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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儒批判.導言 2026-11-05 14:53:12


                孔儒批判.導言 

                      陳捷夫
                             
      
孔子之所以成為孔子,孔子之所以成為所謂“至聖”、“王者師”或“素王”等,即在於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張,具備“保皇”的性質和反人類文明的性質。因此,談孔子而不涉及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張,是對讀者的一種誤導。而通過初步的揭露和批判,還原孔子及其儒家的本來的歷史政治面目,既是當今人們重新認識孔儒學說的重要途徑,也是拙作《孔儒批判》一文(初稿)的基本宗旨。

     “君臣父子”觀、“天命”觀和“克己復禮”觀等,是孔子政治思想主張中的三個重要內容。古今社會實踐表明,父子關係完全不同於君臣關係。“君臣父子”觀,既使君、臣、父、子的名分固化,等級化,又將君臣之間的政治雇庸關係,同父子之間的血緣宗法關係混淆化。古今社會實踐又表明,以私擬“武力”為基礎的政治權力,不等於“合法”的政治權力。“天命”觀既將以私擬“武力”為基礎的君主政治權力,予以合法化;同時又將由此而人為造成的“上尊下卑”的種種政治等級差別,予以合法化。中國古代文獻資料顯示,古代禮制的內容眾多而紛繁,而森嚴的宗法制、等級制和荒謬的天命觀等,是構成西周社會制度即“禮”的三個重要內容。“克己復禮”觀,不僅鼓吹和宣揚復辟西周禮制,而且鼓吹和宣揚人們要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去復辟周禮。不難看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張充滿着荒謬和野蠻,是一個政治思想陷井。它不僅為後世那些上壓下,富欺貧,強凌弱等反人類行徑,提供了政治理論依據,而且成為後世“官本位”的思想淵源。

      後世儒家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為了鞏固和維護家天下封建專制的統治,孔徒們殫精竭慮,不擇手段。西漢董仲舒等提出了“三綱五常”等,宋朝朱熹等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等,使孔儒不斷適應新形勢的政治需要。但新瓶裝舊酒,萬變不離其宗,其為“官”的宗旨並沒有變。“天命”觀為官,宗法制為官,等級制等也為官。“禮”為官,“仁”也為官;“忠”為官,“孝”也為官。“名份”為官,“教化”也為官。“克己復禮”為官,“三綱五常”為官,“存天理,滅人慾”也為官。換言之,政治為官,思想為官,文化為官,倫理道德為官,教育為官,選官為官,等等。一句話,孔子及其儒家,為官而生,為官而死,視權力如生命。“官本位”成為孔儒這一封建政治學派的顯著本質。當着孔儒以所謂“仁義道德”作為幌子時,深具迷惑性和欺騙性;而當着孔儒與權力合二為一,渾然一體時,即形成了對社會生產關係的變更和生產力的發展的嚴重製約,危害性更大。“皇權”是保住了,但視人類文明為糞土,以犧牲中國平民大眾的思想、人性、人權、自由和平等等根本利益為巨大代價。中國平民大眾的人生價值,豈是同孔徒一樣,為了“保皇”而生存?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張雖然產生於春秋末期,其旨在宣揚、維護和恢復西周的奴隸主專制制度,但是遭到中國北方各國人民的共同唾棄;儘管戰國孟子也作過繼承和宣揚,但對先秦社會未曾造成重大危害。自西漢以來,由於董仲舒和朱熹等大儒分別相繼的發展和粉飾,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主張一直獲得了所謂“正統”地位,並獲得推行。歷史昭示,孔儒主宰中國政治領域的二千餘年來,並沒有讓人民真正地過上“人”的生活,讓中國走上真正強大的道路,而是讓人民過着低於“人”的生活,讓中國越來越潺弱,以至於直接導致了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的歧視、入侵和民族災難的接踵而至。“前世之不忘,後事之師”(《戰國策.趙策一》),當今中國人應當深深地吸取這一慘重的歷史教訓。

      孔子的政治思想,對於後世家天下封建專制統治者而言,是明燈,是寶貝;而對於中國平民大眾而言,卻有如遮日之烏雲,二千年“如長夜”,是癰疽。孔子是一位封建政治家,更是中國秦、漢至清家天下封建專制統治階級的政治設計師。而作為一個封建政治學派的儒家,既是 “皇權的代理人”,“權貴”中人,同時又是孔子政治思想上的忠實推崇者和推行者。孔儒是中國一切腐朽思想文化的歷史總根源。

      當今世界的文明主流,是民主治政;民主治政的時代潮流已席捲全球,不可逆轉。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決不能倒退回畫地為牢的帝王年代裡去,而應當實現治政上與世界相擁抱。如果說,20世紀是中國人追求民主和科學的啟蒙時代,那麼21世紀的中國,必將是中國人繼續追求、並最終實現民主和科學的偉大時代。在孔儒政治的獨尊下,中國在治政和思想等領域裡幾乎凝固了二千餘年,寸步不前。當今中國人不需要孔儒或任何“聖人”指導下的所謂“民主”;當今中國人要的是沒有孔儒政治思想的現代民主。中國人應當遠離孔儒政治,而實現民主治政。所以說,中國人決不能再為孔儒而生、為孔儒而死;中國人應當人人為自己而生、為自己而死。

      沒有孔儒政治的民族,將是追求進步的民族;沒有孔儒政治的社會,將是追求進步的社會。讓孔子及其儒家那一套腐朽的政治思想,永恆地陳列到中國歷史博物館裡去吧!

     中國歷史上的批孔活動從未停止過,至今方興未艾。本文也是其中之一。

     (2011年3月17日寫於廣州,並發布於凱迪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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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作者:陳捷夫 回復 四川梅艷芳 留言時間:2026-11-12 21:38:08

謝謝鼓勵!目前還沒有計劃接續這個議題,慢點再說。此外,關於郵箱,我來美10餘年,至今仍未向任何個人啟用過,原因是時間不允許,希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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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川梅艷芳 回復 陳捷夫 留言時間:2026-11-12 13:25:19

初步嘗試更值得鼓勵。很多有價值的思想,最初都是從一個疑問、一點思考開始的。只要願意繼續查閱原典、梳理脈絡,慢慢推敲,自然會有新的發現。我也很期待看到你後續的研究成果?你用郵箱嗎?如果方便可以把你的郵箱留給我。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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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捷夫 回復 四川梅艷芳 留言時間:2026-11-12 11:16:43

謝謝!只是一個初步嘗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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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川梅艷芳 回復 陳捷夫 留言時間:2026-11-11 23:14:32

謝謝你進一步補充,也讓我對你的論述思路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你把名學放在法學的基礎位置,再從名與實的關係延伸到法治和道學,試圖重新梳理先秦諸子思想的源流,這個研究角度很有特點。我對你提到的墨子尤其感興趣。過去人們談到墨子,通常首先想到兼愛、非攻和節用,對《墨經》中關於邏輯、概念和名實關係的論述關注相對少一些。你嘗試從這些內容重新認識墨子的思想體系,也讓我想進一步了解。你的這套論證涉及不少古籍和思想源流,後續如果能結合原典逐一展開,應該會有更多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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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捷夫 回復 四川梅艷芳 留言時間:2026-11-11 20:10:55

樓上所提出的問題,在拙文第一、第二部分中,已作出了初步闡述,有勞移步參閱。不過,這裡還可以補充一下,名學、法學與道學之間的關係。

名,指概念,最早發端於楚國君鬻熊,春秋末期老子為之作過詮釋。《列子.楊朱》援引“《鬻子》:‘去名者,無憂(憂)。’《老子》:‘名者,實之賓。’”名,概念,也即是語言文字(符號)和涵義的載體。憂,今作憂,思想、感情。實,物質、事實。賓,從屬、歸屬。大意分別是說,人若沒有思維概念,便沒有邏輯思維。又概念,是從屬於物質或事實的。墨子在其《墨經》中也指出:“名,實合為。”大意是說,名是實的承載體。

任何“法”的制定、解釋與適用,必須以名學為基礎,即必須建立在概念清晰、定義準確、邏輯嚴密的語言和思維基礎之上。在這個意義上說,名學本身即是一種法,即語言與思維之法,也就是核心之法,法中之法。古人把“名”與“法”連稱為“名法”,彰顯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而“道學”,便是名法之學的泛稱。所謂“道家……攝名法之要。”(《史記太史公自序》)便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老子第一章》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非常道”與“非常名”,指的便是“道學”(泛稱)與“名法之學”(實稱)。至於墨子之法,也是淵源自楚國君鬻子的《五典》的,鬻子在教導周國君姬昌祖孫三人之際,就曾多次授引楚國前人的《政典》(參見賈誼《新書》),典通法,《政典》即《政法》,典治便是法治。所以說,鬻子是古典名法學的創始人,老子是古典法哲學的創始人,而墨子則是集大成者,是先秦古典名法學的代表。

(2026年11月11日發布於萬維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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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川梅艷芳 回復 陳捷夫 留言時間:2026-11-11 14:23:58

這個角度很有意思,也讓我想到了自己讀中國歷史時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後世的學術分類,究竟有多少保留了先秦思想的原貌,又有多少是後來的人按照自己的思想體系重新整理的?墨子給我的印象,一直不只是一個提出“兼愛、非攻”的思想家。他對邏輯、名辯、社會秩序和治國原則都有自己的系統思考。若從法與名的關係重新審視他的學說,確實可能打開一個不同的研究視角。墨子是否可以被定義為法學集大成者,還需要回到《墨子》原典,逐篇梳理其思想依據。學術上的重新認識,既需要打破固有框架,也需要經得起文獻考證。

我倒很想看看你在《墨子才是真正的法家》中是如何論證這一觀點的。特別是你所說的名學、法學與道學之間的關係,我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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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捷夫 回復 四川梅艷芳 留言時間:2026-11-10 19:39:26

墨子是中國古代法學的集大成者,這一議題,在拙文《墨子才是真正的法家》中已做了初步闡述。這裡必須指出,墨子的學說主要是法學,即名學,也就是“道學”。“道學”不同於魏晉以來所謂的“道家”。而“法家”一詞,則是東漢儒者班固以“國”和“家”的禮教敘事模式強行扣上去的。區別這些關係,對於“正本清源”有着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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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川梅艷芳 回復 陳捷夫 留言時間:2026-11-10 13:03:03

謝謝指教。先秦儒家與墨家確實是當時影響深遠的兩大學派,二者對社會秩序、政治治理和倫理規範有着不同的理解。孔子強調禮、仁與等級秩序,墨家則主張兼愛、尚賢、尚同和節用。墨家並不等同於後來形成的法家,這幾者之間還需要作進一步區分。我之前的討論主要是想區分孔子的原始思想與後世統治者對儒學的改造和利用,對先秦儒墨兩家的思想交鋒涉及不多。您提出的這個問題很好,也希望聽聽您對儒墨兩家政治思想差異的理解。歷史討論還是需要回到原典和具體時代,不能用一個簡單的標籤概括幾千年的思想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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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捷夫 回復 四川梅艷芳 留言時間:2026-11-09 13:41:00

評論比較理性一些,但對“中國”古代兩大“顯學”(孔子禮教與墨子法學)的理解,則有“不足”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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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川梅艷芳 留言時間:2026-11-08 12:52:06

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皇權制度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係。孔子所強調的君臣秩序、等級名分和禮制規範,後來確實被歷代統治者吸收利用,成為維護政治秩序的一套思想資源。不過,歷史問題還需要區分孔子本人的思想、漢代以後官方儒學的改造,以及歷代統治者對儒家經典的選擇性運用。把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停滯和歷史苦難全部歸結於孔儒,也難免過於簡單。法家制度、皇權結構、土地關係和社會經濟條件,同樣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批判傳統思想,需要有歷史縱深,也需要避免用另一種單一敘事取代舊有敘事。孔子可以接受批評,儒家也不應被神聖化,但歷史人物和思想流派都應該放在具體時代背景中加以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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