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從中國原創到西方濫用

——歐美國家制度是傳統中國的降級版

諸玄識

這個奇特的世界制度已經存在五千年了，……中國一直是這個世界體系的樞紐；……而西方在19—20世紀的崛起則只是一個插曲，應該被視為‘中國中心’的短期間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

直到18世紀末，耶穌會傳教士所起的關鍵作用是，直接把中國資料提供給歐洲的“知識界”（Republic of Letters），……他們將中國描述成歐洲政治的近代化的典範。——維也納大學教授喬治·萊納（Georg Lehner）

耶穌會士所介紹的儒學在歐洲產生了“中國熱”……，魁奈、伏爾泰、萊布尼茨、沃爾夫和廷達爾等人，都着迷於儒家倫理和社會學說……；從而儒家的政治藍圖……成為現代國家的理想原型。——英國漢學家雷蒙·道森（Dawson Raymond）

中國傳統政治必須遵循“天道”。

（一）概述古今中西制度的關聯與演進

西方中心論哲學家黑格爾承認：

在古代中國，除了皇帝的尊嚴之外，沒有世襲高官和貴族特權。……一切都是平等的，只有那些有能力的人能夠參與國家管理；亦即，官職是由那些最有才智和教育水準的人來擔任。因此，在西方，中國國家制度常常被樹立為一種政治理想，甚至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模式。……在古代中國，我們看到了絕對平等的現實；……一個人可以憑藉其能力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從而實現其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處於19世紀初“後啟蒙”時代的西方學者（例如康德和黑格爾）都是明目張胆地“盜取中國、盜憎主人”，但他們畢竟沐浴在“中國熱”的餘暉里，以致他們的書中偶爾也會透露像上述黑格爾的“啟蒙運動的中國觀”。然而可恨的是，由於西方中心論的猖獗，後來的黑格爾著作的版本——尤其是“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名著”所選的——把其中有利於中華文明的話語統統刪除了！

中國傳統政治是如何影響西方的呢？伯克利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格雷戈爾（Anthony J. Gregor）告訴我們：“在16—17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從‘神秘的東方’帶回資訊和資料；它們使歐洲人相信，中國政治和社會秩序都是值得效仿的典範。從萊布尼茨到伏爾泰，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都在中國文化及其社會實踐中，看到了特殊的美德；例如，通過考試的人才可以進入中國的政府機構，它被歐洲啟蒙思想家們視為理性法則和理想政治的縮影。”

芝加哥大學教授顧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說：“……自從法國革命的爆發（1789年），人們幾乎忘記了中國對西方民主發展所作具有的一定意義的貢獻。……如果說歐洲人不知道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西方民主，那麼，大部分美國人是知道一些關於他們的民主思想與制度皆來自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傑斐遜被稱為‘北美啟蒙運動的象徵’，但那是來自法國啟蒙運動的孔子哲學！”亦即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說：“美國的憲政和民主均直接擷取於歐洲，間接來源於中國。”

圖 考試～文官制度是人類社會的最偉大的發明之一。英國於1850年代在東印度公司試行，1870年代在其本土及大英帝國採用。美國於1880年代引進之，其餘西方皆效仿。

（二）政治文明的中國原創與西方濫用

國家、文字和發展三者互為條件，相輔而行，缺一不可。

歷史上的民族國家的產生絕非易事，現代人難以想象。國家形成的實質是超越血緣和擴展地緣，而它形成的機緣則是兩股相反的力量交叉平衡的結果：武力爭勝與文化協和。

人類社會中的第一批民族國家是戰國七雄，傳統中國兩千年一直都在努力超越這個“不必要之惡”，而使“天下”不斷擴大。除了中國及其影響範圍之外，世界歷史上的人類族群都是部落或部落聯盟。現代民族國家的群起而林立，開始於18世紀的歐美，這是中華“全球天下”的初級階段——世界戰國。先否後喜，大器晚成。

16—17世紀的歐洲處於宗教失控和國家難產的“陣痛期”（戰亂不止）。它在17—18世紀從中國獲得“文化協和”（儒家思想→啟蒙運動），因而結束宗教戰爭、完成世俗化和建立民族國家。

密歇根大學教授大衛·波特（David Porter）說：“在17世紀，當赴華耶穌會士傳回第一份報告的時候，大半個歐洲陷於宗教戰爭的血泊之中。……絕望中的西方人從中國看到了秩序觀念和可持續性、以及基於智慧的國家機構和有效組織。”

美國鮑登學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進一步指出：歐洲人希望從中國“尋找有組織、有秩序的知識和生活的原則”；……歐洲人讀到耶穌會士和萊布尼茨有關中國的著述，“有助於在這片飽受戰禍的土地恢復理性、秩序和穩定”。

如上所述，西方的民族國家的形成是通過“中國啟蒙”、因而達成“武力爭勝與文化協和的交叉平衡”的結果。但自從19世紀初，西方則強化“武力爭勝”（帝國主義）和弱化“文化協和”（儒家思想）；後者被虛構的“西方傳統”（文藝復興、古典希臘）所取代，旨在使前者合法化。沒有“文化協和”也能鞏固民族國家？這是因為在地緣優勢（海洋地緣）的條件下，西方的內部矛盾可以紓解於外，從而其社會自動出現“妥協、有序、理性”。這種情況到21世紀則發生逆轉，因為“陸權”壓倒“海權”的緣故。

｛公式｝民族國家的形成：武力爭勝 ⇆文化協和。弱化前者、強化後者：“天下”→大同（傳統中國）；反其道而行之：“帝國”→大戰（現代西方）

滅絕土著與美國民主，前者是後者的必要條件

（三）西方的傳統與制度都是最近發明的

至於歐洲各國政治的歷史與傳統，那都是偽造的。正如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所說：“許多我們所認為的源遠流長的‘傳統’……都是最近才發明的。沒有什麼比英國君主制更能體現‘古老’，但這是19世紀末的現代形式之產物……。”

按照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琳達·柯莉（Linda Colley），英國民族國家身份是被發明的，其過程始於1700年左右，而持續了很久。

“……英國是一個被發明的國家，並不比美國早多少。”德克薩斯—奧斯汀大學教授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說：“當人們……轉向傳統時，很快就會發現：歐洲、非洲和亞洲的大多數‘古老傳統’都是最近發明的。”泛西方的“世界歷史”都是虛構的！

人類學家范筆德（Peter van der Veer）指出：“英國人深信自己的優越性，於19世紀下半葉發明了他們的最古老的傳統。”

這裡的“發明”有兩層意思：一是西方傳統與歷史都是後來偽造，一是它的國家與制度都是最近塑造。

那麼，如此偽造和塑造的原型在哪裡呢？弗朗西斯·福山說：“秦朝中國是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國家”。《聖智學習：比較政治》指出：“早在歐洲人考慮基於功績的‘文職行政’之前的兩千年，中國就已經完善了的此種官僚機構。”

至於所謂的“（古希臘）雅典民主”，那是19世紀的西方中心論的傑作。耶魯大學教授弗雷丁格（Moira Fradinger）指出：

我想澄清我對“西方”概念的看法 ，……“虛構”的運作範圍與它的政治形象是聯繫在一起的。…… 特別是在1789年（法國革命）以後，西方通過“復興”古希臘的民主政治，構建了它的“祖譜”與“傳統”，來作為現代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的基石……。也就是說，“古代”民主政治的誕生是西方的杜撰；……把“古希臘”塑造成歐洲文明的源頭， 符合西方的文化與經濟利益。……我將這種由虛構而產生的西方政治血統、以及政治民主與帝國統治的形象，稱為“生成文法”（generative grammar），用它來宣講現代西方的政治行為、對外暴力和文學抒發。

19世紀偽造的“古希臘民主”。

（四）歐洲“中世紀”是周朝封建制的翻版

歐洲各個民族國家主要是在18世紀形成的，之前的一兩百年是轉型的陣痛期——宗教戰爭，再往前則是原始部落社會；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世紀封建社會”和“意大利文藝復興”。〔請讀諸玄識有關“文藝復興”的幾篇文章。這裡談一談“中世紀”政治制度〕。

伊麗莎白·布朗（Elizabeth Brown, 紐約布魯克林大學教授）在1974年提出：我們應該拒絕使用“封建制度”，因為它是被構建的特性。……“封建制度”是一種智力構建，它被16世紀末的古文研究者所發明；而後，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所發展，並且強加於“中世紀”。再說，“封建制度”（Feudalism）這個詞是在19世紀才開始出現在法語、英語和德語裡。

西文“封建”的詞根（feud）原本是指血親或部落仇殺，這正是所謂“中世紀”的特質；但在18—19世紀，該社會與詞語皆被偷換概念，而成了今天的“常識”。

關於中古歐洲的本來面目，人類學家葛拉克曼（Max Gluckman, 1911—1975）指出：“世仇暴力（Feud violence）不是無政府狀態的結果，而是一種社會結構——非國家的部落秩序原則。……這個在原始性的‘封建’部落中發現的機制，同樣適合於中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血親。”

追根求源，耶穌會士利瑪竇、衛匡國和杜赫德等人的中國歷史著述，詳細介紹了周朝的封建制與貴族制，這便是歐洲“中世紀”的原型。科門斯（Bruce Comens）說：“華夏的封建景象產生了中世紀歐洲的相當浪漫的意向”。即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言：“漢語寫作概念成為一種‘歐洲幻覺’。”

針對17世紀死人上千萬的教派與部落的混戰，西方借用了中國文化來救治之；其對症下藥的一個方面則是引進周朝的封建制與貴族制，讓社會有序化和制度化，這是其建立歐美民族國家的前奏。另一方面，17—18世紀掀起的“中國風”（物質文化），也使貴族爵位以及紳士、騎士和淑女都變成了時尚。

隨後，西方一方面借取傳統中國的人本民享與科舉文治，淘汰前不久才引進的“封建～貴族”制度，而建立其“新傳統”——19—20世紀的民族國家制度；另一方面又濫用周朝封建，來冒充其“舊傳統”（中世紀），而與霍勒斯·沃波爾和托馬斯·珀西濫用中國資料，杜撰哥特文學《奧特朗托堡》和《英語古詩遺產》，異曲同工、異塗同歸。

（五）歐美政體實際比傳統中國落後得多

西方是怎樣塑造國家與制度的呢？美國聖母大學的許田波著《中國古代和近代歐洲的戰爭與國家形成》，其中寫道：

歐洲人航行到亞洲後，耶穌會士竭盡全力學習中國文明。他們尤為羨慕中國政治，因而在這方面著述甚豐。……來自中國的新知識傳到歐洲，使啟蒙思想家們驚訝地發現，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先賢已“想他們之所想，做他們之所做”。中國的影響力在普魯士尤為強大。……1693年，歐洲第一個文官考試制度出現在柏林；顧立雅 （Herrlee G. Creel）相信“這個靈感來自中國”，……難怪它類似於中國古代模式。

18世紀的啟蒙運動開闢了歐洲新紀元——完成世俗化與文明化。首先是源於儒家的“以人為本、天賦人權”蔚然成風，從而全面否定教會神權、貴族特權和君權神授（受孟子的“人爵天爵、民貴君輕”的影響）；以致先後爆發了美國革命（1776）和法國革命（1789）：前者建立了擯棄神權與貴族的新國家，後者使西方的“體制爭端”延續了近百年。“啟蒙目標”是實現儒家式的理想國——“天下為公，選賢舉能，有教無類，學優則仕”；到19世紀下半期，由於英美等國逐個採用古代中國的科舉制及文官制度，而似乎能夠臻於理想。但另一方面，西方乃與儒家“行王道、反霸道”背道而馳，走上了帝國主義與世界大戰的不歸路。

比較古今中西的政治。歷史中國分為三個階段：1.前傳統（夏商周：封建制與貴族制）；2.過渡期（戰國七雄與秦朝統一）；3.傳統時代（儒家治道，大一統，“天下”越來越大）。對照西方，雖然啟蒙思想家憧憬中國的第三階段（文士治國），但西方中心論說它是“東方專制主義”，而自詡達到政治文明的極致。然而，中國傳統政治是“有專制之名，行民主之實”（舉賢任能、德治無為、鄉里自治、王道懷柔）；18世紀以來的歐美政治則相反：以對外製造“非理性”來保持其內部的“理性”（美其名曰“民主”）。後者嚴重依賴“地緣政治”：具有海洋性優勢的國家，它的生存競爭的重心在外，因而其內部寬鬆有序。但到21世紀則走向反面，因為大陸暢通而海權式微。

質言之，歐美政治較之傳統中國落後了兩千年，僅屬於第二階段——“過渡期”（戰國七雄），其特點是“組織力、易動員、排他性、應戰型”；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是如此，所以今天下曰“世界戰國”。

美國民主

圖解 西方民主極具負能量，須被宣泄於外，否則聚爆於內。僅在成功地禍害異族或異域的情況下，肇事人群才會享有“正能量”（民主的光環）。以對外製造非理性，來保持其內部的“理性”（民主、自由、法治）。進而言之，西方民主是“熵”：如果達成內部“熵減”（有序），則須做到外部“熵增”（無序）。這就是說，西方民主是有條件的暫時現象。它在客觀上是“天時地利”（海洋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的產物。一旦“天時地利”發生改變（海權難以扼制大陸），西方民主就會原形畢露於“霍布斯邦”——萬民內訌、萬人槍戰。

（六）現代國家制度是華夏政治的蛻變物

西方是在18—19世紀學到或複製中國國家制度的。丹麥學者雅各布森（Stefan G. Jacobsen）指出：伏爾泰和魁奈“明確建議歐洲國家應將中國作為它們的政治經濟的榜樣。”黑格爾也說：“（西方）他國每每把中國（制度）當作一種理想的標準，就是我們（德國）也可以拿它來做模範。”

西方不能原創民主和法治，更沒有這方面的傳統。民主和法治屬於“人的社會”的特性，而近代以前的西方則是“神的社會”；後者只有“神權”與“神約”，而不存在“人”的權利與人自己的“約法”。例如，巴比倫祭司社會和它的“漢謨拉比法典”則是自相矛盾。所謂的“古希臘、古羅馬”及其立法都是偽造的。再說，西方在1450年之前沒有文字；而在1680年之前，其文字不能表達知識和法律。中古歐洲是個原始部落與神禁的社會，哪來1215年英國《大憲章》！

實質上，民主與法治及其反面（專制）都是偽命題，只有滿足特定條件，它們才能短期成立。當社群遭遇生存危機的時候，人們會依偎專制；當國族的對外競爭取得穩定優勢（其內部緩和）的時候，就有可能出現民主與法治。後一種情況僅是殖民擴張和海洋霸權及其影響力的副產品，被誇耀宣傳而已。毋庸置疑，開拓邊疆和滅絕土著則是美國民主的必要條件。

在海洋時代（世界聯通）之前，各民族都囿於其內部環境，因而治理社會的難度極大；幾乎全是神權禁錮，唯有中國例外——具有現代政治的雛形和理想。“東方專制主義”最多是亂世之權宜，而大部分情況則是：儒家的“良民自治”為主，政府的“有形管理”為輔；後者卻由“有教無類、學優則仕”的精英承擔，又不對外侵略擴張，哪來專制！

現代世界的政治基本上都是中國傳統政治的蛻變或退化，只因地緣政治優劣而表現不同：或是犧牲外部世界而大放異彩，或是承受內憂外患而被妖魔化。

到21世紀，隨着陸權反超海權，“性惡民主”的負面從向外變為對內；這樣一來，西方和西方化的國家或地區則都開始自食其果、自取其禍。

“美國將會變成霍布斯邦”（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come Hobbes State）——在對外霸權受阻的情況下，矛盾就會返回內部：相爭相害，萬人槍戰，國土分裂。

（七）東西方的政治文明演變的深度思考

人類社會分裂為各個國家——“世界戰國”，這在今天是司空見慣和理所當然。然而在古代，建立國家則是極為困難的，今人不可想象。國家的實質是超越血緣和跨越地緣，從而形成更有效的排他性與應戰型的共同體；其形成的前提和契機則是，對外武力爭勝與對內文化協和這兩者的交叉均衡。在國家形成之後，一味武力爭勝則是“帝國→大戰”，強調文化協和則是“天下→大同”；前者是春秋戰國和現代歐美之所為，後者是歷朝儒家和未來中國之天職。

最早的國家是戰國七雄。由於缺少“文化協和”的緣故，中華圈以外的古代社會不可能有國家，而都是血緣部落。中華文明的技術傳播會使戰爭與部落皆擴大，以致禍害文明本身。文化協和指的是，以“人”為本的禮樂制度。

在中國技術傳播的衝擊之下，基督教歐洲從相對靜態變為“無序動態”——戰爭升級，幸虧傳教士引進中國文化而拯救之。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說：“中國儒士是宇宙中唯一有規律的自然神者。”用“自然神”取代宗教之神，從而引領啟蒙運動；於是，西方在18—19世紀陸續建立民族國家。

19世紀的西方全面反動：用基於中國的“文化協和”虛構的“西方古典”（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偽史之支點），來取代前者，旨在強化“武力爭勝”（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西方憑藉“地緣政治”（海洋地緣）的戰略優勢，把其生存競爭的重心轉到外部世界；在此情況下，無需“文化協和”也能保持它的社會穩定與團隊精神。

然而進入21世紀，全球性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逐漸從海洋轉移到大陸；西方自身的禍因亂源很難宣泄於外，倒是聚爆於內。從今往後，缺少“文化協和”的西方必將面臨內亂與分裂。

我們借用“三七開”來比較中西之政治：

第一、古代中國的“專制”是有名無實。進入治世則變為“虛擬統治”：以鄉里或良民自治為主（70%），以權力或政刑管理為輔（30%）。而“美中不足”則是國家缺乏組織力與動員力，來應對大型戰爭。

第二、西方政治的奧秘是，依靠地緣優勢，把主要的生存競爭（70%）轉到域外，而使其內部的競爭（30%）變成“良性互動”。但好景不長，一旦地緣政治的優勢發生轉移，西方自身就會變成人間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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