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之子
本文摘自壹嘉新书，李明华著《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以下简称《纪事》）的第四章，“思想的群峰”。 钟灵毓秀、自由奔放的八十年代武大，孕育了一代领时代风骚的的武大人，以及《青年论坛》《这一代》等青年杂志，但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只给了它们极有限的生命：《青年时代》跨四个年头，《这一代》则仅仅出了一期。本文详细回顾了当时的情形。
珞珈山，钟灵毓秀之山，百年老校武汉大学就坐落在这里。武大不仅有山，而且有波光潋滟、水天浩渺的东湖；不仅有山水，而且有花，珞珈樱花誉满全中国。武大山水花簇之境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校园。校园里飞檐翘角、琉璃溢彩的宫廷式建筑，充满高贵典雅之气，见证了武大英才迸发、雄杰辈出的历史。“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旁，镌刻着1984级中文系学生何五元创作的《珞珈赋》： “珞珈有山，雄峙东湖之南，遥踞大江之阴。东临碧水，磨山依稀弄影；西起洪岳，宝塔巍然可登；南极通衢，达中南之枢纽；北揽湖光，仰屈子之行吟。登斯山也，无车马之喧，有奇瑰之景；涛声约若，清风可饮。醉山色，叹古今，其乐也陶陶，其情也欣欣——已焉哉！陶令倘在，敢无厚羡之情？……” 何五元写这篇赋时是大一学生，年仅17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珞珈山东湖水孕育了时代的骄子。《青年论坛》，也源起于这山水之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珞珈山——思想者的摇篮》，文章回忆了80年代武大学子的思想激情和《青年论坛》创办过程与武大的密切关系，从编辑部人员和作者队伍都有浓厚的武大色彩。 说起武汉大学，不能不提到中国著名教育家刘道玉。1981至1988年，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早在70年代末，他就主张废除“文革”中盛行的大学推荐制，为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经过高考入学。在改革浪潮波澜壮阔的80年代，刘道玉深刻认识到中国旧的教育体制的弊病，提出了“教育的创新理论体系”，成为教育改革的先驱。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推动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领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在当时的武大校园，一扫旧日的陈腐之气，教师们精神振奋，学生们充满青春朝气，新的教育体制培育了一大批思想活跃、观念先进的学子，珞珈山成为思想解放和创新的摇篮。刘道玉开明开放的胸怀、爱才若渴的举措，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由史蜀君执导、1983年上映的青春校园片《女大学生宿舍》，就是以刘道玉治下的武汉大学校园生活为背景，反映了80年代大学生精神风貌，成为热门电影。这部电影是根据武大中文系当时在读学生喻杉写的小说改编的。 刘道玉在大胆引进人才方面，的确不遗余力。1982年，刘道玉得知杨小凯非常有才华，但由于户口不能进京而没有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用时，立即派人到湖南，把他和妻女的户口转到武汉大学。杨小凯在武大期间，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当时来武大访问的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了解到杨小凯的学术成果，非常欣赏。在邹至庄的推荐下，1983年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还有人们熟知的学者易中天，毕业后本应回新疆工作，被刘道玉用5个本科生换回武大。 多年后的知名企业家艾路明对武大的学习生活还念念不忘：“我现在仍然十分怀念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日子，在珞珈山上能够自由的读书，独立的思考，深入的论辩，诸如发起多学科讨论会，上各位老先生深刻的课程，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校园里自由、包容、开放的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无形中传承给我们珞珈学子一种胸襟，这份胸襟也在我内心播下了公益的种子。” 《青年论坛》编辑部成员以武大毕业生为主，珞珈山麓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氛围，滋润了《青年论坛》。我们聘任的第一个顾问，就是刘道玉校长。 编辑部在东湖边上，离武大不到3公里，武大的老师学生我们都十分熟悉，为了组稿和联系发行，我们经常骑自行车来来往往。在前面的叙述中，我已经提到很多与《青年论坛》相关的珞珈学子：直游长江全程的艾路明，亚布力企业领袖陈东升，“青春魂”专栏的另一主角王宏维，著名学者郭齐勇、邓晓芒、易中天、赵林、黄克剑、雷祯孝、周民锋、杨再平、於可训、彭富春，财经专家卢建、曹远征，知名律师朱征夫，知名企业家毛振华，部级领导何宪、陈俊宏，以及李晓明（啸鸣）、杜越新、翟志宏等诸多作者。这些作者中，毛振华发表文章时22岁，沈晓冰20岁，邓传明只有19岁。还有前面提到的武大老师陶德麟、萧萐父、王荫庭、董辅礽、冯天瑜、陈志龙、伍新木、张在元等，都是《青年论坛》的热心支持者或文章作者。《青年论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作者周中华，是我们哲学系的同班同学，居然跨界成为了知名的漫画家。还在武大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画漫画，以一幅充满哲理的作品《推与拉》出名。后来经常在《青年论坛》上发表漫画作品，几年后去日本深造，回国后在高校当上了漫画教授。 珞珈山的学子们，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怀念在珞珈山的日子，关心母校的发展。校友中的企业家们，以捐赠的方式回报武大的培育之恩。其中陈东升出资一亿元人民币捐建8000多平方米的万林艺术博物馆，坐落在武大校园的中心位置。还有艾路明、毛振华等捐赠给母校的资金都是数以千万计。 70年代末，珞珈山下诞生了一份轰动全国高校的学生自办文学刊物《这一代》。 《这一代》创刊号的编辑组成员，当时都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编辑组长高伐林在入学时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他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到北京后，成为《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的成员，在记者站长陈东升因故离开北京一年时，他代理站长。
八十年代武大校园中的高伐林。他也将担任《纪事》新书发布会的特约嘉宾兼主持人。
《青年论坛》1986年7月号在“回忆与思考”专栏发表了高伐林的《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这是一篇长文，15000多字，篇幅有19个页码，我担任责任编辑。作者称这是1979年的“我”与1986年的“我”的对话，有反思的意味。很多年后，我请高伐林用简短的文字介绍《这一代》的前后经历，他写道：
《这一代》是1979年底由13所大学的学生自发创办的一份文艺刊物，仅仅出版了一期，准确地说，是残缺的一期，就告停刊。 《这一代》出版于文革结束、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恢复高考后跨进高校的第一届大学生，创作潜力丰沛，迫切地要求能有适合大学生的文艺园地，但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很难马上实现他们的愿望。于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刊物《珞珈山》编辑部倡议：与其坐而等，不如起而行，便联络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吉林大学中文系、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南开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西北大学中文系、贵州大学中文系等12所大学的学生社团，共同创办，轮流主编。创刊号由武汉大学《珞珈山》主编。 该杂志的创刊词写道：这一代有了他们崭新的文学：真实地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理解，通过艺术形象去追求真理，去唤醒人们的信念、意志和尊严，歌唱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而在艺术上决不屈服于任何“最新定制的创作规格”，决不停止对新的艺术风格、艺术方法的追求和探索。 创刊号发表了主要由在校大学生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其中以“愤怒出诗人”总题下的某些诗歌，反映党群隔阂的《桥》、抨击特权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因其锐利的锋芒赢得广大读者，也引起官方的关注；同时，这种跨省、跨校的办刊方式，也被视作违反了有关部门管理规定。创刊号在印刷过程中就受到干预，导致未能完整出版。第2期本应由北京四校联合编辑，也因受到压力而被迫中止。 《这一代》创刊号由参与创办的十三校学生社团分头在各自校园发行，一部分刊物也流散到社会上，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文学界对作品的质量普遍给以好评。参与联合创办《这一代》的学生中涌现了很多后来在文坛上名声斐然的作家、学者。
中国大学的77级、78级、79级，是十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最初入学的大学生，他们在千军万马的拼搏中概率极小地脱颖而出，进入高等学府殿堂，成为“时代的骄子”，也被称为“新三届”。各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最为活跃，纷纷创办自己的校园文学刊物，武大创办了《珞珈山》，还有北京大学《早晨》，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生》，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范大学《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杭州大学的《扬帆》，南京大学的《耕耘》，南开大学《南开园》，杭州师范学院《我们》，贵州大学《春泥》等。欣逢新时期的这一代大学生，曾过有什么样的青春经历？如何定位这一代？他们的特质是什么？《这一代》刊首由北京大学黄子平、中山大学苏炜执笔的“写在创刊号的前面”是这样描述的：
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战斗的；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然而人，历史——严峻的历史已经找到了一个光辉的日子为他们命名。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只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坚毅的面容…… 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追求、幻灭、迷乱、失望甚至绝望，痛苦和欢乐，爱情和仇恨——脉搏与人民的心跳相通，呼吸共祖国的胸膛起伏！有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也有霞飞日出、白云拂天，有大海咆哮、汹涌澎湃，也有潺潺清泉、如泣如诉…… 于是，这一代有了他们神圣的使命：他们是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的继承者，他们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的见证人，他们是走向21世纪绚丽未来的浩荡新军。
这几段话，的确表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情怀和追求，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但他们却没有料到，《这一代》在编辑印行过程中就被当局所关注，政治压力在他们浑然不觉中增长，印刷厂奉命突然中途停印。但此刊箭在弦上，欲罢不能，否则既无法面对满怀期望的各校热心参与的同学，也无法填补已经投入的纸张、印刷费用。“残缺了也必须发行！”高伐林和张桦他们油印了一份《告读者书》，贴在《这一代》的封二：“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高伐林在《对话》中介绍了《这一代》发行时的影响，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代年轻人的高昂热情： 12月上旬，《这一代》在学生中发行了。当天就有了强烈的反响。那确乎可以称为“浪潮”。许多人来函或从外省专程找上门来要求买，刊物很快一售而空。有位老师告诉我们：北京有的青年排了顺序，24小时轮班看，“人歇书不歇”。我们还听说在有的城市这本杂志进入了黑市，被有些人私下卖高价…… 
《这一代》封面和目录
这本残缺的杂志印了16000册，十三校学生社团商量的发行方案是：创刊号编辑组负责4千册的发行和赠阅，其它参与的学生社团各负责发行1千册。但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参与筹办《这一代》的两个学生社团，收到寄去的杂志后，被校方严令销毁，不得发行和留存，所以最后发行的是14000册。杂志定价4角5分，黑市价居然涨到5元一本，超过原价10倍多，编辑部和参与的同学，收到了成百上千封热情的来信。老一代作家和评论家，也纷纷表示嘉许；多家文艺刊物争相要求转载这一期杂志上的作品，影响甚至超出国界、绵延至今。日本有位铃木将久教授，2019年在东京大学“长时段及东亚历史视野中的‘五四’：百年纪念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就重点评述了《这一代》和《青年论坛》这两个杂志…… 但是，“强烈的反响”还有另外一面，来自官方，甚至来自最高层！ 2019年年底，香港中评社出版社出版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回忆录，高伐林在收入该书的文章中披露——
第一期就夭折之后的那年夏天，我去北京参加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抽空去未名湖畔见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炜。张炜告诉我，他那年元月16日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党政干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长篇演讲。讲话中间，邓小平批评民办刊物时，声色俱厉，手中还拿起了一本刊物——他在会场中间坐着，看得很清楚，那本刊物，就是一本《这一代》创刊号！ 当时我听张炜讲也听得心惊肉跳。事后我找出邓小平那篇讲话，已经经过了中央许多大笔杆子的整理润色了，《邓小平文集》中的这段话还是充满了腾腾杀气： “……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举例说，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 其实，小平同志并不了解情况：《这一代》其实根本不是“秘密刊物”——武汉大学党委批给我们的2000元学生科研经费，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批准，在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的印刷厂排印，武大中文系党委还安排了几位教授给我们当顾问…… 大学生们万万没有想到，一腔青春热血、一片赤子之心，却被视为“异端”，《这一代》迅即遭遇封杀。《这一代》究竟触犯了什么禁忌呢？高伐林在给《青年论坛》的《对话》一文中说：
诗，篇幅上小得多，然而却是发行之后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对《愤怒出诗人》这组诗反响之猛烈，令我们瞠目结舌。 “愤怒出诗人”，对什么愤怒？对封建残余，诸如森严的等级、特权愤怒（《桥》、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假如王小平当了法官》等）；对尸位素餐的官僚主义愤怒（《他来自兰考》）；对党风被严重败坏、民主集中制遭到践踏愤怒（《呵，〈修养〉》）；对人性被凌辱、真话遭禁锢愤怒（《爱》）。对假恶丑的否定包含着对真善美的肯定，愤怒的原动力不就是热爱么？如果不是对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爱得深切，这些诗的作者会这样愤不择言、决眦欲裂么！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确实不成熟，粗糙，但它们是人民心声的强烈喷发！ ……我们如同听到晴天霹雳：好几位中央、有关部门与省委的领导同志，先后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提到《这一代》，严肃地批评了其中的几篇作品，主要是《桥》、《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有的“小道消息”还说，某领导同志还对封面提出了质问：“大脚丫子从光明走向黑暗，什么用意？”我们真完全傻了！ ……有个单位的内部简报上是这样评价的：“内容有不少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煽动的。”“《桥》这首诗表明，他们的愤怒是对着党对着党中央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一诗，进而提出了他们奇特的‘阶级论’。”这组诗的‘愤怒’从领袖一直发泄到三千万党员身上。” ……刚刚听到领导同志的批评意见时，我们心里五味俱全：委屈、紧张、惶恐、抵触……还有一点说不清的自豪和悲壮。
即使找出创办过程中种种不当操作，也不能够说这是一个偶然的结局。因为，由一群大学生们跨校、跨地区办一份民间刊物，不仅那个时代不允许，直到今天也是违禁的，不能想象，在今天，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能够允许公民办一份《这一代》这样的杂志。在集权政治下，在言论禁锢环境中，《这一代》被封杀无论如何都是必然的，只不过大学生们过于纯真，对政治的严酷性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同样地，《青年论坛》1987年初也遭遇了封杀的命运，同样也是高层官员发令叫停。不仅再办一份《这一代》这样的刊物是不被允许的，甚至谈论这件事也是有风险的。高伐林在这篇《对话》的开始以《这一代》编者的口吻问《青年论坛》：“你们敢发吗？”我们不怕风险真的就发表了。果不其然，《对话》发表仅仅几个月之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开始了，晚一点这篇《对话》就发不出来了。 高伐林在《对话》中详细回顾了《这一代》从筹备到发行后的热烈反响，然而，《对话》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褒扬了年轻一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更重要的是反思了青年学生自身的认识局限和现实困惑： 时间之流把我们往前推进了七年，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来回顾、审视这个刊物了，可以进一步认识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那段特定岁月里的一部分大学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虑，从而进一步把握近年来他们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他们所部分折射出来的我们民族的历史走向。对于创办者以及当年的大学生，通过回顾汲取历史教训，唤起可能消磨了的锐气；对于当代大学生，这则是一个前车之鉴。 ……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时尚，总是特点与局限相偕而行的。你们这支学生军（高伐林《对话》中这段文字中的“你们”，指的就是1979年的自己和13校伙伴们。——本文作者注）还没有足够的思想魄力和艺术功力去开创、去率领时尚；或者去顶住时尚，在潮流中坚持创作个性，卓然不群。你们只能力图跟上时尚。你们与当时全国民众、青年的情绪、心态相合拍，盯住丑恶腐朽的封建之树在政治与思想这两根枝丫最显眼的毒果：等级特权和现代迷信。人们总是首先注意并解决对自己为害最烈且又暴露最为充分的问题。而个性解放、实现自我价值这一类的问题，暂时还没被你们提上重要日程。你们被时代的罡风惊雷激励着仓促上阵，“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实事求是复归而呐喊，为战略转移而欢呼，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应享受的权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呼号，想用一腔热血去润滑我们祖国锈蚀的轮子。……然而，你们手里没有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先进武器。虽然你们来自社会底层，在十年动乱中与人民共沉浮同忧乐，获得了大量生动印象、切身感受，你们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它们的内涵、洞悉它们的底蕴，无法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现阶段的历史特征、力量对比和现实任务、策略。 …… 青春永远与主人恶作剧。它到来时，让你觉得青春的力量是无限的，自己可以无坚不克；当它流逝了，你才恍然惊悟它的有限。你们当年没有充分估计到，无论是政治民主化还是繁荣文学事业，都是马拉松漫长的里程，不是凭青春的血气之勇百米冲刺就能奏凯的呵！把握不准分寸就是必然的了——这也难怪，从寻梦到寻根，不可能不是一个屡屡碰得头破血流的曲折过程。
高伐林对学生群体自身的剖析，可以说是“刮骨疗伤”。尽管如此，他仍然礼赞这一支“学生军”。高伐林在《对话》中说，事后他与《这一代》编辑组副组长张桦撰文详细地记述了整个过程：
……它充实了我与张桦根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作的中篇纪实文学作品《〈这一代〉与“这一代”》。这部稿子尽管使有的刊物的编辑同志读过两章之后感到“很激动”，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发表。但我俩坚信：它定会有问世的一天，会从一个侧面展示1979年——新中国征途上大转折的一年——的风雨雷电，展现一批当代青年作家在走上文坛的学生军行列中的身影……
确实如此，《这一代》的编辑、作者和参与者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艺术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起到重要作用，如陈建功、刘震云、查建英、黄子平、徐冰、李杭育、王家新、徐敬亚、王小妮、陈晋、徐晓、黄蓓佳、王小平、於可训、苏炜、张德强、龚巧明等。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撰文或者在电视节目中，回忆起自己最初参与创办《这一代》的难忘经历。《这一代》原计划是将由北京几所高校的学生社团负责第2期的编辑出版，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出第2期了。这一本创刊即停刊的残缺的杂志，成为对那个时代、对那一代人的历史见证。及至今天，我们回顾那一段历史，联系现实，可以深刻理解中国走向言论开放、民主政治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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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4年2月24日（周六） 时间：美西时间上午10-12点，美中时间下午12-14点，美东时间13-15点
法兰克福时间晚 19-21点 Zoom链接： https://us06web.zoom.us/j/8836996162?omn=83066625418 Zoom会议号：883 699 6162 主持：刘雁（壹嘉出版总编辑） 特约主持：高伐林（原《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记者，历史媒体工作者，独立撰稿人） 特约嘉宾：吴国光，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 徐友渔，著名学者，作家 胡平，《青年论坛》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原北京社科院研究人员，现居美国纽约 罗慰年 学者，作家，出版人 柳红，学者，作家，维也纳大学东亚所博士候选人 Adrian Geiges 德国媒体人，作家，原德国Stern周刊记者 傅志彬，纪录片导演，作家 莫莱斯, IT从业者，自由撰稿人 张劲帆 澳大利亚华文作家、评论家，华文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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