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初，我在美國參加了一次中美歷史學者的交流會。主持會議的美國歷史教授在開場白中說：他問美國學生為什麼要學歷史，絕大多數的回答就是感興趣；他問過台灣的學生，得到的回答是，為興趣而學歷史對我們太奢侈，我們是為了救國而學歷史；後來他接觸到中國大陸的學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竟如出一轍，也是為了救國！當時兩岸處於對立狀況，各自所謂“救國”的內容可能相反。把學歷史和救國聯繫在一起，令他這個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鮮。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學習和研究歷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古代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世界上歷史悠久的民族頗有幾個，好像沒有像我們那樣特別重視歷史文本，對史書賦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見的說法是“以史為鑑，可知興替”。這裡“替”是關鍵，為什麼不是“興衰”？就是一個皇朝由盛而衰，最後被下一個朝代“替換”了，這才是最重要的。所謂一個朝代實際上是一個家族掌權，然後又被另一個家族奪走了，換了姓。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是為了本朝能千秋萬代永遠繼續，避免被別的朝代“替”掉。 誰最該吸取這個教訓？當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謀士們——所謂“帝師”的職責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這個皇位，老百姓是無權參與，也無能為力的，所以歷史首先是寫給皇帝看的。中國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記》例外，是異類。儘管司馬遷本人的職務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是為了皇朝的延續。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個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規律，不是為了漢朝統治能夠永遠持續。所以他膽子很大，一直寫到當代。他是漢武帝時代的人，《武帝本紀》他也寫出來了，而且對武帝，並不歌功頌德。要是看《史記·孝武本紀》，對漢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史記》還有點像布羅代爾所提倡的寫生活史，給各類人都寫列傳，包括《遊俠列傳》、《刺客列傳》、《貨殖列傳》等。儒家歷來是輕商的，但司馬遷給商人也列傳。還有酷吏、循吏，都分別列傳，按照他自己的評判標準。所以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歷史書裡的一個異類。是為記錄史實，也是寄託他自己的情懷。他自己準備藏之深山，是給後人看，不是給皇帝看的。但從此以後，包括《漢書》，歷代所謂“正史”，就是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資治通鑑》是標準的皇帝教科書
沒有列入二十四史，卻最權威、最重要的一部編年通史乾脆就叫《資治通鑑》，顧名思義，目的鮮明，是幫助統治者如何鞏固統治權的。其主筆是司馬光，但此司馬非那司馬，角度非常不一樣。《史記》很多章節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對事、對人的評點，就是抒發己見，不是說給皇帝聽的。《資治通鑑》常出現“臣光曰”，也是作者評論，但是從稱謂看，就是把皇帝作為假想讀者。最後一篇“臣光曰”是致皇帝（宋神宗）的信，篇幅相當長，大意謂：此書是奉先帝英宗皇帝之命編寫的，現在由聖上（即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鑑》，我所有的精力和有限的才智都放到這裡邊了，請當朝皇帝好好讀一讀這部書，我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取捨標準和用意就是說明每一個朝代的興衰有什麼樣的規律，宋朝應如何吸取經驗教訓，才能持續興旺下去。這封信是畫龍點睛，對史書的作用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所以，古人修史的最高目標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夠千秋萬代永存下去。為達鞏固統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條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說，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能不顧及民眾的需求和他們的福祉，但這是手段，目標是為了維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膾炙人口的話：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權。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因為水還是最基礎的。但歸根結底，水的功用是什麼呢？是為了承載上面的皇權寶座。能夠明白這一點，重視民眾這個基礎，就算明君了。但後來因為在皇宮裡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後，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明白了，習慣於掌握生殺予奪之權，以為自己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一意孤行，結果起了風浪，把船給掀翻了。 對當權者的約束作用 從“資治”這一目標派生出來，史書還有一個功能是對當朝統治者起一定的監督和約束作用，這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中國古代史書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這是從孔子著《春秋》時定下來的。遣詞造句都代表着褒貶，叫做“春秋筆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顧准說中國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從“史官”這方面說，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有“秉筆直書”的道德操守。那位齊太史為了一個字，三兄弟前赴後繼，全被殺了。他們為堅守自己的史德，不惜犧牲性命。通常有“殉國”、“殉職”、“殉道”之說，而寫歷史成為一樁慘烈的職業，要犧牲性命，“殉史”應該算是中國特色。不論如何，這兩位史官為後來寫歷史的人樹立了一個標杆，修史者以此為榜樣，堅持寫真事，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國士大夫卻很在乎，當國者更在乎，他們特別在乎自己死後的歷史地位，史書上是把他當成明君還是昏君。要想歷史把他寫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歷史上就會是昏君，亡國之君。從這個意義上，史書對皇帝或君主還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使他們還有所敬畏。 史官的地位有一定獨立性，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記自己的行藏。這個傳統在皇權專制時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簡單。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記下來，堅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頂不住，就破了這個規矩。後來隱惡揚善、歌功頌德就逐漸多了起來。不過總的來說，史官還是有一定的職業道德，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後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為迎合當權者而胡編亂造。所以前人留下的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基本上還有一定可信度。 為什麼近現代官史可信度還不如古代史？
1）過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統，是非標準不變，基本制度不變，主要看誰更符合這一標準。而後世的革命是從理論到制度全盤顛覆。必須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本朝的開國者與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經共事，奉同一正朔（孫中山三民主義），也曾互相殺戮，是現世的仇敵。被打倒的既是立國者也是亡國者，而且還未全亡，偏安一隅，還不能完全算作“前朝”。這樣，兩邊的“筆底春秋”完全相反：這邊是“革命”，那邊是“叛亂”；這邊是英雄，那邊稱“匪首”。更重要是史實的敘述也大相徑庭。 3）古人治史不是為了對民眾做宣傳。一般改朝換代之前總有一個亂世，人心思定，誰能實現安定，統一天下，就是“奉天承運”，老百姓就擁護。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績與現實的民心歸附無關，反而能為當前的當政者樹立榜樣（但也有例外，就是異族入侵，如元、清，對前朝的說法就諸多忌諱。元朝太短，清朝統治者特別怕漢人不服，懷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獄最發達）。而現在寫歷史與當代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息息相關。加之教育普及，關心國事的民眾越來越廣，歷史的敘述與政治宣傳合二為一，不僅對近代史，連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運動就修改一次歷史，真如宋人周密所說：“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齊東野語》），連對孔子也“是非凡幾易”。不僅是筆底褒貶問題，事實的陳述也都須服從當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須遮蔽。 事實上，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官史對晚清的說法以及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之外的各政治派別的褒貶，也有類似的出發點，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對史實的敘述和對人物、事件的評價都有偏頗。只不過那時的官史始終未能壟斷全部史學的話語權。 4）古代皇朝興替，成王敗寇，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是公認合法的，無須掩飾。而辛亥革命以後，君主制被否定，名義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復辟帝制，承認江山私有。理論與實踐脫節，“道統”與“法統”在邏輯上難以理順，對相關的歷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蓋。 5）現代史官的相對獨立性早已蕩然無存！大饑荒的年代，劉少奇曾告誡毛澤東：“人食人是要上史書的”，還希望藉助對身後名敬畏的傳統力量。但是寫史的權力已被壟斷，連饑荒事實本身根本不許載入史冊，其能奈何！？ 所以中國近現代史的官史可信度還不如古代史。不過自改革開放以來，史學有很大進步。真相逐漸透露出來。比如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學術界非常活躍，成果纍纍，出現繁榮景象。這兩年民國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從檔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對史實以及歷史人物重新評價，推翻了不少以訛傳訛的舊說，澄清謊言，振聾發聵。有許多佳作可以說是繼承了中國史學傳統中的優良部分。2011年對近代史來說可算是豐收年，比起十年以前，對於民國史的認識，就大大地不一樣了。還有一些業餘喜好者，也參加進來，促進了“野史”的繁榮，是大好事。但教科書還沒改，還在繼續誤人子弟。 何時治史不再以皇朝興衰為主線
自19世紀中葉，中國人開始放眼看世界以來，再講歷史，就不限於中國，而是世界各國的歷史了。中國人研究外國歷史，最開頭的着眼點是：為什麼他們能打敗我們？這也就是開頭講的中國學生學歷史是為了救國。不管學中國史還是學外國史都是為了救國，這是當時知識精英的共同情結。但是“他們”為什麼強大，就不能以皇朝的興衰為主線了。因為歐洲從中世紀以後的發展途徑，就不是一家一朝的興衰。歷史發展是以生產力、思想的進步和制度的改變為主線。因此，我們在學歐洲的歷史時，總是要學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業革命，什麼時候有了蒸汽機之類。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國界。 作為現代人，放眼世界，回頭看本國歷史是否還能立足於朝代的“興替”？既然號稱“共和國”，又以馬克思理論為主導，那麼，歷史觀就應以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大眾的福祉為標準。評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視角。眼睛不是總盯着上面，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麼器皿，什麼時候機械化、電氣化了，以及風俗的演變等，而統治方式、政權的興替以及制度的變遷只能成為手段。 幾年以前，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曾引起熱議。一般觀眾自然而然會想到“中國崛起”，思考從其他國家的興衰中看出什麼規律。比如紀錄片中提到荷蘭這個蕞爾小國，卻曾經一度因其最自由、最開放、最有創新而領先歐洲，稱霸一時；比如德國作為歐洲的後來者，特別重視教育，19世紀德國的教育在歐美國家處於領先地位，德國也以此興國。這實際上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歷史，脫離了帝王家譜的體系，顛覆了為皇朝服務的歷史觀。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國崛起》這部紀錄片無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如何評價蘇聯解體？ 自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來，其原因和經驗教訓是中國政界、學界戚戚於懷，揮之不去的心結和話題。總結蘇俄歷史經驗教訓的紛紜眾說，大體上有兩種視角。 一、人類文明史的視角 從這一視角出發，得出的結論是蘇聯原來的統治制度對人類的兩大訴求——生產力的發展和公平正義都無法滿足，既無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殺了文化底蘊深厚、優秀的俄羅斯民族的創造力，給俄羅斯及其周邊的民族帶來的禍多於福，因而難以為繼。不論以何種方式，最終舊的制度必然要被拋棄，轉到人類共同發展的軌道上來。這一轉軌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過暴力。俄羅斯得以和平邁過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規模的破壞，是其人民的幸運，也說明民眾的文明程度。總而言之，這是歷史的進步。 二、沿襲朝代興替的視角 這一視角奉蘇共的統治為“正朔”，以同一政權千秋萬代永遠持續為理想，是非褒貶以此為準。於是得出的“教訓”是：從赫魯曉夫開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儘管只是一小部分）動搖了對斯大林的迷信；戈爾巴喬夫進一步“公開化”、“新思維”，“擾亂”了人心；吸取的教訓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強控制。在這裡，廣大百姓的意願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計。歸根結底，最高準則不是社會進步、公平正義、人民福祉，而是鞏固已經奪得的政權。民眾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標。為達此目標可以適當照顧民生，也可以不顧民生，但必然犧牲民權。 告別“打江山，坐江山”思維
有一個說法：“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歷史本身是客觀存在，如何“滅”得了？這裡指的不是史實本身，而是歷史文本對過去重大事件的說法和解釋，更重要的是對史料的取捨。如果把歷史的功能定為為當前政治服務，就難以客觀、真實。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就是圍繞着為斯大林專政的合法性辯護而撰寫的。現在已經知道其中謊言甚多。中共過去也是以這部歷史為國際共運標準文本，所以整個一代人學習的蘇聯“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真正起到了“滅史”的作用。蒙蔽歷史真相，壟斷歷史話語權，是維持專制統治的重要手段。如今治俄國史者揭露了真相，否定這部黨史，就是“滅”了一個神話，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1951年胡喬木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曾經在短時間內為欽定官史。但是經過幾次政治運動，又有所變化，後來為進一步神化領袖、“大樹特樹”，黨史也就完全以“路線鬥爭”為綱，以說明領袖一貫正確，更進一步篡改歷史。1986年胡喬木訪美時，自己都認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作學術著作，不同意放入履歷中。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儘管“官史”還是定於一尊，但是許多歷史真相還是逐步透露出來。這是一大進步。於是又有一些以權威自居的學閥出來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史學界對某一段歷史的不同解釋可以不斷爭論下去，是正常的。隨着檔案的陸續開放，有些本來“公認”的事實也被否定，對歷史人物重新評價，這些都應以事實為基礎，言之有據。而今披露歷史真相的，改變過去偏頗的結論，撥亂反正的，被稱為“歷史虛無主義”，而以愚民為目的的謊言反倒是“正史”，那是顛倒是非。 不同歷史觀是不同的國家觀
不同的歷史觀，歸根結底是不同的國家觀，涉及對政府和政黨存在理由的根本認識。百姓是主人，還是在皇恩浩蕩下的臣民，各級政府官員是“食君之祿”，還是納稅人養活？這“誰養活誰”是問題的根本。 中國由於皇權制度歷史悠久，“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保江山”的觀念根深蒂固，而對現代民主、共和制的認識歷史較短、遠未深入普及，卻又經歷了以人民的名義行極權的歷史。現在要把觀念扭轉到以“民”為目的，政權為手段，十分困難，況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但是中華民族畢竟是要匯入人類文明滾滾向前的洪流的。歷史，不論是本國的還是他國的，已不是只寫給君主看，而是面向大眾、面向後世的。 培根說“歷史使人聰明”，其前提是歷史是寫真相的。長期生活在歷史謊言宣教中的民眾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點清醒地對待歷史，明確人民與朝廷哪個是目的，哪個是手段，最終要“保”的是誰，這是百姓禍福、民族興衰的關鍵。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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