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从中国原创到西方滥用

——欧美国家制度是传统中国的降级版

诸玄识

这个奇特的世界制度已经存在五千年了，……中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枢纽；……而西方在19—20世纪的崛起则只是一个插曲，应该被视为‘中国中心’的短期间断。——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

直到18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所起的关键作用是，直接把中国资料提供给欧洲的“知识界”（Republic of Letters），……他们将中国描述成欧洲政治的近代化的典范。——维也纳大学教授乔治·莱纳（Georg Lehner）

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儒学在欧洲产生了“中国热”……，魁奈、伏尔泰、莱布尼茨、沃尔夫和廷达尔等人，都着迷于儒家伦理和社会学说……；从而儒家的政治蓝图……成为现代国家的理想原型。——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Dawson Raymond）

中国传统政治必须遵循“天道”。

（一）概述古今中西制度的关联与演进

西方中心论哲学家黑格尔承认：

在古代中国，除了皇帝的尊严之外，没有世袭高官和贵族特权。……一切都是平等的，只有那些有能力的人能够参与国家管理；亦即，官职是由那些最有才智和教育水准的人来担任。因此，在西方，中国国家制度常常被树立为一种政治理想，甚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模式。……在古代中国，我们看到了绝对平等的现实；……一个人可以凭借其能力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从而实现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处于19世纪初“后启蒙”时代的西方学者（例如康德和黑格尔）都是明目张胆地“盗取中国、盗憎主人”，但他们毕竟沐浴在“中国热”的余晖里，以致他们的书中偶尔也会透露像上述黑格尔的“启蒙运动的中国观”。然而可恨的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猖獗，后来的黑格尔著作的版本——尤其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所选的——把其中有利于中华文明的话语统统删除了！

中国传统政治是如何影响西方的呢？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戈尔（Anthony J. Gregor）告诉我们：“在16—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从‘神秘的东方’带回资讯和资料；它们使欧洲人相信，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都是值得效仿的典范。从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在中国文化及其社会实践中，看到了特殊的美德；例如，通过考试的人才可以进入中国的政府机构，它被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视为理性法则和理想政治的缩影。”

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说：“……自从法国革命的爆发（1789年），人们几乎忘记了中国对西方民主发展所作具有的一定意义的贡献。……如果说欧洲人不知道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民主，那么，大部分美国人是知道一些关于他们的民主思想与制度皆来自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被称为‘北美启蒙运动的象征’，但那是来自法国启蒙运动的孔子哲学！”亦即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说：“美国的宪政和民主均直接撷取于欧洲，间接来源于中国。”

图 考试～文官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英国于1850年代在东印度公司试行，1870年代在其本土及大英帝国采用。美国于1880年代引进之，其余西方皆效仿。

（二）政治文明的中国原创与西方滥用

国家、文字和发展三者互为条件，相辅而行，缺一不可。

历史上的民族国家的产生绝非易事，现代人难以想象。国家形成的实质是超越血缘和扩展地缘，而它形成的机缘则是两股相反的力量交叉平衡的结果：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

人类社会中的第一批民族国家是战国七雄，传统中国两千年一直都在努力超越这个“不必要之恶”，而使“天下”不断扩大。除了中国及其影响范围之外，世界历史上的人类族群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现代民族国家的群起而林立，开始于18世纪的欧美，这是中华“全球天下”的初级阶段——世界战国。先否后喜，大器晚成。

16—17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失控和国家难产的“阵痛期”（战乱不止）。它在17—18世纪从中国获得“文化协和”（儒家思想→启蒙运动），因而结束宗教战争、完成世俗化和建立民族国家。

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说：“在17世纪，当赴华耶稣会士传回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大半个欧洲陷于宗教战争的血泊之中。……绝望中的西方人从中国看到了秩序观念和可持续性、以及基于智慧的国家机构和有效组织。”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进一步指出：欧洲人希望从中国“寻找有组织、有秩序的知识和生活的原则”；……欧洲人读到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著述，“有助于在这片饱受战祸的土地恢复理性、秩序和稳定”。

如上所述，西方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是通过“中国启蒙”、因而达成“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的交叉平衡”的结果。但自从19世纪初，西方则强化“武力争胜”（帝国主义）和弱化“文化协和”（儒家思想）；后者被虚构的“西方传统”（文艺复兴、古典希腊）所取代，旨在使前者合法化。没有“文化协和”也能巩固民族国家？这是因为在地缘优势（海洋地缘）的条件下，西方的内部矛盾可以纾解于外，从而其社会自动出现“妥协、有序、理性”。这种情况到21世纪则发生逆转，因为“陆权”压倒“海权”的缘故。

｛公式｝民族国家的形成：武力争胜 ⇆文化协和。弱化前者、强化后者：“天下”→大同（传统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帝国”→大战（现代西方）

灭绝土著与美国民主，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三）西方的传统与制度都是最近发明的

至于欧洲各国政治的历史与传统，那都是伪造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所说：“许多我们所认为的源远流长的‘传统’……都是最近才发明的。没有什么比英国君主制更能体现‘古老’，但这是19世纪末的现代形式之产物……。”

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琳达·柯莉（Linda Colley），英国民族国家身份是被发明的，其过程始于1700年左右，而持续了很久。

“……英国是一个被发明的国家，并不比美国早多少。”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教授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说：“当人们……转向传统时，很快就会发现：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古老传统’都是最近发明的。”泛西方的“世界历史”都是虚构的！

人类学家范笔德（Peter van der Veer）指出：“英国人深信自己的优越性，于19世纪下半叶发明了他们的最古老的传统。”

这里的“发明”有两层意思：一是西方传统与历史都是后来伪造，一是它的国家与制度都是最近塑造。

那么，如此伪造和塑造的原型在哪里呢？弗朗西斯·福山说：“秦朝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圣智学习：比较政治》指出：“早在欧洲人考虑基于功绩的‘文职行政’之前的两千年，中国就已经完善了的此种官僚机构。”

至于所谓的“（古希腊）雅典民主”，那是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杰作。耶鲁大学教授弗雷丁格（Moira Fradinger）指出：

我想澄清我对“西方”概念的看法 ，……“虚构”的运作范围与它的政治形象是联系在一起的。…… 特别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以后，西方通过“复兴”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构建了它的“祖谱”与“传统”，来作为现代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的基石……。也就是说，“古代”民主政治的诞生是西方的杜撰；……把“古希腊”塑造成欧洲文明的源头， 符合西方的文化与经济利益。……我将这种由虚构而产生的西方政治血统、以及政治民主与帝国统治的形象，称为“生成文法”（generative grammar），用它来宣讲现代西方的政治行为、对外暴力和文学抒发。

19世纪伪造的“古希腊民主”。

（四）欧洲“中世纪”是周朝封建制的翻版

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主要是在18世纪形成的，之前的一两百年是转型的阵痛期——宗教战争，再往前则是原始部落社会；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请读诸玄识有关“文艺复兴”的几篇文章。这里谈一谈“中世纪”政治制度〕。

伊丽莎白·布朗（Elizabeth Brown, 纽约布鲁克林大学教授）在1974年提出：我们应该拒绝使用“封建制度”，因为它是被构建的特性。……“封建制度”是一种智力构建，它被16世纪末的古文研究者所发明；而后，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发展，并且强加于“中世纪”。再说，“封建制度”（Feudalism）这个词是在19世纪才开始出现在法语、英语和德语里。

西文“封建”的词根（feud）原本是指血亲或部落仇杀，这正是所谓“中世纪”的特质；但在18—19世纪，该社会与词语皆被偷换概念，而成了今天的“常识”。

关于中古欧洲的本来面目，人类学家葛拉克曼（Max Gluckman, 1911—1975）指出：“世仇暴力（Feud violence）不是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而是一种社会结构——非国家的部落秩序原则。……这个在原始性的‘封建’部落中发现的机制，同样适合于中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血亲。”

追根求源，耶稣会士利玛窦、卫匡国和杜赫德等人的中国历史著述，详细介绍了周朝的封建制与贵族制，这便是欧洲“中世纪”的原型。科门斯（Bruce Comens）说：“华夏的封建景象产生了中世纪欧洲的相当浪漫的意向”。即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言：“汉语写作概念成为一种‘欧洲幻觉’。”

针对17世纪死人上千万的教派与部落的混战，西方借用了中国文化来救治之；其对症下药的一个方面则是引进周朝的封建制与贵族制，让社会有序化和制度化，这是其建立欧美民族国家的前奏。另一方面，17—18世纪掀起的“中国风”（物质文化），也使贵族爵位以及绅士、骑士和淑女都变成了时尚。

随后，西方一方面借取传统中国的人本民享与科举文治，淘汰前不久才引进的“封建～贵族”制度，而建立其“新传统”——19—20世纪的民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滥用周朝封建，来冒充其“旧传统”（中世纪），而与霍勒斯·沃波尔和托马斯·珀西滥用中国资料，杜撰哥特文学《奥特朗托堡》和《英语古诗遗产》，异曲同工、异涂同归。

（五）欧美政体实际比传统中国落后得多

西方是怎样塑造国家与制度的呢？美国圣母大学的許田波著《中国古代和近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其中写道：

欧洲人航行到亚洲后，耶稣会士竭尽全力学习中国文明。他们尤为羡慕中国政治，因而在这方面著述甚丰。……来自中国的新知识传到欧洲，使启蒙思想家们惊讶地发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贤已“想他们之所想，做他们之所做”。中国的影响力在普鲁士尤为强大。……1693年，欧洲第一个文官考试制度出现在柏林；顾立雅 （Herrlee G. Creel）相信“这个灵感来自中国”，……难怪它类似于中国古代模式。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辟了欧洲新纪元——完成世俗化与文明化。首先是源于儒家的“以人为本、天赋人权”蔚然成风，从而全面否定教会神权、贵族特权和君权神授（受孟子的“人爵天爵、民贵君轻”的影响）；以致先后爆发了美国革命（1776）和法国革命（1789）：前者建立了摈弃神权与贵族的新国家，后者使西方的“体制争端”延续了近百年。“启蒙目标”是实现儒家式的理想国——“天下为公，选贤举能，有教无类，学优则仕”；到19世纪下半期，由于英美等国逐个采用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及文官制度，而似乎能够臻于理想。但另一方面，西方乃与儒家“行王道、反霸道”背道而驰，走上了帝国主义与世界大战的不归路。

比较古今中西的政治。历史中国分为三个阶段：1.前传统（夏商周：封建制与贵族制）；2.过渡期（战国七雄与秦朝统一）；3.传统时代（儒家治道，大一统，“天下”越来越大）。对照西方，虽然启蒙思想家憧憬中国的第三阶段（文士治国），但西方中心论说它是“东方专制主义”，而自诩达到政治文明的极致。然而，中国传统政治是“有专制之名，行民主之实”（举贤任能、德治无为、乡里自治、王道怀柔）；18世纪以来的欧美政治则相反：以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美其名曰“民主”）。后者严重依赖“地缘政治”：具有海洋性优势的国家，它的生存竞争的重心在外，因而其内部宽松有序。但到21世纪则走向反面，因为大陆畅通而海权式微。

质言之，欧美政治较之传统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仅属于第二阶段——“过渡期”（战国七雄），其特点是“组织力、易动员、排他性、应战型”；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如此，所以今天下曰“世界战国”。

美国民主

图解 西方民主极具负能量，须被宣泄于外，否则聚爆于内。仅在成功地祸害异族或异域的情况下，肇事人群才会享有“正能量”（民主的光环）。以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民主、自由、法治）。进而言之，西方民主是“熵”：如果达成内部“熵减”（有序），则须做到外部“熵增”（无序）。这就是说，西方民主是有条件的暂时现象。它在客观上是“天时地利”（海洋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的产物。一旦“天时地利”发生改变（海权难以扼制大陆），西方民主就会原形毕露于“霍布斯邦”——万民内讧、万人枪战。

（六）现代国家制度是华夏政治的蜕变物

西方是在18—19世纪学到或复制中国国家制度的。丹麦学者雅各布森（Stefan G. Jacobsen）指出：伏尔泰和魁奈“明确建议欧洲国家应将中国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的榜样。”黑格尔也说：“（西方）他国每每把中国（制度）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德国）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

西方不能原创民主和法治，更没有这方面的传统。民主和法治属于“人的社会”的特性，而近代以前的西方则是“神的社会”；后者只有“神权”与“神约”，而不存在“人”的权利与人自己的“约法”。例如，巴比伦祭司社会和它的“汉谟拉比法典”则是自相矛盾。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及其立法都是伪造的。再说，西方在1450年之前没有文字；而在1680年之前，其文字不能表达知识和法律。中古欧洲是个原始部落与神禁的社会，哪来1215年英国《大宪章》！

实质上，民主与法治及其反面（专制）都是伪命题，只有满足特定条件，它们才能短期成立。当社群遭遇生存危机的时候，人们会依偎专制；当国族的对外竞争取得稳定优势（其内部缓和）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民主与法治。后一种情况仅是殖民扩张和海洋霸权及其影响力的副产品，被夸耀宣传而已。毋庸置疑，开拓边疆和灭绝土著则是美国民主的必要条件。

在海洋时代（世界联通）之前，各民族都囿于其内部环境，因而治理社会的难度极大；几乎全是神权禁锢，唯有中国例外——具有现代政治的雏形和理想。“东方专制主义”最多是乱世之权宜，而大部分情况则是：儒家的“良民自治”为主，政府的“有形管理”为辅；后者却由“有教无类、学优则仕”的精英承担，又不对外侵略扩张，哪来专制！

现代世界的政治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蜕变或退化，只因地缘政治优劣而表现不同：或是牺牲外部世界而大放异彩，或是承受内忧外患而被妖魔化。

到21世纪，随着陆权反超海权，“性恶民主”的负面从向外变为对内；这样一来，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或地区则都开始自食其果、自取其祸。

“美国将会变成霍布斯邦”（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come Hobbes State）——在对外霸权受阻的情况下，矛盾就会返回内部：相争相害，万人枪战，国土分裂。

（七）东西方的政治文明演变的深度思考

人类社会分裂为各个国家——“世界战国”，这在今天是司空见惯和理所当然。然而在古代，建立国家则是极为困难的，今人不可想象。国家的实质是超越血缘和跨越地缘，从而形成更有效的排他性与应战型的共同体；其形成的前提和契机则是，对外武力争胜与对内文化协和这两者的交叉均衡。在国家形成之后，一味武力争胜则是“帝国→大战”，强调文化协和则是“天下→大同”；前者是春秋战国和现代欧美之所为，后者是历朝儒家和未来中国之天职。

最早的国家是战国七雄。由于缺少“文化协和”的缘故，中华圈以外的古代社会不可能有国家，而都是血缘部落。中华文明的技术传播会使战争与部落皆扩大，以致祸害文明本身。文化协和指的是，以“人”为本的礼乐制度。

在中国技术传播的冲击之下，基督教欧洲从相对静态变为“无序动态”——战争升级，幸亏传教士引进中国文化而拯救之。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说：“中国儒士是宇宙中唯一有规律的自然神者。”用“自然神”取代宗教之神，从而引领启蒙运动；于是，西方在18—19世纪陆续建立民族国家。

19世纪的西方全面反动：用基于中国的“文化协和”虚构的“西方古典”（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伪史之支点），来取代前者，旨在强化“武力争胜”（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西方凭借“地缘政治”（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把其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外部世界；在此情况下，无需“文化协和”也能保持它的社会稳定与团队精神。

然而进入21世纪，全球性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逐渐从海洋转移到大陆；西方自身的祸因乱源很难宣泄于外，倒是聚爆于内。从今往后，缺少“文化协和”的西方必将面临内乱与分裂。

我们借用“三七开”来比较中西之政治：

第一、古代中国的“专制”是有名无实。进入治世则变为“虚拟统治”：以乡里或良民自治为主（70%），以权力或政刑管理为辅（30%）。而“美中不足”则是国家缺乏组织力与动员力，来应对大型战争。

第二、西方政治的奥秘是，依靠地缘优势，把主要的生存竞争（70%）转到域外，而使其内部的竞争（30%）变成“良性互动”。但好景不长，一旦地缘政治的优势发生转移，西方自身就会变成人间地狱。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9094335645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