。《关尹子 ∙ 八筹》：“知物之伪者，不必去物；譬如见土牛木马，虽情存牛马之名，而心忘牛马之名。” 可以触类而长，通之於言之“伪”者。亚里士多德首言诗文语句非同逻辑命题（proposition），无所谓真伪（neither has truth nor falsity）；锡德尼（Philip Sidney）谓诗人不确语，故亦不诳语（he nothing affirms, and therefore never lieth）；勃鲁诺（ Bruno）谓读诗宜别“权语” （detto per metafora）与“实语”（detto per vero）；维果亦谓“诗歌之真”（il vero poetico）非即“事物之实”（il vero fisico）；今人又定名为“羌无实指之假充陈述”（non-referential pseudo-statement）。孟子含而未申之意，遂尔昭然。顾尽信书，固不如无书，而尽不信书，则又如无书，各堕一边；不尽信书，斯为中道尔。

我之所以傻乎乎的将这则考订全文打印出来与大家分享，就是想证明，钱钟书先生的学问，绝不是社会上流传的“两脚书橱”、“没有创新思想”云云能够贬低的。即如这一则考订，就将“诗文之词虚而非伪”这个文学评论中应当秉持的重要原则发挥得淋漓透彻，引证之广博精确，论述之通达深刻，可谓无出其右者。看看当今的古典文学评论圈子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种程度！如果这还算“两脚书橱”，那今天的学术圈子里真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两脚书橱”。

容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知道钱钟书写过一本《管锥编》的人中间，恐怕十有八九并没有通读过这本书（包括我在内），最近对钱钟书啧有烦言的余杰先生、王朔先生等人，恐怕也没有读过《管锥编》。这不稀奇，《管锥编》本来就是极小众的书籍，没有读过是正常的。没有读过却大言不惭地指责作者没有水平，就不正常了。余、王二位先生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过优秀杰出的表现，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们对“隔行如隔山”的钱先生要如此贬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